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终结：新现象还是早有征兆？

权力的衰退：是新现象还是早已有之

我们要研究的变化给许多领域的创新者和新人带来了好处，不幸的是，其中也包括海盗、恐怖分子、叛乱分子、黑客、走私分子、货币伪造者和网络罪犯。这些变化也给支持民主的人士及议程狭窄或极端的边缘政党提供了机遇。无论是在民主国家还是在专制国家，他们都可以通过新的方式获取政治影响力，绕过或打破既有政治体制正式严谨的内部结构。2011年夏，当少数马来西亚活动家决定效仿马德里太阳门广场的“愤怒者”运动，“占领”吉隆坡独立广场时，几乎没有人能预料到，与之相似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很快就将爆发并引发全球2600个城市的类似运动。

尽管“占领运动”迄今并没有引发什么实际的政治变化，但其影响却值得关注。正如专门记录20世纪60年代编年史的学者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所指出的：“残酷的战争、贫困的经济、低劣的政治、受迫的民主，公共话题的显著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要经历三年的时间，而在2011年只需要三个星期。”传统政党曾经控制着社会成员表达不满、希望和诉求的渠道，而“占领运动”的发展速度、影响力和新的横向组织形式显示出这种垄断地位被削弱。在中东地区，始于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不但没有任何减弱迹象，反而继续蔓延，全球的专制政权都感受到了其所引发的反响。

如前所述，商界也发生着同样的变化。来自市场开放度很小的国家的无名小企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有的甚至还并购了业内巨头花费几十年时间才建立起来的大型全球企业和知名品牌。

在地缘政治领域，小型行为体（“小国”或非国家实体）获得了新机遇，可以反对、干预、改变和阻碍“大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组织的共同努力。例如，波兰否决了欧盟的低碳经济路线图，土耳其和巴西介入了大国与伊朗就伊朗核问题进行的谈判，维基解密披露了美国众多外交机密，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挑战了世界卫生组织在抗击疟疾中的领导地位，关于贸易、气候变化及许多其他议题的全球谈判受到了各种各样的破坏。

这些作用日益重要的新兴小型行为体彼此千差万别，参与竞争的领域也大不一样。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它们都不再需要通过规模、范围、历史或根深蒂固的传统发挥作用。它们代表了一种新权力的崛起，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微权力”，这种权力在过去是很难有效发挥作用的。本书认为，今天正在改变世界的不是大型行为体之间的竞争，而是微权力行为体的崛起及它们挑战大型行为体的能力。

权力的衰退并不意味着大型行为体的消失。大政府、大军队、大企业和大学府虽然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束缚和限制，但无疑仍将具有重要地位。它们的行动和决策依旧举足轻重，只是不似从前，不像它们想要和预期的那样重要。尽管它们权力的弱化看起来是件好事（毕竟权力会导致腐败，不是吗），但在面对复杂问题时却可能引发社会的动荡、混乱和瘫痪。

在21世纪前10年接近尾声时，大国重返舞台，政府为帮助大企业渡过难关而提供紧急援助，美国和中国的军事预算持续增加，全球收入和财富差距日益拉大，种种迹象似乎都在否定权力的衰退。但本书接下来的章节将证明权力是如何加速衰退的。事实上，相较于当前决策者和分析家所争论的表面趋势和发展，权力的衰退是一个更为重要且影响深远的议题。(www.xing528.com)

本书旨在着重探讨关于权力的两大传统话题：一个认为互联网引发了权力的转变，尤其是在政治和商业领域；另一个认为全球地缘政治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衰落和另一些国家（中国最为明显）的崛起是当今世界变革的主要趋势。

权力的衰退不能单纯归因于互联网，也不能泛泛地归因于信息技术。不可否认，互联网和其他技术工具正改变着政治、激进主义和商业，当然也在改变着权力。但太多时候，这一基础作用都被夸大和误解了。新信息技术是工具，而工具必须通过使用者才能产生影响；相应地，使用者又需要目的、方向和动力。脸谱网（Facebook）、推特（Twitter）和短信给参与“阿拉伯之春”的示威者们提供了基本支持。但驱使示威者走上街头的不是新信息技术，而是国内外的环境。数百万人参加了推翻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示威活动，但被认为推动了示威活动的脸谱网页面的用户访问量最高时也只有35万。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埃及和利比亚起义期间，点击推特相关链接的用户有75％以上来自非阿拉伯国家。美国和平研究所的另一项研究在调查了“阿拉伯之春”期间推特的使用方式后指出：“无论是在国内的起义活动中，还是在该运动的地区传播中，新媒体都没有发挥重要作用。”

突尼斯、埃及和叙利亚等国的人口现状是导致示威活动爆发的首要因素，这些国家中的年轻人比他们的前辈身体更健康、受教育程度更高，但却因失业而深感挫败。此外，信息技术不仅能够为普通民众所用，而且为一些国家的政府提供了监督、压制和控制民众的新手段。例如，伊朗政府就曾经利用信息技术识别失败的“绿色革命”的参与者，并把他们送进监狱。不管是否定信息技术，特别是社交媒体在我们正目睹的变化中的关键作用，还是把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视为导致变化的唯一原因，都是错误的。

自美国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成为当今时代不言自明的主要地缘政治转型以来，分析家和评论家对当下“流行的”各种权力转移进行了详细分析，大家的观点各不相同，有人欢喜有人忧，也有人为此发出了警示。欧洲的衰落和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及其他国家的崛起已成为全球热议的话题，但我们不应该将权力的衰退和权力的转移混淆。国家间的较量是动态的较量（历来如此），固化对一国衰落和另一国崛起的认知是自负且危险的。因为新崛起的国家正在出现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那就是，未来权力大国的权力范围和有效性会受到始料未及的限制，而这些限制是曾经的权力大国未曾遭受过的。

此外，这些变化的累积效应大大加速了道德权威和政府合法性的衰退。公众对专家和公共机构的信任度明显下降就是一个证明。领导人更容易受到批评，曾经甘受他们影响的普通民众也越发意识到生活有很多不同的可能，越发渴望实现自我价值。今天，我们问的不是自己能为国家做什么，而是国家、雇主、快餐供应商和热门航空公司能为我们做什么。

如果不能抛开眼下的纷争，不能预见未来权力更大幅的衰退，我们将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会因此感到困惑，在应对金融危机、失业、贫困、资源枯竭和气候变化等急需关注的关键和复杂问题时难以取得进展。我们生活在一个矛盾的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和了解这些问题，却似乎无法果断有效地解决它们。原因就是权力的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