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鲁的五斗米黄老道：《道教简史》成果

以五斗米道割据汉中的是张鲁。张鲁起初依附益州牧刘焉，刘焉到益州时，黄巾起义早已爆发。所以张鲁的割据在张角之后。如果以兴平元年（194）刘焉死后，张鲁不听刘璋号令为始，则张鲁割据汉中距张角起义已有十余年之久。据《三国志·张鲁传》载：

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鲁遂袭修杀之，夺其众。焉死，子璋代立，以鲁不顺，尽杀鲁母家室。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

裴松之《三国志注》引《典略》，所记与《三国志》不同：

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骆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

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

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实无益于治病，但为淫妄。然小人昏愚，竞共事之。后角被诛，修亦亡。

及鲁在汉中，因其民信行修业，遂增饰之。教使作义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隐，有小过者，当治道百步，则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

裴松之在引完此文以后，纠正道《典略》所说的张修应是张衡。因此，张鲁继承张修，带有子承父业的性质。这显然是维护《三国志》的记述。

《后汉书》把张鲁事附于《刘焉传》，其记述大体沿袭《三国志》，但加了如下一段：

沛人张鲁，母有姿色，兼挟鬼道，往来刘焉家，遂任鲁以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掩杀汉中太守苏固，断绝斜谷，杀使者。鲁既得汉中，遂复杀张修而并其众。

依此，张鲁被任为督义司马，不是因为他承祖、父业，有许多信徒，而是依赖其母与刘焉的关系。而所谓其父祖造作道书的记载十分含混，造作了什么书，并没有交待。至于所说五斗米道教义，又实与黄巾相似，它是否为张陵所创，令人难以明确。

《三国志》和《典略》都说，五斗米道教义，与黄巾相似，且《典略》更加明确地指出，五斗米道是在黄巾太平道的基础上又加了一些内容，说明五斗米道实是太平道的修正版或改进型。从时间上看，张鲁割据汉中晚于张角起义十多年，说五斗米道源自太平道也较为合理。《三国志》、《后汉书》都说是张鲁杀了张修，《典略》又说是张鲁继承了张修之道，据《后汉书·孝灵帝纪》，中平元年（184）二月，张角起义；七月，张修也发动了起义：

秋七月，巴郡妖巫张修反，寇郡县。

唐李贤注引刘艾《纪》道：“时巴郡巫人张修疗病，愈者雇以米五斗，号为五斗米师。”看来张修的存在应是事实。而有关“五斗米”的记载，《典略》和刘艾《纪》也较为合理，那是病愈后付给巫师的报酬。因此，真实的情况当是张鲁在张修死后，继承了张修之道，却假造了一个父兄传道的神话。这还可从《抱朴子内篇》得到旁证。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提到干吉，也提到张角，却不讲张鲁和张陵。以张鲁之显赫，张角之卑微且被诛杀，论道家提张角不提张鲁是不可能的。这只能说明，五斗米道不过是太平道的变种，不足以引起葛洪的特别注意。只是由于张角被杀而张鲁受封，张鲁子孙繁衍，而张角不仅子孙难寻，且作为叛乱祸首，太平道难以传播，遂使五斗米道独擅其教，并逐步制造、完善了三张创教的神话。

张陵创教事不可信，五斗米道为张修所创，学术界早有人指出。⁽²⁾此处要强调的是，五斗米教义与黄巾的一致，以及他们和汉初黄老为一道。

五斗米道的最高首领仅称“师君”，其下的首领也仅称“祭酒”。祭酒在汉代就是最高的学官，并被后世沿袭。因此，祭酒也就是师君。和张角称“大贤良师”一样，五斗米道也把自己定位为师。张鲁说他“本欲归命国家，其意未遂”（《后汉书·刘焉传》），当不全是虚话。(www.xing528.com)

所谓“鬼道”说，不过是说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主张向鬼神忏悔。起初大约主要是让病人忏悔，他们认为得病是因鬼神作祟；后来扩大到一般信徒，凡有小过者均可通过向鬼神忏悔或行善得到宽恕。

把疾病看做鬼神作祟，并且以祭神祀鬼进行治疗，是汉代一种通行的方法。《汉书·郊祀志》载：

成帝末年颇好鬼神，亦以无继嗣故，多上书言祭祀方术者，皆得待诏。祠祭上林苑中长安城旁，费用甚多。

哀帝即位。寝疾，博征方术士，京师诸县皆有侍祠使者，尽复前世所常兴诸神祠官，凡七百余所，一岁三万七千祠云。

皇家尚且如此治病，逢瘟疫流行，还要向鬼神祈祷。《后汉书·五行志》载：“延光四年冬，京都大疫。”刘昭注引张衡所上封事道：

臣窃见京师为害兼所及，民多病死，死有灭户。人人恐惧，朝廷焦心，以为至忧。臣官在于考变禳灾，思任防救，未知所由，夙夜征营。

张衡认为，这次瘟疫是由于孝安帝死于道路，近臣秘不发丧，以致天怒：

天地明察，降祸见灾，乃其理也。

因此，他建议，通过取媚神灵来消灾：

臣愚以为可使公卿处议，所以陈术改过，取媚神祇，自求多福也。

张角、张修向鬼神悔过以求除病，和汉朝朝廷没有区别。不同之处在于，依儒教祭祀原则，祭祀有严格的等级区分，而张角、张修之道，则几乎允许人人祭天地，向天地表示悔过。儒教祭祀要求“祭不欲数”（《礼记·祭法》），张角、张修则把祭祀扩大到日常生活中间，有过就须向神灵忏悔。孔子主张“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而张角、张修敬而不远，把交通鬼神当做一项日常的活动。这种和鬼神非常亲密的关系，才是他们被称为“鬼道”的原因。鬼道的实际意义，并非说他们信神，而当时的朝廷和那些身为硕学大儒的臣子就不信鬼神。

允许所有人祀天地，至少是较多的信徒都可以祭祀天地三官，是张角、张修对传统宗教的重大改革。相比之下，儒教则较严格地保留着古代的传统：天子祭天，诸侯祭境内山川，直至庶人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先。假如张角或张修能够胜利，并延续下来，中国将有一个在形式上和基督教相差不远的宗教：人人可以和上帝交通，并经常向上帝忏悔。

从张角到张修再到张鲁，他们的宗教都不是以出离尘世为目的的，而是以求当世幸福为目的的。一旦他们有了政权，这种宗教就和国家机构合而为一，成为政教一体的国家-宗教组织。在这一点上，汉初的黄老是如此，张角、张鲁也是如此。张鲁曾有过三十来年的割据历史，使我们对道教的本质看得更为清楚。但是“天无二日”，儒教不愿与道教分享国家政权，而道教的力量又不足以重新夺回失去的地位，遂形成道教和中国古代政权若即若离的状态。

张角和张修之道，都保留着黄老的基本特点。他们以天（即上帝）为最高信仰，而自己则以师自居。他们“以善道教化天下”，这是儒、墨、黄老都相同的。《典略》说张鲁“依《月令》，春夏禁杀”，这也就是“因阴阳之大顺”。《月令》在张角时代已经被收入《礼记》，在顺天地阴阳这个问题上，儒、道是一致的。

《典略》说五斗米道“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后汉书》记张角“奉事黄老道”，二者的基本倾向是一致的，这也是张角、张修作为黄老后继者最主要的特点。这个特点在《太平经》中也有充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