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黄老政治对道教的影响

汉初实行黄老之治，应从曹参入相为始。

汉高祖刘邦在世时，战争连绵不断，刘邦之死也是因为在平定英布叛乱中为流矢所中。《汉书·礼乐志》中“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给”，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所以不能在国家制度建设上有重大作为，仅由叔孙通制定了朝仪，“以正君臣之位”而已。（《汉书·礼乐志》）叔孙通所制礼仪，乃是“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史记·叔孙通传》）其他法令制度，也大多是在秦朝的基础上略加修订的。

刘邦起兵之始，萧何就一直追随左右。刘为汉王，萧做丞相；刘统一天下，做了皇帝，萧何被拜为相国。法令制度，多由萧何制定。当初刘邦进入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史记·萧相国世家》）这些文献，使“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阸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史记·萧相国世家》），也成为汉初制定法令制度的基础和参考：“汉初，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烦苛，兆民大说。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汉书·刑法志》）依《汉书·刑法志》对秦朝的批评，秦朝的主要过失是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增加了肉刑、大辟、凿颠、抽胁、镬烹等酷刑，并且是“专任刑罚”，以致“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因此，萧何所定汉九章律，于秦法当有所删减。《汉书》作者认为，萧何所行，也就是无为之治：

萧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汉书·刑法志》）

刘邦死后两年，萧何也因病去世。曹参入相，正式把黄老之治作为国策。

大约在高祖五年，曹参被任命为齐相。到任后，曹参曾“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儒者的言论不能使曹参满意，于是他转而他求：“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待他继萧何为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史记·曹相国世家》）他选择那些木讷的重厚长者为助手，罢免那些好惹是生非的官吏。自己则终日饮酒，不理政事。下属有了小过错，也尽量为之遮掩。这样，他就把清静无为的方针深入推广到群臣之中。在他看来，孝惠帝才能不及高祖刘邦，他自己也不如萧何，因此，遵循刘邦和萧何制定的制度法令，才是明智的选择。

曹参做了三年丞相，得到了百姓的拥护。百姓们歌颂道：“萧何为法，觏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史记·曹相国世家》）

曹参以后，陈平为相。陈平本来就好黄老之术，其为相也没有改动此前的政策。在陈平为相期间，发生了从吕后专政到文帝继位等一系列变故，但这些宫廷政变没有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清静无为的政策仍然在继续。

清静无为的政策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但也使社会秩序混乱，特别是上下无等，尊卑不分，而由此将会导致犯上作乱。年轻的贾谊看到了这严重的社会危机，遂大声疾呼，要求“定制度，兴礼乐”，使“诸侯轨道，百姓素朴”。刚刚继位的汉文帝欣赏贾谊的才能，但无法用他的主张。“大臣绛、灌之属害之，故其议遂寝。”（《汉书·礼乐志》引）而妨害贾谊的原因，也是说贾谊“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这擅权乱事的主张和当时清静无为的政策刚好是牴牾的。于是贾谊被贬出京城，清静无为的政策仍然在继续。继曹参、陈平之后，汉文帝成为清静无为政策的领袖：

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史记·儒林列传》）

汉文帝在位期间，进一步减轻了刑罚。他先废除了连坐法，使犯人家属不再被收为奴；继而又因少女缇萦的请求，废除了肉刑，即断人肢体的刑罚。肉刑是上古刑罚，连坐是秦朝的法令。这两条改革，是清静无为政策的深入。汉朝官吏设置，起初是仿照秦制：“汉兴，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宽仁之厚……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国。”（《汉书·刑法志》）汉文帝对此也没有重大变更。在宗教方面，则比汉初有较大改革。其中最重大者就是在京城近郊建五帝庙和五帝坛，使祭祀较为便利，这是后来儒教将上帝祭祀移至京城南郊的第一步。

秦国所建立的上帝神畤，大多在雍地，离京城咸阳有数百里之遥。汉朝定都长安，上帝祠离京城就更加遥远，祭祀一次十分不易。汉文帝即位十三年后才亲自郊祭五帝。而在文帝之前，刘邦、惠帝都没有到雍地郊祭，只是由礼官代其行事。文帝郊雍，乃是汉初宗教方面的重大进步。

大约由于亲身体验了远祭的艰辛，第二年，赵人新垣平借望气，说长安东北有神气，应该在那里建上帝祠。依据这个建议，文帝下令在渭河北岸修建了五帝庙：

于是作渭阳五帝庙，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门，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仪亦如雍五畤。（《史记·封禅书》）

这样，汉家天子就不必远到雍地去祭祀上帝了，而汉文帝也在庙刚刚落成不久，就到渭水之阳行五帝祭祀：

夏四月，文帝亲拜霸渭之会，以郊见渭阳五帝。五帝庙南临渭，北穿蒲池沟水，权火举而祠，若光辉然属天焉。（《史记·封禅书》）

可以想象，这座庙修得极其辉煌壮丽。后来，汉文帝又说在霸陵道边隐约看到有五个人，于是又在那里修建了五帝坛：

文帝出长门，若见五人于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坛，祠以五牢具。（《史记·封禅书》）

这样的祭祀一直保留到汉武帝初年，直到出现太一神为止，五帝就是国家祭祀的上帝，而其核心是黄帝，是上帝中的最尊贵者。(www.xing528.com)

五帝之中，黄帝就是上古的轩辕氏黄帝，白帝就是少昊，青帝一般认为就是伏羲，黑帝是颛顼，赤帝有人认为是神农，有人则以为是炎帝。撇开局部的争论不言，则大体一致认为五帝乃是上古的帝王。也就是说，秦汉时代，人们是把上古的帝王尊奉为上帝。而从汉文帝“若见五人于道北”看，那时的人们一般还保留着神人同形的观念。这也自然：上帝既然是上古的帝王，自然是人形无疑。

据《汉书·文帝纪》，文帝是个极其节俭的皇帝：“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值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但却一再修建五帝祭庙、祭坛，并且十分辉煌壮丽，这表现了汉文帝的宗教虔诚。

汉文帝还下诏，增加上帝及所有神灵的祭品：

朕即位十三年于今，赖宗庙之灵，社稷之福，方内艾安，民人靡疾。间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飨此？皆上帝诸神之赐也。

盖闻古者飨其德必报其功，欲有增诸神祠。有司议增雍五畤路车各一乘，驾被具；西畤、畦畤禺车各一乘，禺马四匹，驾被具；其河、湫、汉水加玉各二；及诸祠，各增广坛场，珪币、俎豆以差加之。（《史记·封禅书》）

考虑到当时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神灵众多，给每个神灵都增加祭品，对于国家乃是一项不小的开支。仅增广坛场，增加珪币、俎豆，一个神灵所需也不只“中人十家之产”，所有的神灵都要增加，其所需财物，数量当十分可观。

由于上帝、诸神降福，汉文帝下诏增加祭品作为报答；对于上帝的谴告，汉文帝也虔诚地加以反省。他即位的第二年，由于日食、月食接连发生，下诏求言：

朕闻之，天生蒸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以灾，以诫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谪见于天，灾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朕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匄以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史记·孝文本纪》）

十几年后，由于连年水旱灾害，汉文帝又下诏罪己：

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细大之义，吾未能得其中。其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汉书·文帝纪》）

民为天生，君是天置。君依天意治民，则天降福；违背天意，天将降灾：这是传统宗教的信条，也是行黄老之术的汉文帝的信条。尊天事神，按天意行事，也是黄老术的首要内容。

汉文帝也深信天道报应。十三年（前167），因为秘祝之官将皇帝的祸灾转移给臣下，下诏道：

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由德兴。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过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史记·孝文本纪》）

汉文帝所理解的天道，也就是老子“常与善人”的天道。废除秘祝官移过于下，是汉文帝的德政，但他并不否认这种巫术本身。任何宗教都有通过祭祀祝告以移祸接福的巫术内容，黄老之教自然也不例外。

汉文帝死，其后窦氏依然健在。坚持行黄老术的领袖就是这位德高望重的太后：“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史记·外戚世家》）《汉书·外戚传》的记载是：“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因此，汉景帝时代，能够实行黄老之治，主要是因为窦太后的坚持。汉武帝即位，窦太后成了太皇太后。丞相窦婴、太尉田蚡、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等，要兴明堂、辟雍，尊崇儒术，遭到太皇太后的严厉镇压。赵绾、王臧被下狱后自杀，田蚡、窦婴被免职。汉武帝即位六年（前135），太皇太后死，才得以实行独尊儒术的治国之道。

因此，汉初的黄老术，首先是由相国、皇帝、太后等掌权者所实行的治国之术。这套治国之术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有与之一体的宗教措施。这套政教一体的治国之术，其理论基础，实际就是一部《老子》。属于黄帝的部分，不过是传统的礼乐法度、仁义之道。如贾谊所言，大兴礼乐仁义，就成了儒者之术；然而治国又不能如老子所说，全不要礼义法度。以清静无为为原则，把礼义法度减少到极低的程度，就是汉初黄老之治中老子学说和传统治术的比例。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说，则是“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从黄老道家，或称黄老道教的角度看，这五家虽然各有偏颇，但对于治国，也都各有自己的作用，因而不可偏废。黄老道家采取这种态度，也从另一方面说明，要治理一个国家，需要各方面的理论，而仅仅老子、庄子等人的准备显然不足。

为了制定完整的政教一体的治术，尊奉黄老的学者就以老子学说为基础，糅合各家学说，写下了一系列著作。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也有《文子》、《淮南子》等著作。从这些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黄老术，也就是早期道教的基本思想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