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体君
艾思奇写过一本名叫《大众哲学》的书，于1936年1月出版，不到5个月就连续出了4版，10多年中创下了连续出32版的奇迹。“这是一本通俗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优秀著作，只薄薄的一本，但是它在历史上却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一、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的革命家庭”，起到了潜移默化、耳濡目染的作用
艾思奇的原名叫李生萱，艾思奇是他在上海时使用的笔名。1910年3月2日，艾思奇出生于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艾思奇的祖父叫李德润，字泽之，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年轻时在缅甸经商，经常往来于仰光、腾冲及下关间，李德润年老后，回到故里，在家中闭门读书，并拒绝做官，被乡人赞誉为“能律己”，“待人耿直无饰”。祖父李德润的这些品格，对艾思奇影响很大。
艾思奇出生在一个具有民主思想气氛的家庭里，他的父亲李曰垓，是一个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传统学者，李曰垓的个性是“生而颖异，沉默寡言。”清光绪年间，李曰垓考入京师大学堂，也就是今天北京大学前身，攻读经济特科兼读外语。毕业后被委任为全滇沿边土民学堂总办，在任期间共创办了128所土民学堂，成为少数民族教育的先驱。后来在黄兴及其族叔的介绍下，在缅甸加入同盟会，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辛亥革命时期，李曰垓参加了昆明起义，云南军政府成立后，被委任为军政部次长。袁世凯复辟期间，他出任蔡锷为总司令的护国第一军秘书长，据史料记载，“护国军”之名就是出自李曰垓的建议而得，著名的讨袁檄文也是由他与第二军秘书长钟动一道起草的，文中留下了“昆仑山下谁非黄帝子孙?逐鹿中原合洗蚩尤兵甲!”的名句，并深受蔡锷器重，为此，还被好友章太炎誉为“滇南一支笔”。辛亥革命后，李曰垓回到故里，大力倡导科学救国，创办了云南省立第二中学，腾冲五属联合中学，还积极兴修水利，组建了叠水河水电公司，深得家乡父老的爱戴，被人称之为“良吏美政”。
艾思奇有兄弟姐妹5个，艾思奇在兄弟中排行老二，因为从小比较聪颖，曾被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蔡锷收为“义子”。艾思奇的大哥李生庄，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还是五四时期云南新文化的主要传播者，曾任《腾越日报》第一任社长，创立过云南省立腾越简易师范学校，著有《云南边区问题》等书籍，还是著名刊物《东方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对艾思奇的影响也很大，艾思奇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从小就受到民主意识和爱国精神的熏陶，同时继承了李家人内向、沉默寡言的性格特征。
二、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很小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艾思奇虽然生在边陲腾冲县，但他的学校教育是在昆明、香港和日本接受的，2岁时他随父母迁居昆明，后来与大哥一起进了私塾学校读书，11岁时，艾思奇凭着其聪明插班直接考入公立麒麟寺国民小学四年级读书。1923年，全家人迁到香港，就这样艾思奇考入了教会办的岭南分校就读，校内课程设置以圣经、国文、英文为主，艾思奇在班上各科成绩优良，唯独对《圣经》课没有兴趣。一次，校长讲到圣经中的福音时说:“当人打你的右脸时，你再让他打你的左脸。”艾思奇听后，愤忿地站起来反驳说:“我国之所以贫弱，就是因为受了帝国主义的欺凌和封建势力的压迫而不敢反抗的结果。我坚决反对圣经中的这段话。”
据艾思奇的弟弟妹妹回忆说，艾思奇自幼就不信虚无缥缈的东西，他只相信客观存在的事物才是真实的。有一次他们的母亲摆了一桌糕点供奉菩萨，艾思奇就偷偷拿了几块，母亲发现之后，就追问是谁干的，艾思奇就说:“是弥勒佛偷吃了。”他的母亲训斥道:“胡说!弥勒佛是瓷制的，怎么会偷了吃?”艾思奇又说:“既然弥勒佛不会吃，供它干什么?不要迷信了，根本就没有鬼神。”他的母亲对答无言。
三、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思想进步活跃，曾经被俘入狱
由于香港生活及学习费用昂贵，艾思奇全家生活仅靠孙中山大元帅府接济，为了节省开支，1925年，艾思奇回到昆明，并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直接插班读二年级。当时的云南省立一中是云南学生运动的策源地之一，由共产党员李国柱秘密领导筹划下，学校组织了“读书会”、“青年努力会”，艾思奇在其中负责学艺部，搞文艺、演讲和办业余夜校等。也就是在这时，15岁的艾思奇开始接触到马列主义，读到了中国共产党办的《新青年》、《向导》等刊物，还担任校刊《滇潮》的编委，并在上面发表一些反帝反封建的文章。在校期间，由于艾思奇思想进步、学习勤奋、成绩优良、文笔犀利，受到了学校进步教师楚图南、罗稷南的关注与称赞。在市学联组织的一次讲演会上，他作了题目为《什么是唯物史观》的演说，更让全校师生刮目相看。
后来艾思奇到日本去留学，第一次从日本回昆明时，还给聂耳带回了一些书籍，其中有许多是世界音乐家的传记，还给聂耳带回了《国际歌》、《马赛曲》、《伏尔加船夫曲》等著名歌曲。《伏尔加船夫曲》是一首著名的苏俄歌曲，而将《伏尔加船夫曲》译成中文的就是当时仅有18岁的艾思奇(www.xing528.com)
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昆明学生声援抗议运动高潮，当局决定镇压学生运动，艾思奇被列入黑名单，夜晚，几个便衣和军警闯到艾思奇家里，追问艾思奇的下落，恰好当时艾思奇不在家。艾思奇机灵的妹妹趁特务搜查的时候，偷偷溜到街口给艾思奇报信，就这样艾思奇转移到父亲的学生李沛阶家里的阁楼上，一躲就是两个月。后来，乔装成一个英国牧师的家庭教师，取道越南经香港，于1926年底来到苏州父亲身边。
1927年，艾思奇又从苏州前往南京，找到了正在东南大学学习西洋哲学的大哥李生庄，当时，李生庄已经加入了共产党。艾思奇也考入南京东南大学的高中部读书，并在大哥的影响下，参加了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新滇社”。但没有多久，大哥李生庄被穷途末路的军阀孙传芳列入黑名单，一天，艾思奇去东南大学宿舍找大哥，大哥不在，恰逢军警来抓人，就这样艾思奇也被军警不分青红皂白地抓走了，在狱中艾思奇受到严刑拷打，并被判处死刑，因为当时他才年仅17岁，加上大哥与父亲多方奔走，艾思奇才被保释出狱，回到苏州父亲的身边。
四、留学日本主修冶金专业，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马克思主义有着特别的兴趣
1928年，艾思奇进入日本福岗高等工业学校的冶金系学习。在校读书期间，艾思奇认真学习冶金系的功课，而且兴趣广泛，求知欲强，他广泛地涉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种知识，所以后来在李公朴先生主持的流通图书馆工作时，被同事誉为“百科辞书”。艾思奇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时，为了学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他看的都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原版著作，当时他一边学日语，还要一边学德语，查着字典，顽强地进行了阅读。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他终于掌握了德语和日语，后来他又自学英语、俄语，艾思奇共精通了英、日、德、俄4国语言。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艾思奇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非常注意将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结合在一起，并进行深刻的思考。当时的中共东京支部联系许多留日进步同学，每周到神田的青年会学习一次，虽然艾思奇已搬到了大岗山居住，离青年会路很远，但他从不缺席，每次到会总是埋头学习，刻苦钻研，有时他还把自己从社会上调查的感受、体会，运用理论作深刻解释。
五、他善于了解社会、洞察人生，而且对生活充满了情调
九一八事变前，艾思奇也只是把哲学作为一种爱好，他真正的理想是工业救国，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的这一思想才彻底破灭，对此艾思奇曾经这样说过:“1933年以前，我虽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也相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实现，但我自己没有把这种认识变为行动，所以一直找机会学工业。1932年以后，这个希望断绝了，我才决心参加革命斗争。”所以艾思奇从日本回到昆明后，曾经萌生去德国求学的念头，因为德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故乡，“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不能实现。”此时，他的父亲又一再敦促他回家乡腾冲县兴办实业，面对这种情形，艾思奇决心离开家庭独立生活。
1933年，“上海反帝大同盟”负责人杜国庠到泉漳中学考察时，发现艾思奇思想活跃，而且有较好的理论基础，就与当时“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领导人许涤新商量，将艾思奇的关系调到“社联”工作，使他有充分的时间作理论研究与宣传工作。5月，艾思奇写成了第一篇系统的哲学论文《抽象作用和辩证法》，发表在党领导的左翼文化总同盟主办的《正路》杂志创刊号上，从此，艾思奇就走上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路，随后艾思奇在《正路》刊物上先后发表了一些哲学文章，这些文章写得十分深刻，很快就便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关注。
1934年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安排，共产党员柳先生介绍，24岁的艾思奇加入《申报》，并担任《申报》副刊“读书问答”专栏的撰稿工作，工作中艾思奇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特别是一些失学失业的青年人，他理解这些年轻人。同年11月，在李公朴先生努力下，《申报》副刊“读书问答”栏目从《申报》独立出来，改名为《读书生活》半月刊。艾思奇是编辑，同时主持内部编辑业务。经过构思酝酿后，艾思奇开始为《读书生活》每一期写一篇哲学讲话，第一篇的题目是《哲学并不神秘》，用生动通俗的语言，撩开了哲学神秘的面纱，使哲学从高高在上的神坛走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截止到1935年11月，共发表了24篇文章，而且每一篇都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标题，如《卓别林和希特勒的胡子》、《天晓得》、《猫吃老鼠》等，文章以口语的方式，结合当时老百姓所面临的生活困顿、失业等现实问题，来讲述不同的世界观，会使人选择不同人生道路的道理。当时的环境是不允许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为此艾思奇在写作时很费了一番苦心。1935年艾思奇发表的24篇文章结集出版，初版时书名被定为《哲学讲话》，但这本书的畅销仍然吓坏了国民党反动派，不久，即遭查禁，再版时，不得不更名为《大众哲学》。
《大众哲学》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中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当时不少青年读者就是在它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同时也给艾思奇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声誉，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贺敬之，当时在延安写的一首诗中这样吟诵道:“传递着，传递着，我们的‘火炬’——啊!我们的《新华日报》，我们的《大众哲学》，我们的《解放》周刊，我们的《活跃的肤施》(文中的肤施就是延安)。”由此可见，当时艾思奇的这本通俗哲学著作的巨大影响力。
(作者单位:广东海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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