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民主建设应与税收体制改革双轮驱动

税收民主建设应与税收体制改革双轮驱动

新中国的税收，在其60多年的生涯里，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淬练。前30年，税收的地位与作用一路下滑，其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一度不到50％，税制一简再简，以至濒临“取消”的境地。后30年，则一路上升，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不仅达到90％以上，而且税制在经历了几次大的改革以后，已基本建立起了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以流转税、所得税为主体，其他税种相互配合的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征收的体系。税收已成为一门显学，税收法律、法规、政策每有调整，都会在社会上掀起不小的波澜。

尽管如此，我个人认为，很多国民也包括一些政府官员在对税收性质的认识与把握上，始终存在着一些偏颇。他们一般都将税收作为一个经济问题或财政问题。即使是社会科学界，也将税收作为经济门类下的财政科学分支。由此导致对税收改革只注重功能、结构的完善，而未能相应地跟进对税收法治、民主功能的建设与完善。

税收不仅仅是政府取得收入以及调控经济、调节收入的工具，由于它本质上是对国民私人财产的再分配，因此具有多重属性，即一方面属于经济基础，如马克思所说，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另一方面，它又属于上层建筑，因为它同时还是国家（政府）与法人、自然人之间达成的一种法律契约，即法人、自然人委托政府为其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因此，税收又表现为法律和政治制度，属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

回顾中外历史也好，检视现实也好，我们会清楚地看到，大多数因税收引发的社会矛盾，并不只是因为税负苛重，征收不公平，而是因为征收没有得到纳税人的同意，税收的用项不明等等。这方面的典型事例就是18世纪引发美国独立战争的一系列新税种，当时的美洲殖民地人民认为英国“不得我们的同意，即向我们征税。”（《美国独立宣言》）孟德斯鸠在18世纪写作《论法的精神》时，根据对当时欧洲不同政体国家的考察，提出不同制度下的国家必须有区别地征收轻重不同的赋税。他说，政体宽和，国民享受自由较多的共和制国家，可以征收较重的赋税；而那些专制的政体，国民遭受沉重奴役的国家，只能征收较轻的赋税。

英国学者马克尔（MOKYR）对18世纪英、法两国历史的研究表明了民主制度对赋税征收的意义。英国光荣革命后的平均税负远远高于当时专制制度下的法国，但人民却更乐于交税；而法国国王收很低的税，老百姓反而怨声载道。这就是一个实行宪政民主的国家与专制国家赋税的区别。(www.xing528.com)

再以当今的北欧四国为例，其平均税负都占GDP的50％左右，可谓世界平均税负之最，但这几个国家恰恰却是当今世界政治清明，官员廉政，人民幸福指数名列前茅的国家。

何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呢？道理很简单，纳税人不仅清楚税收的性质、用途，而且征多征少怎么用也体现了他们的意志（通过他们选举的代表在议会立法，又通过他们选举的政府官员执行税款的征收、分配及绩效考核），所以税负再重也是他们自愿选择，而且他们清楚，交的税最终会以各种形式用于提升自己的福利水平。反之，如果税收的性质不明，用项不明，哪怕税负再低，纳税人照样也会不满意，会以各种方式逃避纳税义务。

只把税收看做经济财政问题，而不看做是政治法律问题，在我国现实中的表现之一就是，只强调纳税人的义务，而不相应地关注、保护纳税人的权利之二则是，税收法律体系不健全，如我国现行税制，只有所得税类税种是法律，其余还都是行政法规，政府既是收税人、用税人，又决定怎样收税，收多少税，岂不是运动员兼任裁判员吗？！之三就是税收的分配不透明，绩效缺乏有力的监督。纳税人也即公民的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

我国税收财政方面存在的很多问题，如果追溯原因，其实都可以找到上述根子来。

改进的方法不言而喻，我国的税制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需要不断改革；同时，我国的税收民主、财政民主建设也要跟上去，与其同步，双轮驱动。这样，方才能使税制改革收到实效，否则，“按下葫芦浮起瓢”，问题反复出现，还为找不到症结而发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