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几点思考
李勇进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求马克思主义真正掌握群众,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表面上看来,大众化似乎是理论的通俗化问题,实质上隐藏在背后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学风问题。学风端正,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
一、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
马克思主义按其本性来说是属于人民大众的。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书斋中的学问,不是时代之外的遐想,不是遨游于太空的“不明飞行物”,而是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曾经说过:“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在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所谓“真正的”三个字,也就是说并不是任何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只有“真正的哲学”即回归现实世界的哲学才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才是“文明的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超越了书斋中的理论,而走向了人民大众。我们不能又回到当年马克思所批评过的老路上去,重拾书斋漫步、闭门造车的旧梦。我们正处于一个人类的崭新的文明时代,处在一个重大的社会转型期,这样的时代呼唤着属于自己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所掌握,才能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在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最早提出理论武装群众的思想。他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全人类,首先是给了工人阶级,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首倡者和模范力行者。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宣传普及,作为推动中国革命第一位的思想政治工作,并亲自深入工人、农民群众中进行宣传讲解,大革命时期他所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光辉典范。在延安时期,他曾经尖锐地批评过进行宣传思想教育不看对象的简单生硬的做法。他指出:“我们的宣传有时也太刺耳,玫瑰花虽然可爱但是刺多扎手,‘羊肉好吃烫得慌’。对于那些绅士,玫瑰花虽可爱,但因为刺多他们不大喜欢。”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4月,在他主持下撰写并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名义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分析思想理论教育中出现教条主义的原因时,严肃指出:“工人阶级和其他人民群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之下赢得革命,赢得国家政权,而革命的胜利和革命政权的建立又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开拓无限广阔的道路。但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胜利以后被公认为全国的指导思想,这就使得我们有不少宣传工作者常常只是依靠行政权力和党的威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教条灌输给群众,而不是辛勤努力,掌握大量材料,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用人民的语言,很有说服力地去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这一分析,入木三分。毛泽东还在要求各级干部加强理论学习的同时,反复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强调“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
二、主观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大敌”
毛泽东指出,学风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学风。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是一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态度。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所批评的这种主观主义学风,在我们今天的学术界仍然有非常严重的表现。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学院派自居,躲避“问题”,远离生活,远离大众,造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术生态出现诸多问题:其一,视域狭窄,缺乏现实关照。部分学者局限于微观领域,依据自身的学术框架和学科背景,自说自话,躲进小楼成一统,在狭小的领地“自得其乐”,满足于小圈子里“相濡以沫”。其二,现实性与学术性的二元对立。在“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旗帜下,思想对现实沉默寡言,甚至于沉默不语,使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与学术性构成了非常紧张的关系。其三,“以西解马”的解释框架流行。一些人借助于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话语解读马克思,其中又以海德格尔为甚,“以西解马”突出表现为“以海解马”。在这种流行的解释框架中进行玄妙的自我深化,在西方的话语中消解马克思,西方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似乎成为了主导性话语,大有以“以西解马、无马不西”的解释框架一统天下的格局。其四,晦涩文风盛行。具体表现为:问题越来越高雅,视域越来越狭窄,字眼越来越生僻,概念越来越抽象,语言越来越晦涩,文章越来越难懂。一言以蔽之,“不好好说话”。部分学者过于注重学术包装,似乎只有“创造”一些新的词汇、新的概念才能体现学术的深度和思想的深邃;有的学者热衷于抽象和思辨,习惯于用一些大家都看不懂的话语表达大家都明白的道理。正是由于这种学术生态的失常,导致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缺乏对当代“中国问题”准确而又有深度的理论阐明,失去观照现实的理论力量。(www.xing528.com)
总之,我们应当看到,学术界存在着的这种主观主义态度和作风,拿来律己,则害了自己;拿来教人,则害了别人;拿来指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则害了革命、建设和改革。这种反科学、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大敌”。只有坚决克服这种主观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才会真正走到群众中去,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三、端正学风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路径
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关注现实,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路径。贴近群众,密切关注现实问题,走进大众生活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以现实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坚持和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根本方法。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脱离实际的空洞说教,反对脱离实际的理论研究和主观主义地构想各种所谓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建构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时,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旨趣”和“问题意识”。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和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人类社会推向前进。
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时代是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最关注的现实问题是资本主义的命运、社会发展的前途和方向以及人类的自由和解放问题。马克思终其一生一直在追问资本主义存在的合理性,探讨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为此,他把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作为关注的焦点,特别强调“问题意识”的重要性。他说:“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因此,他“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的“问题意识”体现在他立足于现实,善于发现反映时代发展的根本问题,并把此问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去思考。
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强调应以现实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1930年,毛泽东在批评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时,就明确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绝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他还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938年,毛泽东在批判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时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在延安整风时期,我们党确立了“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了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树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生长点是实践,他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根据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方法,进一步提出了“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的科学论断,强调必须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在新世纪新阶段,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学习理论,武装全党,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一定要做到坚持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相结合、坚持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坚持运用理论和发展理论相结合。加强学习,一定要紧密联系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要求来进行,一定要紧密联系认识和解决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来进行,一定要紧密联系自身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改造来进行,一定要紧密联系更好地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来进行,理论学习务必要在武装思想和指导实践两方面都取得新的成效。这些重要论述,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原则和方法,进一步弘扬了马克思主义学风,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指导思想和现实路径。
(作者单位:云南警官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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