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代共融：架起科学理论与人民的桥梁

将哲学理性融入到时代之中

李　兵

一

当今中国哲学在现实问题上的失语几乎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相对于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应用学科，甚至一度沉寂的政治学所表现出的活跃与强烈的入世取向，哲学简直可以视为“缺席”或者“自我放逐”。汹涌澎湃的现实生活与宁静孤寂的哲学研究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尽管这一事实也许并不为专注于“追求体系的完美，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的“学院派”哲学家所觉察或自省，然而，只要对身边的世界稍加留意，便不难发现，人们除了对一些貌似哲学的“政治话语”嗤之以鼻之外，几乎遗忘了哲学在现实中的存在。在这个追求功利和崇尚实效的时代，哲学被边缘化并不是没有其可以理解的社会经济背景和文化心理氛围，然而，现实也同样不是没有对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的热切呼唤和渴求。我们的社会在经历了几十年高速发展、深刻变革和重大转型之后，面临着重新整合和重建规则的迫切任务，而这离不开“从后思索”的“密涅瓦的猫头鹰”的智慧;我们的国家在获得一系列骄人业绩、雄厚实力和崇高威望之后，面临着来自国内外各种势力的政治压力，须臾不能为已经取得的成绩冲昏头脑，而必须保持高度沉静的理性思维;我们的人民在经受了体制转轨、市场经济和相对富裕的考验之后，面临着生活和精神的多重迷惘，亟待从时代的哲学理性中寻求生活的路标和精神的家园。时代需要哲学的担当，哲学需要时代的滋养。但是，我们的哲学似乎还依然游离于时代的洪流之外。公允地说，这并不完全是哲学工作者的主观意愿，而是因为始终没有找到介入现实世界的合理进路。毫无疑问，与其用一些既无思想又无实证材料，既缺乏哲学的“原则高度”，又缺少科学的经验基础的“语录词汇”和抽象话语来敷衍搪塞，还不如对暂时无力或无法言说的东西保持沉默。须知，人们对哲学曾经过度干预生活而导致哲学和生活双重伤害的记忆仍然心存芥蒂。

那么，如何使哲学以适当的方式融入自己的时代，并发挥应有的反思、批判和引导功能呢?在这里，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起一个人，那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方面作出过勇敢探索并取得骄人成就的哲学家——艾思奇。如果说艾思奇在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方面的功绩已尽人皆知的话，那么，他在哲学的时代化、现实化方面所进行的理论推进和达到的理论高度，却较少被人注意和提及，但事实上，这是其在理论上所取得的更重大的建树。

从哲学的意义上讲，相对于空间来说，时间是更深邃的东西。“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哲学思想的时代性，是黑格尔之后的现代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达成的理论自觉。黑格尔深刻指出:“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越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如果它的理论确实超越时代，而建设一个如其所应然的世界，那么这种世界诚然是存在的，但只存在于他的私见中，私见是一种不结实的要素，在其中人们可以随意想象任何东西。”为此，他把哲学理解为“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马克思高度认同黑格尔的这一思想，并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他认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我们从马克思一生的理论创作中可以发现，他不仅在理论学说中预见了这个时代，而且还在自己的理论实践中兑现了这个预言。在马克思那里，哲学不再仅仅是“解释世界”的思辨逻辑，而是“改变世界”，实现人类自身解放的思想武器，“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能消灭自身。”因此，马克思没有创立与其他特定体系相对的体系哲学，而是将哲学融入到了时代性的人类实践之中，通过对“尘世”、“法”、“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学”的批判，使哲学成为“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革命力量。

艾思奇作为具有深厚理论造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深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品格和精神实质，那就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从接触这一理论的那一刻起，艾思奇就没有将这种哲学当做学院派的书斋哲学来看待和钻研，而是将其作为解决宇宙人生根本问题的思想指南和根本方法。当艾思奇还是一个刚刚20岁的青年的时候，经过艰苦的探索，在困惑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新哲学”。他曾对友人说:“我总想从哲学中找出一种宇宙和人生的科学真理，但都觉得说不清楚，很玄妙。最后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才感到豁然开朗，对整个的宇宙和世界的发生和发展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和合理的解释。”从此以后，他便紧紧抓住这个令人信服的理论武器，开始了他终其一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传播、阐发和创新的事业。在1936年6月写成的《哲学研究大纲》中，艾思奇在谈到研究哲学的意义时，明确指出，“在现在中国民众的生活里，最重要的问题是民族解放和民族救亡的问题。中国的人们研究哲学，也得要联系到这个问题。如果哲学在民族救亡的解放的任务上不能起丝毫的作用，那我们还来研究哲学，就没有意义了。……我们研究哲学，就是要根据着世界发展的这一般的法则去考察民族解放运动是怎样发生和发展，去看出它的方向和前途，‘哲学的主要问题是在于要改变世界’，我们研究哲学，主要的问题也在于改变现状，改变我们的屈辱的被压迫民族的地位。我们的哲学一定要能帮助我们解决民族解放的一切认识上和战略上的问题，这才是它最重要的意义。”尽管艾思奇这段话是针对非专业的人士说的，但却鲜明地表达了他哲学研究的旨趣，更重要的是，这种对待哲学研究的态度，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使命和功能。“辩证法唯物论新哲学”，在艾思奇这里，从此成为了剖析时代性重大问题的手术刀，和解决民族解放一切认识与战略问题的思想基础。

二

正像人们时常将“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挂在嘴边，却未必真正理解这句名言的内涵一样，大谈哲学的时代化、现实化，也未必真正能够将这一口号付诸实践。理论与现实、思想与时代，毕竟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东西，尽管它们有着共同的生活基础和深刻的一致性，然而，要自觉到这一点，并将哲学思考融入到时代的重大课题之中，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首先取决于用于思考现实问题的哲学。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0世纪上半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相并行的，还有形形色色的其他来自西方的各种哲学和产生于本土的传统哲学，体用之争、科玄之辩此起彼伏，意志主义、生命哲学、实用主义、新康德主义纷纷登场，即使在“唯物论”哲学的名目下，也有诸多派系。然而，艾思奇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新哲学”何以能够赢得如此众多的读者，并最后成为那个时代哲学的主流，无疑应从其传播和阐发的哲学理论本身中去找原因。

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并经过列宁发展的“新哲学”，诚如艾思奇所说:“第一，它是全世界哲学史上发展的最高成果。它批判地包摄了过去一切哲学家所贡献的最积极的东西和精华，而除去了它们的毒害和渣滓;第二，它是跟着现代最前进的人们的实践活动而发展起来的，这些人们在近代历史舞台上几十年的斗争经验，构成它的理论内容，使它成为无比具体的现实的真理;第三，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是辩证法唯物论哲学的‘试金石’，自然科学界新发现的不断出现，也不断证明着新哲学的真理性。”艾思奇在当时的条件下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学究般地去指证马克思主义“新哲学”与旧哲学以及同时代其他各派哲学在本质上的不同，论证马克思在哲学史上实现的伟大变革，但是，他看到了这种“新哲学”并不是脱离人类文明大道的某种宗派主义的东西，而是建立在全世界哲学史上发展的最高成果。因此，必须在哲学史的深厚理论背景下来认识和理解“新哲学”。黑格尔认为，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是思想性的历史。不理解哲学发展的历史，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当代的哲学。恩格斯也曾针对那些对哲学史不了解，却总是跟着某种时髦的哲学跑的自然科学家不无嘲讽地说，正是由于对哲学史的不熟悉，所以“在哲学中几百年前就已经提出了的、早已在哲学上被废弃了的命题，常常在研究理论的自然科学家那里作为全新的智慧出现，而且在一个时候甚至成为时髦的东西”。艾思奇在谈到如何研究哲学的时候，特别强调了研究哲学史的重要性。可见，在艾思奇看来，“辩证法唯物论”之所以能成为指导民族解放运动的“正确的哲学”，并不是任何人主观的偏好或选择，而是由这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本身所决定的。此其一。(www.xing528.com)

其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种新哲学是跟着现代最前进的人们的实践活动而发展起来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创立之初就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阶级立场，强调“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把“人的解放”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即将建立一个“每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作为自己理论的终极价值指向。因此，这种新哲学是有鲜明的阶级属性的，是“新的前进人们的哲学”。不仅如此，辩证法唯物论的理论内容是由几十年最前进人们的斗争经验所构成的，因此，它是无比具体现实的真理。指出新哲学的理论内容是由最前进人们的斗争经验所构成的，这是艾思奇一个极为深刻的思想洞见。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最重要的理论原理，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然而，长期以来虽然我们嘴边无时无刻不挂着这句话，但却没有深入地理解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真实意义和内涵，相反却将这一从根本上超越了旧哲学的观点重新拖回到形而上学“自然本体论”上加以把握。这或许就是我们的某些哲学老是脱离实际、崇尚空谈，而难以切入现实生活的深层的思想根源。马克思恩格斯在第一次系统阐述其历史唯物论思想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这一观点作过明确表述:“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注意，所谓社会存在，就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而不是那些与人的实践活动无关的“存在着的无”，即抽象的物质和自然。

我们在读艾思奇哲学论著的时候惊喜地发现，在他那里，这个问题却解决得很好，不仅看不到任何关于“世界是物质的”这种抽象的议论，而且关于人们现实生活过程的辩证法唯物论的真谛在他那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我们且以艾思奇《民族解放与哲学》一文中对唯物论原则的阐发为例，来看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把握和理解。艾思奇在这里没有就所谓的“原理”作任何空泛的表述，而是直截了当地切入到民族解放运动这一当时最现实最重大的现实问题之中，以爱国运动的高涨来说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道理，反驳观念论(唯心主义)认为爱国运动只是因为受了某些党派或少数人的蛊惑的谬论。艾思奇这样写道:“现实的事实决不会替观念论帮忙。如果不是丧心病狂或受到侵略者豢养的人，看见了目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还能够冷然地、没有一点自发的救国热情么?如果不是丧心病狂或受到侵略者豢养的人，你能够忍心说全国民众的爱国运动不是他们自身的要求么?全国人民难道都是木头?在这样残暴的侵略下，在不顾一切国际信义的华北增兵的事实之前，在无耻的武装走私的经济打击之下，他们会一点痛痒、一点感觉也没有么?对这些问题，谁都应该要答一个‘不’字的!眼前全国爱国运动的高涨，民族意识的强化和普遍化，是由于民族危机进入了新的阶段;是由于半殖民地的中国将要陷入全殖民地化;是由于敌人不单要侵略中国，而且要独吞中国;是由于大多数的民众都明白:投降就是死路，只有抵抗才有方法图存的缘故。是在这一切事实基础上产生的。”艾思奇接着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就证明了唯物论的原则:‘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他的存在，而是人社会存在决定他的意识。’民族意识的强化和普遍化，是中国民众的艰苦为难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不是任何少数人的意思可以左右的事。”这就是艾思奇所把握到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种唯物论的逻辑形式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它的内容却是由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以及绝大多数人们奋起抗战的爱国行动所构成的。哲学的时代性和现实感在这里鲜明地凸显了出来。

三

要将哲学融入到时代之中，除了用于思考现实问题的理论，还离不开进行哲学思考的主体。艾思奇能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不久的时候，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和现实化，还取决于他具有从事哲学研究的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时代的责任感。

首先，艾思奇站在时代的大众立场上来研究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常说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看问题，但是否真正做到了却是另外一回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旧哲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它的立足点。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强调:“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这里我专门引用经恩格斯加了着重符号的文字，就是为了突出“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的差别。“直观的唯物主义(即旧唯物主义，引者注。)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而“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的问题都在于使现存的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至少不主要是“解释世界”的哲学，而是“改变世界”的哲学，而“改变世界”的哲学是离不开物质力量的，这个物质力量就是处于一定历史阶段从事现实活动的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艾思奇深刻领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始终把“新哲学”的立足点置于“前进的人们”之上，把自己的哲学研究定位在“普通的民众”立场上。在《如何研究哲学》一文中，艾思奇在透彻地分析了哲学与普通民众生活的关系之后，指出:“为什么要研究哲学呢?这问题现在解决了:因为从哲学的研究中，我们要找到正确的世界观，这世界观可以作为我们认识现实的根本方法。我们借此可以得到正确的认识，变革自己的意识，更进而建立起健全的、合理的生活实践。”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艾思奇写出了《大众哲学》这样的脍炙人口的传世名著，成为被蒋介石视为冲破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并且教育和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人的思想利器;写出了被一代伟人毛泽东称为“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并且作了长篇摘录的《哲学与生活》，该书结合当时中国的现实，探讨并回答了人们生活中一系列重大而紧迫的问题。

其次，艾思奇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时代的重大问题结合起来。艾思奇说:“第一不离开现实的问题，第二要有前进民众的立场，是辨别正确哲学的标准。”找准现实问题，将哲学的思考融入到时代之中，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贯原则。但是现实是纷繁复杂的，甚至是零碎杂乱的。哲学的思考不能纠缠于琐碎的问题，而是要抓住时代的迫切问题。马克思说:“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时代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的主要意义在于，“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达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那么，艾思奇所面临的时代问题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就是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面临巨大威胁的时候，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今天来看，这个问题是十分明朗的，然而，在当时却不是这么简单。不仅各种观念论(唯心主义)的观点、主张甚嚣尘上，亡国论、投降主义的阴霾笼罩着人们的心理，而且还有各种打着“唯物论”旗号的学说，尤其叶青之流的论调不绝于耳，纷扰着普通民众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找准问题已然不易，更不要说还要在多条战线上展开理论斗争。由于艾思奇有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信仰，又具有自觉的“前进人们”即广大劳苦大众的阶级立场，任何迷雾都遮盖不了他哲学斗争的方向，任何问题都可以纳入到时代的“迫切问题”中加以把握。一部《哲学与生活》，全部是在回答各方人士向艾思奇提出的问题，问题之广几乎涉及了哲学中的一切重要方面，如世界观问题、真理问题、内因与外因的问题、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问题、认识论问题，甚至恋爱的问题、宗教的问题等等。艾思奇不仅通过透彻的理论分析对问题做出了正面的解答，并借以阐述了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观点，而且，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几乎对所有问题的解答都同时代的重大问题结合起来，赋予所解答的问题以鲜明的时代感和现实感。例如，他在回答“人生究竟是为什么?”这个问题时，他首先否定了对这个问题的抽象提法，认为应当结合时代、社会和阶级来谈论。“‘人生为什么?’这问题是太空洞了。人的目的，是随着时代、社会，以及阶级的不同而不同的。”接着，他以商店老板、20年前的“读书人”为例，说明了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和阶级条件下，人的目的的不同。最后将问题归结为，“我们的问题只是:‘我们生在世界上的任务是什么?’要明白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就要认识我们周围的现实。所以，如果你要了解人生是为什么，你就先得要认识，我们的生活是什么?例如对于中国的认识，我们已决定第一是处在半殖民地的国家，第二是现在已临到民族危机更尖锐的时代了。那么，我们的任务，至少也可以确定这一点，我们要努力抗争，求民族的自由解放!这就是我们的为什么了!”短短几句话，把一个本来十分抽象的问题首先带回到现实生活之中，赋予其真实的意义，然后将其置于时代的大背景下加以辨析，鞭辟入里，令人口服心服。这就是艾思奇独到的理论“功力”!他凭借这种“功力”，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现实化作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任务，指出，“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准确把握改革发展实际，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增强理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进一步改造世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这是对中国当代时代性问题的深刻揭示和准确把握，是向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提出的重大理论课题。伟大的时代理应造就伟大的理论和理论家，波澜壮阔的生活势必孕育气势恢宏的思想和学说。让我们以艾思奇为榜样，不辜负时代的使命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将哲学思考融入到时代的重大问题之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焕发出应有的时代光芒!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