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历史学家的意见，汉武帝虽然确定了独尊儒术的政策，但当时儒术并没有真正获得独尊的地位。直到汉宣帝，其治国之道仍然是“霸王道杂之”，而不纯任德教，纯任周政。汉宣帝还抨击“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汉书·元帝纪》），因而不堪重任。对他那位“柔仁好儒”的太子怀有深深的忧虑，认为乱坏汉家天下的，将是这位笃信儒术的太子。然而汉宣帝碍于个人情感，没有换掉太子。后来，这位太子做了皇帝，就是汉元帝。
汉元帝不仅柔仁好儒，不达时宜，而且不懂实务，只知信天听命。他认为：“安民之道，本由阴阳。”所以由于阴阳错谬，风雨不时，他竟下令让“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二三人”，“于是言事者众，或进擢召见，人人自以为得上意”。（《汉书·元帝纪》）对解决实际问题，则束手无策。他由于不懂实务，竟被宦官捉弄，使自己尊崇的老师下狱致死。《汉书》作者评论说，汉元帝“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矣”。（《汉书·元帝纪》）到了成帝“湛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汉书·成帝纪》）所谓“外家”，就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娘家。汉成帝即位之初，王政君的兄弟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政权、军权都归了王家。王家依权仗势，为所欲为。不仅王凤擅权，且“五侯群弟，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廊阁道，连属弥望”，直至不法僭上：“成都侯（王）商擅穿帝城，决引沣水；曲阳侯（王）根骄奢僭上，赤墀青琐；红阳侯（王）立父子藏匿奸猾亡命，宾客为群盗，司隶、京兆皆阿纵不举奏正法”。（《汉书·元后传》）对于这样一个既犯上作乱，又祸国殃民的世家大族，皇帝却不能将他们绳之以法，而只能听任他们为非作歹。
朝廷上有这样一股不法妄为的势力，必然与其他权势集团发生冲突，特别是刘姓皇室集团。而朝廷上的冲突又造成朝政的混乱，本来就积累已久的社会矛盾不仅无法解决，反而加速激化。一些人认为汉家天下将要完结，企图另寻出路。这时候，齐人甘忠可托言天命，造作了《天官历》和《包元太平经》：
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汉书·李寻传》）
《天官历》内容如何，已不得而知。汤用彤先生认为《包元太平经》当是后来道教《太平经》的前身。(1)这部经书确实带着浓烈的黄老色彩。真人之号多见于《庄子》，赤精子当是张良所追随的赤松子一类人物。无论如何，这位天使不是儒者熟悉的神灵，其内容既为自创，也当与儒经大相径庭。所以“中垒校尉刘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下狱治服，未断病死”。（《汉书·李寻传》）
甘忠可死了，但他提出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弟子夏贺良等也还健在。汉朝的政治危机仍在继续，也就是汉历中衰的状况并没有多少改变。汉成帝死，哀帝继位，司隶校尉解光又向哀帝推荐甘忠可书和夏贺良等。哀帝把此事交由刘歆处理，刘歆认为该书不合五经，不可实行。但解光说，刘歆是刘向的儿子，刘向上奏使甘忠可下狱，刘歆怎肯赞成此道？这时，长安令郭昌劝李寻帮助夏贺良。
李寻治《尚书》经，好据《洪范》说灾异。投靠丞相翟方进，多次上书言事。王家那位“骄奢僭上”的王根辅政，也多次向李寻咨询。李寻“见汉家有中衰阸会之象”，向王根建议“博求幽隐，拔擢天士，任以大职”，于是王根首先推荐和提拔了李寻。（《汉书·李寻传》）
李寻本来就喜好甘忠可的书，又受到郭昌的鼓动，就向汉哀帝推荐了夏贺良。汉哀帝多次召见了夏贺良，夏向汉哀帝提出了他挽救汉家天下的对策：
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异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汉书·李寻传》）(www.xing528.com)
夏贺良还警告汉哀帝说：“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将出，灾火且起，涤荡民人。”（同上）
汉哀帝听从了夏贺良的建议，将建平二年（前5）改为太初元年，自己号称“陈圣刘太平皇帝”，企图以此表示更受天命，挽救危局。
以上帝之命为最高的命令，以改元易号为接受天命途径，是汉代一般的宗教意识，黄老这么说，儒教也这么说。使皇帝长寿，且富有子嗣，也不仅是黄老追求的目标。在这些问题上，看不出建议者的思想倾向。至于讲灾异，发预言，更是汉代儒者的常事。但是在夏贺良背后，有《包元太平经》在，这部经的倾向和当时儒者的主张不同，则是事实。因此，夏贺良所建议的改革，就带有黄老的色彩，而不是儒教内部的派别之争。
夏贺良等人的失误，是把他们的主张说得太具体，一旦不能实现，将无法自圆其说。改元易号过去了一个多月，汉哀帝的病仍然不见好转。于是夏贺良又要推出新的改革措施，但遭到大臣们的反对。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贺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寻辅政”。（《汉书·李寻传》）但是由于夏贺良此前的预言没有应验，这次汉哀帝不再听从他的主张，而是把他下狱，以“左道乱政”之罪，将夏贺良处死，李寻、解光则被流放敦煌。
夏贺良从被荐到被处死，可说是一次带有黄老色彩的、失败了的政变。这次政变历时短暂，失败迅速，它表明了黄老学者力量的极度薄弱。
夏贺良失败了，但政治还是要变，不能照旧维持下去。朝黄老这边不成，历史就转向另一方向，即后来由王莽完成的政变。之后又经过一系列事变，最后是刘秀建立的东汉延续了下来。
不过，甘忠可、夏贺良们的事业并没有被历史埋没，当东汉政治发生危机时，人们又想起了《包元太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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