汉代儒教方术情况及与道教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认识道教和方术的关系，我们再介绍一下汉代儒教方术的情况。儒教确立始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我们就从董仲舒谈起。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了他独尊儒术的政策和理论原则，这是他的道。《春秋繁露》是董仲舒对他的儒道的发挥。然而，《说文》道：“術（术），邑中道也。”術（术），不过是道中之小者。然而大小也是个相对的概念。在《春秋繁露》中，除仁义礼智、天人感应等基本原则之外，还有和方士们一样的方术。

《汉书·董仲舒传》载“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大议之中，最大者就是郊祭大礼。《春秋繁露·郊事对》篇，就是董仲舒有关郊祭一事与张汤的问答。此外还有《郊义》、《郊祭》、《郊祀》等篇，认为郊祭应在年初；并且只有先行郊祭，然后才可祭其他小神；每当出兵，必须郊祭告天，等等，都可说是祀天之方。和谬忌所言祀太一方，是同一问题。

儒教祭祀的意义，一是报，即报答天地、鬼神、祖宗的恩惠；二是祈，即祈祷。祈祭之中，最重要的是祈雨，这是干旱少雨的农业社会的产物。传统宗教中，有雩祭，就是祈雨。通常是用丰盛的礼品向神灵献祭，严重时会焚烧巫师。但董仲舒发明了一种新的祈雨法，即在不同季节，依五行的方色数目，做不同颜色的大土龙一条、小土龙若干。在社神旁的池水中放入一定量的蛤蟆，向它们祝告。在某一城门外放一头公猪，城内亦放一头公猪，听鼓声，焚烧猪尾。这期间，郡县要祭告山川社稷，百姓要家家祭祀门神，不准伐木，同时进行曝晒巫师等活动。这可以说是祈雨之方。

和祈雨相应的是祈晴。祈晴主要是敲鼓。依董仲舒说，做土龙祈雨是以阴动阴，击鼓祈晴是以阳动阳，这显然是从天人感应理论出发的新方，而不是原始巫术的重演。

近代研究者多把房中术归入道教，其实这也是社会普遍需要的方术，儒教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春秋繁露·循天之道》道，天地阴阳交合产生万物，因此男女交合是循天之道。但天地之气不到盛满，是不交阴阳的，人也应当体会天意，效法天道。其具体规定是：

君子治身，不敢违天。是故新牡十日而一游于房，中年者倍新牡，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当新牡之日，而上与天地同节矣。

襄楷在上书中，就批评桓帝宫女太多，又说所献书中有“兴国广嗣之术”。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太平经》、《河上公老子注》、《老子想尔注》中，都有此类内容。所说之术未必相同，但大体原则一致，即节制性欲。这种术所面向的，首先是皇室和达官显贵，所以不是道教专有的东西。

早期的房中术带有性卫生的性质，而郊祀、祈雨祈晴等，却全是事神术一类。而事神术，是方士们的基本方术。

与事神术相关的，是占卜术。占卜的目的是探测神意，其方法一是通过观测天象，如发生异常，就认为是上帝发布了什么指令；另一重要方法中龟卜和占筮，占筮的内容后来成为《周易》书。到汉代，观测天象被发展成系统的天人感应理论，黄老书如《文子》、《淮南子》等对这个理论都有贡献，但只有董仲舒使这个理论完备起来，并为此后所有的儒者所宗奉。汉代从伏生而下一脉相传的《尚书》学，则据《尚书》中的《洪范篇》，将观测的对象发展到自然界一切现象。《汉书·五行志》就是这种理论和实践的较为完备的记录。研习这种预测神意之术，是汉代儒者的基本事业。

《周易》占卜术在汉代也有了新发展，其主要代表是从孟喜到京房的“卦气说”。扬雄不满足于《周易》的方式，另创一套《太玄》，其目的、手段则同属一类。

天人感应发展到极端，就是谶纬迷信。精通图谶成为占卜术中最重要、也最高级的方式。特别到了东汉，“精通图谶”成为儒者悼词中最美好的赞语。

从《后汉书》起，开始设《方术传》。《方术传》中的人物，除少数身份不明者外，多数是儒者。

《方术传》第一位是任文公，其父任父孙，父子两代都“明晓天官、风角秘要”。往后我们会看到，当时晓风角之术者，乃是儒者。

第二位郭宪，被刘秀拜为博士，后升光禄勋，这是儒者无疑。他随从刘秀到南郊祭天时，忽然回身向东北喷酒三口，执法官弹劾他祭祀不敬。刘秀询问，他说是齐国失火，以此厌胜。后来果然得知郊祭那天，齐国失火。这样的方术，和任何一位神仙相比都是不惶多让的。

高获，“少游学京师，与光武有旧，师事司徒欧阳歙”，自然是位儒者。“时郡境大旱。获素善天文，晓遁甲，能役使鬼神。昱（按：郡太守）自往问何以致雨，获曰：急罢三部督邮，明府当自北出，到三十里亭，雨可致也。昱从之，果得大雨。”

谢夷吾，“少为郡吏，学风角占候”，曾举孝廉，是儒者无疑。他曾受太守第五伦差遣，收捕乌程县长。他到县不办公事，只是痛哭。回来向第五伦报告，说乌程县长很快就会死，不必加刑。一个多月后，乌程县长果然死去。第五伦做司徒，命班固作书推荐他。他能预知自己死期，且“如期果卒”。临死对儿子说，汉末要天下大乱，坟墓都要被掘，所以他“命悬棺下葬，墓不起坟”。如今学术界争议颇多、悬而未决的悬棺葬问题，不知是否与此有关。(www.xing528.com)

同时有博士郭凤，“亦好图谶，善说灾异、吉凶占应，先自知死期”。

杨由，“少习《易》，并七政、元气、风云占候，为郡文学掾”。有大雀夜集库楼上，他说是将有小暴乱；风吹落了柿子，他说是有人来献水果。他看到社树上有斑鸠斗架，知道这家人家在打架。“其言多验。”

李郃，“父颉，以儒学称，官至博士。郃袭父业，游太学，通五经，善河洛风星”。做县吏时，他依星象知道皇帝向他们县派遣了使者。后来做到司空。他的儿子，就是名臣李固。

段翳，“习《易经》，明风角。时有就其学者，虽未至，必预知其姓名”。

廖扶，“习《韩诗》、欧阳《尚书》，教授常数百人……绝志世外，专精经典，尤明天文、谶纬、风角推步之术”。

樊英，“少受业三辅，习京氏《易》，兼明五经，又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尝有暴风从西方起，英谓学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向西漱之，乃令记其日时。客后有从蜀来，云：是日大火，有黑云卒从东起，须臾大雨，火遂得灭。”这样的呼风唤雨术，可谓比道士要高明多倍。他著有《易章句》。著名的儒者陈寔是他的学生。

唐檀，“少游太学，习京氏《易》、《韩诗》、颜氏《春秋》。尤好灾异星占。后还乡里，教授常百余人”。郡上发现灵芝，他认为是外戚贵盛，不是祥瑞；一女一胎生四子，他说是宫中将有兵变。这些话都应验了。后来举孝廉，做到郎中。

公沙穆，“长习《韩诗》、《公羊春秋》，尤锐思河洛推步之术”。后举孝廉，做弘农县令。县界内螟虫为灾。他设坛祭祀，祝告道：百姓有过，由他一人承当。“于是暴雨，既霁而螟虫自销，百姓称曰神明。”

……

在他们之后，才是费长房、刘根、左慈、封君达等人。这些人在当时也只是方士，和道教关系如何，没有其他材料，只是后来被道教当做神仙，引为同道。

此外就是几名医生，最著名者当然是华佗。然而华佗本是儒生：“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但他耻于以医见称：“为人性恶，难得意，且耻以医见业。”得罪了曹操，先被下狱，后被杀害。

范晔在《方术传》序言中说：“仲尼称《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占筮者尚其占。”因此，占筮乃是君子，亦即儒者的正业，是“先王所以定祸福，决嫌疑，幽赞于神明，遂知来物者也”。同时还有“阴阳推步之学”。其他占术还有《河》、《洛》之文，龟龙之图，箕子之书，纬候之部，等等。它们又流为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等，以及望云省气、推处祥妖等术，“时亦有效于事也”。因此，它们都是儒术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这门学问太深奥：“而斯道隐远，玄奥难原，故圣人不语神怪，罕言性命。”即使言说，也是“或开末而抑其端，或曲辞以章其义”。其原因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就是怕普通人滥用，而不是圣人不做，更不是圣人不懂。

东汉的术者中，范晔最推崇的不是《方术传》所载诸人，而是张衡和郎顗：“中世张衡为阴阳之宗，郎顗咎徵最密，余亦班班名家焉。”然而《汉书·五行志》载：“董仲舒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这样，张衡之宗又是董仲舒，而张衡虽以天文学家著称于今天的史书，然而在当时，他最大的事业还是儒术。

范晔继续说道：“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汉代方术的勃兴，关键是汉武帝的推动，这和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到东汉，“郑兴、贾逵以附同称显，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这四人都是儒者，儒者对待方术有不同的态度。“是以通儒硕生，忿其妖妄不经。奏议慷慨，以为宜见藏摈。”然而这是后来的事情，在东汉，类似桓谭者，不过一二人而已，即便尹敏，也不敢像桓谭那样公开反对，只是曲折地表示一下不满而已。

范晔称赞通儒硕生，说明在他那个时代，儒者对于方术，已经缺乏热情，反而加以摈斥了。这是儒教的觉悟，使儒教把方术置于次要、“宜见藏摈”的地位。然而儒教觉悟了的时代，却正是方术遁入道教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