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救亡的辩证结合
蔡大坤
哲学之思的核心不是结论，而是真实地发问。研究哲学重要的是引导人们对真实问题的追问，并在追问中获得启示，开起理智，做出选择，兑现行动。研究《大众哲学》理应关注它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和通俗化特色，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新问题的提出与思考。只有这样，对《大众哲学》的研究才会更加深入。本文将从几个基本问题切入，对《大众哲学》丰富的深刻内涵做一尝试性探索。
一、启蒙与救亡的时代现实孕育了《大众哲学》
艾思奇认为五四运动没有完成启蒙大众的历史任务，必须进行新启蒙。他认为“反对迷信愚昧，建立科学和民主的思想及新的文化创建未完成。……传统文化屡次死灰复燃，它的根仍然支配在大众的生活里”。为什么五四运动开启的启蒙任务没有完成呢?他认为一是时间太短;二是没有精深的创造性贡献。他说“中国虽然有五四前后的思想启蒙运动，但是，欧洲几百年的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在中国仅短缩为五六年的五四文化运动，各种各样的新思潮辐辏而来，时期太短，不容有任何精深的创造的贡献，系统的大著都是以翻译为主。”基于这种认识，艾思奇先生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宣传和普及化工作，无论多么困难，他都从不懈怠，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要用精深的创造性贡献来继续启蒙大众，完成历史交给的重任。他在这方面确实做得十分出色，《大众哲学》就是他精深创造性贡献的标志。
《大众哲学》是最早系统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新发展。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要取得胜利和不断前进，就必须用与时俱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而不是机械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思想或理论。这样不但推动不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指导不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反而会极大地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力量的发挥，影响革命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和接受。所以毛泽东极其重视艾思奇创作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早进行中国化、大众化、通俗化和系统化创造性转化的经典性开山之作《大众哲学》，并身体力行地将《大众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性贡献的某些理论成果推向深入，吸收到《实践论》和《矛盾论》中。
也就是说，最早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哲学》的产生既是中国革命完全不同于欧洲革命实践的必然要求，更是中国启蒙对象和救亡主要力量本身具体情况的客观需要;是承载写作主体最深层的写作意图与丰富思想的必然选择;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大众，把理论转化为行动，激发起革命大众去拯救国家和民族的不二选择。
二、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武装大众、拯救危亡
深度启蒙就是用先进科学的理论武装大众。启蒙一是为了唤醒大众，认清自身所处的环境和面对的现实问题，激起他们对现实问题的关注、追问与思考;二是进一步的科学理论武装。如果只是用情感和事实唤醒了民众，清除了大众脑中那些早已不合时宜的旧思想、旧观念甚至是有毒有害的思想观念的同时，如果没有先进科学的思想观念进行置换，那么启蒙最终会失去意义，还得回复到旧思想旧习惯中去。这就是中国启蒙运动一直到新中国成立时都没有完成的主要原因。归结到一点，启蒙不成功的主要原因不仅只是旧思想旧观念难以清除，更为重要的是理论武装问题没有很好解决。这对当时救亡图存的严峻现实有着直接的影响。所以艾思奇先生极力主张启蒙与救亡要有机结合。他说:“整个民族的意识觉醒的动员，是我们所需要的，民众愈是对抗战的内容理解得深刻，正确，愈更能形成伟大的自发的力量。但民众意识的动员就有赖于民众文化水准的一般提高，就有赖于文化的抗战。”(www.xing528.com)
大众运用理论指导自己行动的自觉程度是理论武装成功与否的标志。理论研究、理论宣传和理论教育最终都要落实到理论武装上，而理论武装成功与否又要看有多少人，在多长时间内能自觉运用理论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从这个标准来看，《大众哲学》对大众的理论武装十分成功。“当时有《大众哲学》动员了10万青年参加革命的说法”，《大众哲学》被当时广大青年称为“救命的书”。甚至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还有战士祁家声带着《大众哲学》进行反复阅读。这些都很好证明了《大众哲学》对大众理论武装的巨大成功。有研究者指出:“倘若我们从更广泛，更长远的历史时段来看，在中国人接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的过程中，或者说在中国人的思想启蒙运动中，《大众哲学》对中国人的启蒙和教育作用是如此的深入，广泛和持久，这是其他文化教育启蒙读物无法可比的。”
启蒙与救亡是中国近代史上相携而行的双重主题。对启蒙与救亡的关系问题，艾思奇早就有深刻的认识和论述。他认为启蒙与救亡既没有谁正谁副的区别，也没有谁压倒谁的区别，而是两者的有机结合。他在《论文化和艺术》中写到:“启蒙运动的内容和任务第一是文化思想上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一运动的发生，是由于敌人的猛烈的新的进攻的刺激，是由于亡国的危机的迫切，是由于民族敌人不但要灭我们的国家，而且正在用种种方法想毁灭我们的文化，使我们在文化上也成为他们的奴隶。”这其实很清楚地表明艾思奇所做的一切理论研究宣传工作，主要目是启蒙大众，拯救国家和民族。所以他认为“抗战自然是军事的抗战，但同时间接地也是经济的抗战、政治的、外交的抗战、更不能离开文化的抗战。”
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中国大众的创造性路径选择
想方设法为大众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创新途径。这一点是艾思奇先生给从事理论研究、理论宣传和理论教育工作的人最大的启示。理论武装本来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而武装的对象又是文化基础很低的大众，更加深了工作的难度。怎么使文化基础很低的大众听得懂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对艾思奇先生来说确实是一个艰巨而现实的问题。所以他多次谈到写作《大众哲学》的艰难。如果不能做到用朴实的语言把深奥的哲学讲得简单易懂，不用中国大众能够接受的方式把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国化，大众化处理，对大众进行理论武装就成了空中楼阁。因为理论武装是一个理解、认同和接受的过程，武装成功与否的检验标准是看武装对象是否能自觉地运用理论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面对艰难的工作，他出于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胸怀人间大爱的真情，经过长期艰苦的探索实践，终于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中国大众开创出了一条成功之路。
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和通俗化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中国大众必须选择的路径与方法。无论是启蒙还是救亡，都是中国的启蒙和救亡，而不是欧洲的启蒙和救亡，而启蒙的对象也是中国大众，不是欧洲人民，救亡的主要力量更是中国群众，不是欧洲民众。既然如此，马克思主义不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和通俗化能行吗?
总之，艾思奇写作《大众哲学》最深层的用意是继续完成五四启蒙运动未完成的历史使命:创立现代中国新文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用此新文化启蒙中国大众，武装大众，拯救危亡;而创立现代中国新文化的基本方法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和通俗化的精深创造。这其实已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建开了先河。我们只要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走下去，就能为现代中国新文化的最终建成贡献自己的力量。所以有学者指出“艾思奇在新启蒙运动中所主张的把启蒙和救亡结合起来，用文化启蒙来推动救亡，又通过救亡来将文化通俗化，大众化，并在广泛的民众中去建立新文化教育。这种新文化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新综合’。”这是很有见地的!
(作者单位:云南省红河州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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