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俄罗斯戏剧发展概述

19世纪俄罗斯戏剧经历了从古典主义、感伤主义、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在现实主义逐步确立的过程中，俄罗斯戏剧创作在充分借鉴西欧戏剧成就的基础上，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民族特征，人民性不断加强，戏剧的民主化进程逐渐深入。

在19世纪初期，莎士比亚、席勒、莫里哀、狄德罗、博马舍、莱辛等西欧戏剧家的戏剧仍然是俄罗斯剧院的常见剧目，古典主义悲剧的创作原则的影响依然存在，俄罗斯剧作家的创作还明显带有模仿西方戏剧的痕迹。悲剧和喜剧是这一时期主要的戏剧体裁，但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新的趋向，如，感伤主义悲剧、新古典主义悲剧等。这个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剧作有Ф. 伊万诺夫（1777—1816）的悲剧《女郡守玛尔法，或征服诺夫哥罗德》（1809），В. 奥泽罗夫（1769—1816）的《雅典的俄狄浦斯》（1804）、《德米特里·顿斯科伊》（1807），П. 卡捷宁（1792—1853）的《安德洛玛刻》（1809—1818）等。与此同时，还确立了一些与浪漫主义相关的戏剧体裁：浪漫主义正剧、情节剧、轻松喜剧，等等。活跃在当时俄罗斯戏剧舞台上的是Н. 库科利尼克（1809—1868）和Н. 波列伏依（1796—1848）的浪漫主义正剧、А. 沙霍夫科伊（1777—1846）以及Н. 赫梅里尼茨基（1789—1845）等人的喜剧，而真正的杰作，如А. 格里鲍耶陀夫的《智慧的痛苦》（1824）、А. 普希金的《鲍里斯·戈都诺夫》（1825）由于审查机关的禁止都还没有上演。从总体上看，19世纪前25年，俄罗斯戏剧舞台上上演的基本上还是一些翻译的剧作和俄罗斯剧作家模仿西欧戏剧、追求舞台场面所造成的强烈印象的一些不成熟的作品，虽然这些作品为日后的戏剧发展做了很多方面的准备，真正具有民族特色的戏剧创作则刚刚起步。

普希金在戏剧方面的尝试对19世纪俄罗斯民族戏剧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早在皇村中学读书时，他就对戏剧发生了兴趣。南俄流放期间，受十二月党人思想的影响，他开始写悲剧《瓦季姆》，但没有写完。1824年，卡拉姆辛的历史巨著《俄罗斯国家历史》关于“混乱时代”的部分（第十、十一卷）出版，引起了全社会的兴趣，为戏剧创作提供了广泛的素材。1824—1825年，普希金以这段历史为背景，创作出了历史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悲剧展现的是16—17世纪之交留里克王朝末代皇帝死后，鲍里斯·戈都诺夫登上王位及后来伪德米特里借波兰人之助推翻了戈都诺夫王朝的那段历史。普希金借剧情和剧中人物之口，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即民众是历史的主人。在《鲍里斯·戈都诺夫》中，普希金反映了人民的命运。不过，人民在剧中是没有鲜明个性的群体形象，他们既是盲从的、无序的，也是有力的、智慧的。在悲剧的结尾，民众用沉默表达了自己对新王的失望。《鲍里斯·戈都诺夫》打破了古典主义戏剧规则的束缚，创造了新型的、体现具体的历史的时代精神的戏剧，与格里鲍耶陀夫的《智慧的痛苦》一道确立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一些基本原则，对俄罗斯戏剧艺术乃至俄罗斯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但由于“历史的过去成为认识当代生活、政权状况及其与人民关系……的手段”^〔89〕，所以这部悲剧直到1830年底才首次得以发表。30年代，普希金还写了四部《小悲剧》（1830）——《吝啬骑士》、《莫扎特与沙莱里》、《石客》、《瘟疫流行时的宴会》，普希金将思考的对象从“众人的命运”深入到了“个人的命运”，分别探讨了人性中最典型的一些本质特征，诸如贪婪、嫉妒、欲望、对死亡的恐惧等。

19世纪30—40年代，莱蒙托夫的《假面舞会》（1835），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婚事》、《赌徒》等一批具有俄罗斯民族特色、贴近现实生活的剧作问世。尤其是果戈理的《钦差大臣》，1836年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两地上演，引起极大的轰动，因此别林斯基充满信心地说：“我们将有自己的民族戏剧，这种戏剧不再飨我们以洋气十足的勉强扮鬼脸、借来的机智、丑恶的改作，而将是我们社会生活的艺术表现……”^〔90〕可以说，俄罗斯戏剧“从果戈理起，它已经有了现实的基础，已经走上了正路”。^〔91〕这条路从格里鲍耶陀夫、普希金开始，在果戈理的笔下坚实起来，以后逐渐扩展成一条宽广的现实主义大道。

继果戈理之后，50—60年代，最有影响的大剧作家是А. 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他使俄罗斯戏剧转向普通人的内心情感世界，转向日常生活。他成为公认的戏剧创作的核心人物，他的创作标志着俄罗斯戏剧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突出特点是戏剧的人民性和民主化，对社会政治问题和历史的关注，对现实的讽刺、批判力度的加强。在这一时期，除奥斯特洛夫斯基外，А. 皮谢姆斯基（1821—1881）、И. 屠格涅夫（1818—1883）、М.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826—1889）、А. 苏霍沃-科贝林（1817—1903）、А. 托尔斯泰（1817—1875）等一批杰出的作家、剧作家也创作了很多题材、体裁各不相同的剧作，使俄罗斯戏剧进入了一个相对繁荣的发展时期。

屠格涅夫继承了果戈理的写实传统，在戏剧中发展了“自然派”主题，创作了十余个剧本：《疏忽》（1843）、《落魄》（1845）、《物从细处断》（1847）、《食客》（1848）、《单身汉》（1849）、《贵族长的早餐》（1849）、《村居一月》（1850）、《外省女人》（1850）《大路上的谈话》（1851）、《索伦托的黄昏》（1852），等等。他的剧作虽然在题材和风格上各不相同，但基本上都没有紧张的剧情和离奇的事件，而是在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的基础上反映出人物性格和人物心理的时代的特征，从而达到典型性的高度。屠格涅夫的戏剧创作一反19世纪初的那种注重舞台体现、追求舞台效果的创作倾向，把重心完全放到内容上，用他自己的话说：“什么也不要，只要生活。”^〔92〕基本不去考虑戏剧形式上的一些问题。因此，有人说，他的剧作缺乏舞台性，不适合在舞台上演出。然而，正是这种创新后来被契诃夫继承了过去，并且发扬光大，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因此，屠格涅夫的戏剧创作是一种有益的尝试。(www.xing528.com)

皮谢姆斯基的戏剧主要反映的是农村生活，农民的世界。他先后写了15个剧本，开始是写喜剧，后来转向悲剧。写于1859年的正剧《痛苦的命运》是皮谢姆斯基的代表作，其中描写了普通农民在环境的压迫下失去理智，犯下暴行的故事，在当时很有影响。60年代，皮谢姆斯基认定“悲剧性是俄罗斯生活固有的自然现象”^〔93〕，所以他的戏剧在60年代后期展现的是一些为恶者、生性残暴的人，讲述的是一些残酷的情节，因此具有揭露的作用。

苏霍沃-科贝林则坚持了果戈理讽刺喜剧的方向。他的戏剧三部曲《昔日的景象》包括喜剧《克列钦斯基的婚事》（1854）、正剧《案件》（1861）、喜剧《塔列尔金之死》（1868）三部，展现了贵族道德基础的丧失以及司法体系的腐败，尖锐而突出地描绘了官僚世界的黑暗。丰富的想象力和对戏剧艺术的了解和热爱决定了他要用戏剧这种艺术形式表达他对社会现象的思索；而身为贵族，他的讽刺和揭露激情与亲身经历的不公正（1850年曾被诬告谋害一个他爱的女人而入狱）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三部剧作在风格特点上并不一致，如，第一部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精彩的人物对话取胜，第三部则以怪诞夸张见长，但是它们在表达作者思想及情感方面是一致的。剧作充满了主观的、抒情的因素，语言极富个性。

А. 托尔斯泰以创作历史剧见长，他的戏剧三部曲《伊凡雷帝之死》（1866）、《沙皇费多尔·伊凡诺维奇》（1868）、《沙皇鲍里斯》（1870）以每一个中心人物——沙皇——的名字为题，描绘了16—17世纪之交俄国历史上伊凡雷帝、费多尔·伊凡诺维奇、鲍里斯·戈都诺夫统治时期的一个又一个的重大政治事件。在А. 托尔斯泰历史剧的所有人物当中，具有天然的道德感的费多尔·伊凡诺维奇塑造得最为鲜明和丰满，但与历史事实有较大的出入。А. 托尔斯泰并不追求史料的真实性，他强调的是“人的真实”，“在重大的历史事件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和发展着的有趣的性格”。

70年代的俄罗斯戏剧更加关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力求及时反映社会上的新现象，努力满足日益增长的观众的要求。因此，这一时期的剧目相当繁杂，体裁多样，诸如童话剧、抒情喜剧、社会讽刺剧、悲剧，等等，不一而足。其中有的剧作经常在舞台上演出，比如В. 季亚钦科（1818—1876）60—70年代创作的《务实的先生》、《试金石》、《家门》、《现如今的爱情》等；也有的剧作很少出现在剧院的节目单上，但它们对戏剧发展具有比较重要的影响，如皮谢姆斯基的《猛兽》（1873）、《巴力》^〔94〕（1873）、《文明时代》（1875）、《财政天才》（1876）等。这一时期，戏剧界的领军人物依然是奥斯特洛夫斯基，他创作的《森林》（1871）、《雪姑娘》（1873）、《狼和羊》（1875）、《真理固好，幸福更佳》（1876）、《最后的牺牲》（1878）、《没有陪嫁的新娘》（1879）等杰作，反映了俄罗斯生活的新趋向。其他较重要的剧作还有：А. 波捷欣（1829—1908）的《浑水》（1871）、《有利可图的事》（1877），В. 克雷洛夫（1838—1906）的《逆流》（1865）、《走向世界！》（1870）、《蛇妖戈雷内奇》（1874）、《不幸和厄运》（1879），Д. 阿维尔基约夫（1836—1905）的《关于俄国贵族弗罗尔·斯卡别耶夫与御前伺膳纳尔登-纳晓金之女安努什卡的喜剧》（1869）、《卡希拉的遗风》（1872）、《皇太子阿列克塞》（1872）、《乌丽亚娜·维亚泽姆斯卡娅公爵夫人》（1875）等。

80—90年代，由于社会历史形势的变化，整个社会充满了沉闷的气氛和分化的感觉，戏剧作为反映生活的一种艺术形式必然带有时代的烙印。50—70年代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发生了变化，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戏剧中也出现了新的表现手法，浪漫主义重新抬头，象征主义等现代派的艺术手法也开始出现。最具代表性的是契诃夫的戏剧创作。“契诃夫是擅长于采用多种多样的、往往能在不知不觉中起影响作用的手法的。在有些地方他是印象主义者，在另外一些地方他是象征主义者，需要的时候，他又是现实主义者，有时甚至差不多成为自然主义者。”^〔95〕契诃夫在这一时期创作的“新型戏剧”《伊万诺夫》（1887）、《海鸥》（1895—1896）、《万尼亚舅舅》（1897）、《三姊妹》（1900）标志着俄罗斯民族戏剧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此外，奥斯特洛夫斯基创作了他最后的几个剧本：《女奴》（1881）、《名伶与捧角》（1882）、《英俊小生》（1883）、《无辜的罪人》（1884）、《并非来自尘世》（1885）。Л. 托尔斯泰这时写的戏剧作品也很有影响。他有三部戏剧作品在俄罗斯戏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1）、《活尸》（1900），它们极其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人们的精神道德所造成的冲击。托尔斯泰也和果戈理一样重视戏剧的影响力，他同样认为要想改变社会，必须先拯救人们的灵魂，因此，他的戏剧作品和他这一时期的小说一样带有宗教道德说教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