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失势与儒家主导：《道教简史》探索

历史的进程和人生的旅程一样，依设想逐步前进的是极其罕见的，往往是一些事件的发生促使人们做出或大或小的改变。特别是重大事件，往往是促使历史进程发生改变的直接原因。在汉代，促使历史进程发生改变的重大事件，就是景帝时代的七国之乱。

在贾谊看来，黄老无为之治的最大隐患就是上下尊卑的等级不分明，居下位者容易滋长犯上作乱的野心。在黄老之治如日中天，执政的元老旧臣又要保护自己既得利益的时候，贾谊的呼声只能被当做惹是生非的祸端。但是，不久以后发生的七国之乱证明了贾谊当初的担心是正确的，要求改变黄老统治的意见在暗中酝酿。表现出来的事件，有辕固生和窦太后的直接冲突：

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居顷之，景帝以固为廉直，拜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史记·儒林列传》）

在这次事件中，景帝显然偏袒辕固，至少是给予了极大同情。从上文所引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看来，景帝施行黄老术而不改变，不一定是出自本心。但是太后健在，他无法做出改变。

往上追溯，孝文帝是否是心甘情愿地实行黄老术，也可加以讨论。刘邦统一天下以后，“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道刘邦厌恶这种无礼行为，遂向刘邦建议制礼。礼成，“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史记·叔孙通传》）汉文帝也是皇帝，他怎会不愿使上下有序，尊卑有礼？他对贾谊的破格提拔，就表明了他的思想倾向。但是，他是被人拥戴才做了皇帝的。而在他从代地入京之前，拥戴他的臣子就先废杀了吕后所立的少帝。也就是说，如果他违背这些臣子的意愿，其后果也令人担忧。他的无为，其实质首先是因循旧章，对内对外都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对匈奴，实行和亲；吴王托病不朝，他赐以几杖；甚至张武等人受贿，他反而赐以金钱，让张等自愧。只有在不得已时，才给有罪者以处罚。自己的生活极其节俭，行事处处小心谨慎。从历史进程来说，汉初行黄老是一种必然，但从皇帝个人来讲，则未必没有被迫的成分。

汉武帝即位伊始（前141），即下令罢除那些“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者。依司马迁所述，申子、韩非都是归本黄老的人物。同时，“议立明堂。遣使者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征鲁申公”。（《汉书·武帝本纪》）立明堂是儒教提倡的致太平的重要措施，鲁申公则是以治《诗经》闻名的鲁国儒者。第二年，丞相、太尉等因为要兴儒术遭到太皇太后的严厉打压。第五年，汉武帝又置五经博士，开始了兴儒术运动。第六年，太皇太后死。次年，汉武帝立即下令郡国举孝廉。于是公孙弘、董仲舒等一批儒者得以脱颖而出。而经过和董仲舒的三篇对策，他确定了独尊儒术的政策。(www.xing528.com)

秦建国，虽然不用儒术，但许多儒生还可做国家的博士以备顾问。秦始皇坑儒四百六十人，说明当初有这四百六十位儒者在秦朝朝廷做官。而坑儒以后，儒者并没有从秦朝朝廷上绝迹。“陈胜起山东，使者以闻。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史记·叔孙通传》）据此，二世时至少还有三十多名儒生为秦朝博士等，被称为汉代儒宗的叔孙通，就是这三十余人之一。

叔孙通降汉以后，“从儒生弟子百余人”。后来因为要制礼，“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礼成，高帝大悦。“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史记·叔孙通传》）这百余名儒生都在汉朝朝廷上谋得了职位。

据司马迁所说，“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到了秦朝，贬绌儒术，“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这种传统，一直没有间断：“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声不绝”，以致叔孙通制礼，可以从鲁国征得三十余名儒者。汉朝建立以后，儒者们的事业有所恢复和发展：“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汉文帝时，曾经任用了一些儒生做官：“孝文时颇征用。”景帝时情况有所变化：“及至孝景，不任儒者……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史记·儒林列传》）据此，则所谓景帝不任儒者，只是不用儒者为官，而儒者仍然作为博士待问。那下圈刺豕的辕固生当是这样的博士之一。这些儒者，对以后独尊儒术政策的顺利施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汉武帝即位之初，首倡复兴儒术而被太皇太后逼迫自杀的王臧、赵绾，都是鲁国《诗经》专家申公的弟子。

治国需要讲仁义礼智，黄老术也承认这一点。但懂得仁义礼智的，主要是儒生。所谓仁义礼智，实际上就是当时获得共识的由黄帝开始创立的一整套治国之道。然而老子却几乎只能讲清静无为。至于建设国家的各种制度、礼仪、法令，老子既然贬斥它们，自然也就不会对它们有所研究。然而这是自古以来的统治经验，是治国绝对需要的。而懂得它们的多数是儒生，国家要用这套法令制度，几乎只能起用儒生。随着国家对它们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独尊儒术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了。

在黄老统治时期，治国需要仁义，而黄老学者又少有人懂，所以用儒者为博士以备顾问是在所难免。但儒术获得尊崇以后，儒者却不必向黄老学者请教，于是宣布儒术独尊，百家言一律罢除。这样一来，朝廷上就没有了黄老学者的立足之地。这一历史事实非常重要，它将使我们明白，此后黄老学者要求恢复黄老之治，是无论如何不会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