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苌弘以方事周灵王，诸侯莫朝周，周力少，苌弘乃明鬼神事，设射狸首。狸首者，诸侯之不来者。依物怪欲以致诸侯。诸侯不从，而晋人执杀苌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苌弘。（《史记·封禅书》）
依西方人类学家和原始宗教研究者的意见，这是一种原始的巫术。因为他们在落后的，社会生活尚处于原始状态的部落或民族之中，曾不断发现这种所谓的“感应巫术”。但是这些民族的巫术源于何时，此后是否一直保持原始状态没有发展，出自近代进化论、发展观故乡的西方学者几乎不曾考虑，也无从考虑这些问题。因为对于在他们发现这些民族之前，这些民族的精神生活是个什么样子，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材料。他们也只能把在十五六世纪及其以后所发现的材料，当做这些民族从诞生之时就已存在，并且此后数千、数万、甚至数十万年不变的东西。我们在这里，也只能据事物发展的一般法则，对这个结论提出某些疑议。我们猜想，这些巫术应有个产生的过程，产生之后也应有个发展变化的历史，因而西方学者看到这些民族的时候，其巫术状态未必就是其原始状态。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可引为旁证。他所发现的那些民族中的社会状况，并没有受到外界的干扰，但是这些民族的婚姻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我们无意反对西方学者的结论，只是想提请读者注意司马迁的意见。依他所说，苌弘的方术似乎是上古所没有的，而且我们也没有发现上古有这种巫术的记载。此外，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是方术盛行的时代，他把苌弘的“方”看做言方怪之始，也值得我们注意。
其后就是所谓方仙道兴。依司马迁所说，方仙道的先驱是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四位，他们都是燕国人。其特点是“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史记·封禅书》）就此而言，他们和苌弘的方术应属同类。
方仙道的理论基础是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这种学说后来被秦始皇采纳：
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邹衍创五德终始说，以及秦朝据此推得自己为水德，色尚黑，都是历史事实。司马迁的这个记述至少表明，方仙道的方术是一种新术。
初期方仙道的活动内容主要是寻找不死药。认为药可以使人不死，一方面应是医学有了重大进步，使人对医药产生了过分的信任和过高的期望；另一方面是相信有不死的神仙存在，并且他们既然不死，一定有不死之方药，方士们就向他们去讨要。第一批神仙如何产生，自然也是个饶有兴味的问题，不过这里不能多加讨论了。
有据可查的追求长生不死的人物，一是《史记·封禅书》所说威、宣、燕昭派人出海寻找三神山，再就是荆王和燕王：
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谒者操以入。中射之士问曰：可食乎？曰：可。因夺而食之。（《战国策·楚策四》）
客有教燕王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学之。所使学者未及学而客死。王大怒，诛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人们多把方士的产生归因于近海，荆王追求不死的事可以说明近海并非方士产生的必要条件。
以寻找不死药为特征的方士产生于战国时代，但战国时代寻找不死药似乎还是零星的活动，未能形成大的运动。秦朝统一，战争结束，寻找不死药遂成为大规模的运动。(www.xing528.com)
秦始皇二十八年（前129），到泰山封禅结束，应齐人徐巿的请求，秦始皇派出数千青年男女，入海寻仙求药。汉代的中国人口，最多时不过五六千万。于长期战乱后建立的秦朝，其人口最多也不会有三千万，却要派出数千青年男女。“数千”是多少？就算三千吧，依比例计，也相当于今天派出十二万青年男女。再加上造船、后勤供应等人数，这对于生产力并不发达的秦朝，是一场大规模的运动，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四年以后，即秦始皇三十二年（前125），又派出两批寻仙求药者：第一批是派燕人卢生去寻羡门、高誓，第二批是派韩终、侯公、石生去寻不死药。卢生从海上回来，没有带回不死药，却带回了一条图谶，说“亡秦者胡”，于是秦始皇派蒙恬率三十万人出击匈奴，夺取河套地区。秦始皇为求不死，对方士真是言听计从。
此后三年间，卢生、侯生等人又曾多次出海，还是没有求来不死药。于是卢生对秦始皇说，这大约是有鬼神在捣乱。他建议秦始皇行动要保密，不可使臣子们知道，这样就能躲开恶鬼，使真人到来，就可求得不死药。依照卢生的建议，秦始皇自称真人，并用复道甬道把咸阳周围两百里内的宫观都连接起来。有人泄露了秦始皇的行踪，被下诏处死。
然而不死药还是没有找到，于是侯生、卢生等合谋说，秦始皇刚愎自用，靠杀人树威，贪恋权势，不可为他找药，并一同逃亡。这使得秦始皇大怒，秦始皇说：“我烧了无用的书，却把许多读书人召至朝廷，希望兴建太平。方士们要寻不死药，我同意了。现在韩众一去没有消息，徐巿等所费数以万计，却没有得到不死药，只是不断得到他们作奸谋利的报告。卢生等人我待他们非常优厚，却在背后诽谤我，我要追查那些妖言惑众的。”读书人互相揭发，有四百六十人违犯禁令，全部被坑杀于咸阳。
秦始皇政治品质如何是一回事，能否求来仙药是另一回事。卢生、侯生因为求不来仙药，就对秦始皇恶意攻击，以掩盖自己的骗局，也不能算是君子。他们一言导致三十万兵士投入战争，让秦始皇劳民伤财去修筑数百里的复道，甚至为此而滥杀无辜，实在也是祸国殃民之徒。
不过我们由此可知方士们活动的内容。求药自然是目的，但求药要找神仙，因此需要讲求事神的方法。这事神之法，是方士活动的基本内容。也有的方士，是只讲事神而不说仙药的，在这一点上，他们确实是苌弘的后继者。
方士们的事神之法，和巫师不同。依司马迁所说：“伊陟赞巫咸，巫咸之兴自此始。”（《史记·封禅书》）司马贞《史记索隐》，说后一个“巫咸”是“巫觋”。这就是说，司马迁认为巫开始于商代。巫起于何时，实在是难以论定的问题，但巫总有个起处，并非和人类共始，也当是合理的判断。司马迁所说，至少可使我们推测，在秦汉之前，巫已经有了悠久的历史，并且是国家的神职人员，是政教一体的国家的官员。前面我们已经介绍，汉初刘邦制定祭祀礼仪，巫就是国家正式的神职人员。这国家的神职人员，自然也有改革祭祀的权力，但至少在秦汉时代，没有发现这样的材料，巫一般是守职尽责、恪守旧规的。但是方士不同，他们可以在国家祀典之外另立新神，且往往出自其杜撰和创造。从这一方面说，方士也是宗教方面的改革者。独尊儒术后国家的至上神太一，就是方土亳人谬忌之作。
方士们祀神的目的，是获得某种自然力，而不是教化天下。比如苌弘借射狸首以致诸侯，比如侯生、卢生等寻找仙药等。从这一点上说，他们和原始宗教目的一致，这也是后人把道教和原始宗教视为同类的基本原因；但却和“以善道教化天下”的张角等人的黄老道不同。认清方士的本质，对于认清道教和方士的离合关系，认清道教的本来面貌，都是非常重要的。
方士由于要获得自然力，常常勤奋地研究自然。他们把研究自然和祀神混在一起，以致其成果常常是荒唐居多，比如认为有不死之药，就是他们最荒唐的成果之一；其次就是用咒术伤人，其荒唐甚至超过不死药。但是他们也的确独具慧眼地发现了自然界的一些现象，发明了许多新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生活状况的火药就出自他们之手。其间是非功过，留待他日评说吧。
被坑的四百余人，其身份是儒生：
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史记·秦始皇本纪》）
那些方士，和这些“诸生”，当是一类人物。否则诸生不会因为方士惹事遭殃。因此，秦汉间的方士，就是儒生，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儒生。这一点，对我们认识方士和道教关系，进而认识道教的本质非常重要。可惜自从顾颉刚先生写过一部《秦汉的方士和儒生》，指明那时的方士就是儒生之后，很少有人再回到这个题目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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