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宗教：道教简史，宗教教义、设施及信仰至上神

道教和儒教一样，其宗教教义和宗教设施的基础，也是中国上古的传统宗教，这个宗教所信仰的至上神是天，或称上帝。

上帝是统治者家族的祖宗神，它起初未必是在天上。上帝的“上”字可能和上古的上字一样，乃是最早的时间概念。但是后来至少在周朝初年，上帝就升到了天上。“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诗经·大雅·文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诗经·大雅·下武》），“上帝”当是周初就有了的概念。由于帝在天上，天也就成了帝或上帝的代名词，就像孔子用“泰山”指称泰山神一样，人们也很早把天当成上帝的代称。⁽¹⁾

秦国建国，也把自己的祖宗神尊为上帝。《史记·封禅书》载：

自周克殷后十四世，世益衰，礼乐废，诸侯恣行，而幽王为犬戎所败，周东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为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

据《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正妃生二子，其一玄嚣，是为青阳；其二昌意，昌意生颛顼，是为秦之祖先。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引皇甫谧和宋衷的意见，认为青阳少昊即是玄嚣青阳。然而不论对少昊的看法有何不同，对少昊是黄帝子，则没有异议。对于秦人“自以为主少昊之神”，就是把少昊当做自己的祖先，也没有异议。这样，秦人就把自己的祖宗神尊为上帝。

少昊既为黄帝之子，祭祀少昊，也当同时祭祀黄帝。秦国在建立白帝畤之后，又陆续建立了青帝、黄帝和炎帝的祭坛。到刘邦和项羽争夺天下的时候，五帝祭祀秦朝已有了四个。

依传统的祭祀原则，凡有功德于民者，都可以，而且应该被祀为贵神。依据这个原则，“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这就是社稷神的由来。上古的五行之官，也都被祀为贵神。主管参宿的神则是高辛氏之子实沈，主管汾河的河神则是金天氏之子台骀。（《左传·昭公元年》）这样，山川、星宿之神就由上古的名人充当。在古代中国，社稷是非常重要的神灵，却由有关的官员充任，那么，帝王死后被尊为上帝，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据《国语·鲁语》，大禹曾召集群神会议，防风氏因迟到被杀。防风氏是守护封山和隅山的神，禹可以杀戮，那么他也就充当了上帝的角色。

不仅死后的英雄、名人可以被祀为神，凡有功于人的事物，都可以被祀为神，大到兴云致雨的山川，小到猫狗百虫，都是祭祀的对象。流传至今的腊八节日，原本是合祭各方虎、狗、猫、鸡、百虫的日子。后世尊儒术的国家，甚至道教，虽然对所祭神灵常有变更，基本原则却一以贯之。达官显贵、英雄名人、与人有关的百物百事，都可以作为神灵加以祭祀。(https://www.xing528.com)

《周礼》记载：“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而《礼记·文王世子》载：“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从这里引申出的原则就是，各行各业都可以祭祀自己特殊的神灵。反过来说，虽各行各业所祭有自己的神灵，但他们也都有统一的归属，即都是上帝的下属。后世儒者祭孔，道家祭老子，不过是这一原则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传统宗教和其他一切民族的上古宗教一样，是全民性的，因而没有信者和不信者之分。这个宗教的最高神职人员往往就是国王，反之亦然。因而它没有、也无须在国家组织之外再建立一种宗教组织。古代犹太教、印度教、罗马国教等，大体都是这样。然而后来由于各自不同的原因，这些宗教也发生了形式不同的变化。中国的传统宗教没有被革命性地推翻或代替，而是被保留下来，加以和平的改造。这是后话，我们不久就会讲到。

这种全民性的宗教，不是要把世人带离现实的世界，而是要求它的领袖把现实的世界治理好，使人们能够得到神的恩惠。国王通常被尊为神的代言人或代理者，许多情况下则被当做神的儿子。这种宗教意识曲折地反映了上古社会父子相传的由某一家族进行统治的历史。中国的传统宗教也是这样一种宗教，它的最高神职人员乃是君主。君主在不得已时可以放弃政权，但绝不放弃祭祀的权力。而在战争中遭到失败的国家，胜利者也总是要给失败者一块土地，使他们能够祭祀自己的祖先。

为了治理好下界的臣民，上帝不仅为民众树立了君，也为民众选择了师。《孟子·梁惠王下》援引《尚书》道：“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这段话亦见于《古文尚书》，只是文字略有差异。这是传统宗教中天或上帝与君主关系的基本内容，也是后世独尊儒术的国家中天或上帝与君主、大臣关系的基本原则。道教，也遵循着这个原则来认识天与人的关系。

上古社会中，君和师往往是不分的。君同时也是师，如尧、舜、禹、汤，都可以看做既为君又为师，且都是能很好履行自己职务的典范。但是到了战国时代，在君主之外，又要求师来协助统治的呼声越来越高了。儒家则有孟子以师自居（见《孟子·万章下》论“天子不召师”），塑造了许多如伊尹、傅说、百里奚等王者师的形象；在《庄子》，则有黄帝问道于广成、童子而称天师之类的文字。这是战国时代诸侯求贤求师的现实反映。

也许是上古人少国小，一人可以兼任君、师，后世人口增加，国家事务日益复杂，产生了对师的需要。无论如何，到战国时代，君主必须有师的呼声是越来越高了。这时的百家诸子，也几乎是人人欲为师，以便教导那些国君按照他们精心研究出来的方案实施统治。在争夺激烈的战争中，诸侯们也感到力不从心，其中英明者也不惜枉驾屈尊，去礼聘那些贤人才士。秦朝的先君也曾多次礼贤下士，由余、百里奚、范雎，尤其是商鞅，对秦国的富强和最后胜利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但在最后的统一战争中，却是嬴政一人在指挥。胜利使他认为自己功迈三皇，德侔五帝，所以不需要师。所以他在秦朝建立时宣布，废百家言，以吏为师。后世儒者曾多次指出秦朝灭亡的原因是事不法古，但在这个问题上，秦朝却是最法古的，因为古代就是以吏为师。那时的国家官吏，就是最有才能、最会治国的人。

秦朝失败，汉朝建立。高祖刘邦起初不仅鄙视儒生，其实也鄙视一切书生。他正在打仗，需要的是军事人才。所以陆贾在他面前赞颂《诗》、《书》，只能遭到痛骂。但在面临治天下的任务时，他感到需要《诗》、《书》那一套了，于是让陆贾著书，阐明治道。陆贾《新语》每奏一篇，都能得到汉初君臣热烈呼应，说明当时君臣上下都意识到对治术，也是对师的需要。但是直到刘邦死，战争也没有完结，他和丞相萧何都没能来得及为新兴的汉朝制定一套治国方略。曹参以黄老术入相，经过一番波折，终于得到了汉初君臣的普遍认可。汉文帝继承曹参的政策，使黄老统治延续了数十年。汉初君臣为自己选择了一套治术，也是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师。这套治术的发明者是老子，因此，汉初的国家就是以老子为师。称黄老，是因为黄帝是当时的上帝，且是上帝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