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益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断。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大众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大众哲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完美结合。《大众哲学》产生于抗日烽火燃烧的年代，它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真理，密切联系中国的生活实际，可以说《大众哲学》从一产生就是与中国的国情、中国的革命现实结合在一起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大众哲学》之所以在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中产生广泛影响，除了其大众化、通俗化的表现形式之外，最重要的，是它反映了时代的需要，反映了广大群众最为关心的民族救亡图存问题。
二是《大众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也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毛泽东在延安时十分喜爱《大众哲学》，称赞它是一本“通俗而又有价值”的著作，并将《大众哲学》的优秀成果，融进了他的伟大哲学专著——《实践论》和《矛盾论》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二、《大众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同时代特征、时代主题和日新月异的国内外实践发展相结合，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人类一定历史阶段的认识成果，都要受到当时经济、政治、社会、科技、文化等方面发展水平的制约。再伟大的思想和理论，都不可能是超时空、超历史而一成不变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思想武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的任务都会有很大的变化。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走到那里，哲学也要起到那里”。这一点在《大众哲学》中就能得到很好的体现。《大众哲学》从产生后到现在历经数次修改，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作者都结合时代特征对《大众哲学》进行了修订，不断充实完善《大众哲学》。(www.xing528.com)
《大众哲学》出版第四版时，艾思奇进行了修改，其时，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受到了国民党最高统帅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压抑;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使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损失的王明“左”的路线，还严重干扰着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领导;社会上各种封建主义的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潮也甚嚣尘上。《大众哲学》的发表，产生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其影响的广泛和深远是无可估量的。《大众哲学》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同青年的思想和社会生活结合起来，打破了“哲学神秘”的观念，使哲学从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中锐利的武器，给当时的进步青年带来了一次思想的飞跃。许多人由于《大众哲学》的启蒙，逐步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自觉地奔赴延安，投身到民族解放斗争的洪流中。李公朴在为《大众哲学》写的序中，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一本通俗著作，我敢说是可以普遍地做我们全国大众读者们的指南针，拿它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解放战争时期，《大众哲学》像革命的火炬，在黑暗中照亮了前进的方向，启蒙了成千上万的青年奔向革命道路。在国内战争时期，蒋介石曾无可奈何的哀叹:“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防线”!承认其失败，是人心丧失，“乃败于艾思奇先生之《大众哲学》”!闻一多、朱自清等著名学者，在抗日战争时期也认真读过《大众哲学》，从中寻求真理，寻求自己的人生之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艾思奇坚持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探索新时期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1950年到1953年间，艾思奇又对《大众哲学》进行了修改，但由于历史原因，当时这一修改本并未得到印行。
三、《大众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由抽象性到具体化、由学术性到通俗化、由少数领袖人物的理念到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共识、成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的过程。《大众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大众哲学》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明确指出“哲学并不神秘”，“哲学不是虚无缥缈的学问”，哲学的“踪迹可以在日常生活里找到”。从而把哲学由玄妙的殿堂引入实际生活，使哲学和人民群众接近，使人民群众知道日常生活中就有哲学，这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一件开创性的工作。这本为大众写的《大众哲学》，在大众中确实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前《大众哲学》就印行了三十二版，供不应求。1979年又印行了三十五万册，仍旧一售而空。可以说《大众哲学》是通俗哲学著作中出版次数最多的著作。艾思奇在谈到《大众哲学》时说过，“我只希望这本书在都市街头，在店铺内，在乡村里，给那失学者们解一解知识的饥荒，却不敢妄想一定要到珍贵的大学生们的手里，因为它不是装潢美丽的西点，而是一块干烧的大饼。”李公朴在《大众哲学》的序言中称赞说:“这一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溶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的气力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他强调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内容，全是站在新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上写成的。新哲学本是大众的哲学，然而过去却没有一本为大众而写的新哲学著作。”《大众哲学》是结合大众所关心的问题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成功范例。
二是《大众哲学》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哲学》一扫以往哲学艰深玄奥的色彩，从每篇的题目到内容的表述，都十分注意通俗化。像“一块招牌上的种种花样”，“牛角尖旅行记”，“卓别林和希特勒”，“天晓得”，“笑里藏刀”，“七十二变”等小标题，就别开生面，引人入胜，把深刻的哲理融化在生动的故事里，用群众的语言表现出来，从而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易于为大众所了解和接受。
(作者单位:云南省腾冲县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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