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思病引起的人性同情和道德非议

对男女青年涉相思病而死，历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粱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日：

广东女子，多有犯绿郎以死，男子多有犯红娘以死者。谚曰：“女忌绿郎，男忌红娘。”翁山屈氏解之日：“成之象，二少幢幢，则朋从其思，少女之思往，则绿郎之朋来，少男之思往，则红娘之朋来。皆婚姻不及其时，情欲之感所致也。”

如屈大均这样的认识，虽未明言礼教扼杀人性，至少尚不讳言情欲与礼教对青年男女的双重折磨，导致了悲剧屡见不鲜。林纾小说《金陵秋》还借其中人物之口揭示女性所受到传统婚姻方式的迫害：“中华积习数千年，女子幽屏，无几微之权利。婚姻，大事也，遇人不淑，憾之终身。而父母不察，则强为之缔定，甚或以盖代之清才，绝代之仙姿，乃偶庸奴，无有伸眉之日。”由于这一陋俗的合理存在，在专制的父母大人那里，是常常强扭瓜藤、棒打鸳鸯；在善良痴情的女性这里，又是每每担心遇人不淑，所托非偶。基本的人性被扼杀，相思病能不在生活中屡屡发生吗？

而另一方面，较多人认为，这是青年男女在艳情文学作品蛊惑煽动下，道德沦丧自取其尤，对此持道德非议态度。如清人黄正元《欲海慈航》引袁了凡语日：“人虽不肖，未有敢肆为淫纵者。自邪书一出，将‘才子佳人’四字，抹杀世间廉耻，而男女之大闲，不可问矣。每见深闺女子，素行无瑕，暂一披卷，情不自禁．顿忘中媾之羞，遽作阳台之梦。亦有少年子弟，情窦方开，一见此书，邪心顿炽，终日神游楚峡，每夜梦绕巫山。或手淫而不制，或目挑而苟从。丧身失命，皆由于此。”(www.xing528.com)

固然，许多带有淫秽描写的小说，确实易使人堕入彀中。如《蜃楼志》第五回写素馨原本很正经，但读了《侬情外史》中六郎和媚娘初会的情节，便“炎炎欲火，高升十丈”。

但是连《西厢记》这样较纯净、色欲描写较为含蓄的相思之作，电被混同于“淫书”，未免过于道学气了。毕竟男女情欲是人性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这一角度看，那些指斥《西厢记》一类以相思主题为核心蕴涵的论者，的确是太敏感了。不过，在传统小农经济相对封闭、礼教束缚的社会里，青年男女普遍处于“知觉剥夺”、“信息渴求”的精神状态中，情感生活更是如此。因而，即便我们今天看来还算得上是较健康的相思之作，实际上对当时的青年男女是可能有较大的情欲拨动力量，但由此就将这些作品加上“诲淫”的帽子，是不公平的。

在禁锢、否定情爱的文化氛围下，相思病成为一种“多发病”。可以认为，“相思病”文学母题是超文体、超文学、超时代，甚至跨文化的。其思想蕴含带有人性至情袒露、反礼教以及反正统主流文化的积极质素，为文学中天理人欲冲突的艺木表现。同时，这一母题适应并强化了中国民众接受心理中对个体的命运的热切关注，为古代爱情文学的绵延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