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宫廷内的斗争和杀戮层出不穷，汉顺帝先是在这场斗争中被免去了太子之位，后来又是因这种斗争而做了皇帝。那时他才十一岁，不能执政。握有实权的宦官、外戚等权势集团之间的斗争，以及他们和朝臣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汉顺帝死，继位的孝冲帝不到半年也死了，年仅三岁；继孝冲帝的孝质帝也仅在位一年多就被杀，时年九岁。接着就是著名的桓、灵二帝相继在位。在孝质和桓帝之间，发生了著名的“党锢”事件，自然灾害频仍，各地的反叛、起义接连不断，东汉政权已是日暮途穷了。
面对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关心国是的人们又开始在儒教之外寻找新的出路。
郎顗的父亲郎宗，学《京氏易》，曾以占卦卖卜为生。汉安帝时被征，“对策为诸儒表”，做过吴令。后因耻于以占卜见知，终身不仕。郎顗少传父业，又通晓儒经。“顺帝时，灾异屡见”，这位热心国事的儒者就应皇帝的征聘，诣阙上书。书中除援引儒术特别重视的天人之道以外，还特别提到当时敏感的继嗣问题。其根据，不仅是孔子之教，还有老子之道：
《老子》曰：“人之饥也，以其上食税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绨袍革舃，木器无文，约身薄赋，时致升平。
这样的说法不仅指陈时弊，显然也是对时隔久远的黄老之治的美好追忆。书中还说：
《易》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是故高宗以享福，宋景以延年。（《后汉书·郎顗传》）
所谓“《易》曰”，实际是“老子曰”，不论郎顗本意如何，都会重新引起人们对老子的兴趣。
郎顗还向皇帝推荐黄琼和李固。说黄琼“耽道乐术，清亮自然，被褐怀宝，含味经籍”。虽然《孔子家语》中子路问孔子有“有人于此，被褐怀玉”的话，但也不可避免地使人想起《老子》中的“被褐怀玉”。郎顗还引“老子曰：大音希声，大器晚成”，赞美黄琼。（《后汉书·郎顗传》）
郎顗的上书表明，在国家陷入危机的时候，人们在儒术之外所能想到的拯救危机的措施，首先是黄老之道。
几乎和郎顗同时，琅邪宫崇诣阙，献上他老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的《太平清领书》：
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藏之。后张角颇有其书。（《后汉书·襄楷传》）
这次上书和甘忠可那次一样，不被当局采纳。所谓妖妄，当指其“多巫觋杂语”，“不经”则主要是不合儒家经典。李贤《后汉书注》，直认此书为《太平经》。
宫崇上书失败了。桓帝时，襄楷又一次主动诣阙上书，企图以此挽救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危机：
桓帝时，宦官专朝，政刑暴滥，又比失皇子，灾异尤数。延熹九年，楷自家诣阙上疏……（《后汉书·襄楷传》）(www.xing528.com)
其疏中称，他在上疏之前，曾经把干吉神书献给了朝廷：
臣前上琅邪宫崇受干吉神书，不合明听……（《后汉书·襄楷传》）
但是襄楷没有就此罢休，十余日后，他又一次向皇帝上书，书中再次强调干吉神书的重要作用：
前者宫崇所献神书，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其文易晓，参同经典，而顺帝不行，故国胤不兴，孝冲、孝质短祚。（《后汉书·襄楷传》）
这次上书得到皇帝重视，襄楷的建议被交给朝臣讨论。结果朝臣上奏，说襄楷“不正辞理，指陈要务，而析言破律，违背经艺，假借星宿，伪托神灵，造合私意，诬上罔事”，要求处以死刑。但汉桓帝认为襄楷所言虽然激烈，“然皆天文恒象之数”，也就是一般的阴阳灾异之说，并不违背儒教教义，所以只判刑二年。（《后汉书·襄楷传》）
皇帝的宽宏可能是由于仁慈，也可能是由于自身的思想倾向。就在襄楷上书的前一年，延熹八年（165）正月，桓帝派中常侍左悺到苦县去祭祀老子。这年年末，又派中常侍管霸到苦县祭祀老子。次年七月，大约在襄楷上书之前，桓帝又在濯龙宫亲自祭祀黄、老。其规格和祭祀上帝相同：
文罽为坛，饰淳金扣器，设华盖之坐，用郊天乐也。（《后汉书·祭祀志》）
桓帝对黄老的钟情，可能如《后汉书》作者所论，是国将亡而“听于神”的荒诞行为，也可能是有意的政治行为。汉初的黄老道教和汉武帝开始的儒教，是传统宗教和老子、孔子之术相结合的产物。皇帝是传统宗教的代表，并依照这个宗教的传统奉为教主。教主可使传统宗教和黄老结合而形成黄老道教，也可使传统宗教和儒术结合形成儒教。谁被选中，要看谁能使国家太平、皇位永固。儒术既然遇到了困难，不能挽救国家面临的危机，皇帝重新选择当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在儒术之外，曾经在历史上有过辉煌业绩的黄老，无疑是首选的对象。
桓帝在宫中祠祀黄老一年半之后就死了。灵帝即位，明确表示赞同襄楷的意见：
及灵帝即位，以楷书为然。太傅陈蕃举方正，不就。乡里宗之，每太守至，辄致礼请。中平中，与荀爽、郑玄俱以博士征，不至，卒于家。（《后汉书·襄楷传》）
荀爽、郑玄后来都成为一代儒宗，说明襄楷也不是微不足道的人物，在当时，他的声名可能还在荀、郑之上。襄楷的思想倾向，当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至于汉灵帝“以楷书为然”，是赞同襄楷所上的奏章，还是赞同他所上的干吉神书，《襄楷传》所述语义不明。然而，即使仅仅赞同襄楷所上奏章，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黄老倾向，因为襄楷的奏章中多次提到干吉之书。
赞同襄楷之书，当然要用其人，但是襄楷此次却不应征聘，和起初主动上书的态度大相径庭了。很可能，是襄楷看到，即使他应聘到朝中任职，也难以把他的主张付诸实施。独尊儒术以来，朝中大小官员几乎全是儒生，黄老学者连具官待问的资格都没有，他一人出山，又能有什么作为呢？
襄楷不出，灵帝也无力实行襄楷的主张，更无力按干吉神书去做。看来，依赖皇帝实现自己主张的道路是走不通了。于是，有着黄老倾向的儒生们，就开始另谋出路，他们要自己动手，实现自己的主张。这就是张角起义和张鲁的割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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