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架起科学理论与人民大众的桥梁

艾思奇的生平与思想

黄晓赢

一汪碧蓝的池水，三面是翠绿的山，山坡上伸出一棵婆娑老树，老树后面青石板路尽头，是一座散发着浓郁书香气息的院落，院门额高挂着一方牌匾——“艾思奇纪念馆”，100年前，从这里走出了一位伟大的马列主义战士——艾思奇。

1910年，艾思奇出生在云南省腾冲县和顺李家大院，起名李生萱。李家世代书香，艾思奇的父亲李曰垓毕业于清末京师大学堂经济特科，后经黄兴等人介绍参加同盟会并在护国和护法运动中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艾思奇的革命和爱国思想，正是在父亲以及其义父蔡锷等人的影响下开始慢慢萌芽的。除了传播革命思想外，艾思奇的启蒙教育也是由其父完成的，他从小就在父亲的指导下研读四书五经和先秦诸子，打下了良好的国文功底。除了一般的古文教育外，父亲平常的谆谆教诲更是对艾思奇影响至深。父亲曾嘱咐他“哲学是一切学术的概括之至理，宜读一些哲学书为宜”，“处今之世，非至少通外语一种，不足以言致学问”，“无论做诗写文章，应像白居易那样，务使人人能读，妇孺皆知”，可以说，无论是在学术方向还是在文章风格，艾思奇一生都在践行父亲的这三句话。

受父亲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艾思奇早年两次留学日本，学习冶金系采矿专业。在日本期间参加了中共东京支部组织的“社会主义学习小组”，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找来德文原本阅读。九一八事变后，怀着对祖国的热爱，义愤回国。1932年，艾思奇来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工作。1935年，他将自己的一系列通俗哲学文章结集成册，出版了《哲学讲话》，第二年，更名为《大众哲学》。1937年4月，艾思奇将其在《申报》、《读书生活》出版的文章结集成《哲学与生活》一书出版，这本书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评价。

1937年8月艾思奇奉调前往延安，历任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文委秘书长、《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等职。在延安期间他先后撰写了《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等重要理论文章，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概念，并严厉的批驳了蒋介石所宣传的“力行哲学”。新中国成立，艾思奇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中国哲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等职。他先是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在北大、清华等高校宣讲马克思主义，将一大批本来站在唯心主义阵营的旧知识分子引导到马克思主义这一边来。后又组织编写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新中国成立国家组织编写的最重要的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学者认为此书:“探索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述体系，建构了一个普及用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为以后探索、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6年3月，艾思奇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56岁。

艾思奇自青年时代开始撰写哲学论文起，一生共撰写了560多万字的论著，可谓著述颇丰。尽管艾思奇论著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方方面面，不过这些论述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中国化以及现实化三个方面展开了广泛而又深刻的论述。

世界的各个哲学体系自“轴心突破期”以后，哲学这门爱智之学就一直被社会上层所垄断。广大的平民大众和哲学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直接的联系;哲学家们也大多不具有向普通大众传播哲学思想的意图。直到真正代表人民大众利益的哲学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兴起后，哲学才开始慢慢地走向大众。马克思曾言:“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十分明确的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无产阶级结合起来。不过由于无产阶级受限于各种主客观条件，往往很难理解代表他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哲学呼唤着普及化和大众化。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艾思奇的成就是无可替代的。

艾思奇之前，也有人做过哲学大众化的尝试，但结果并不理想，直到艾思奇《大众哲学》的出版，这种尝试才有了新的突破。它通过通俗的语言和普通的实例来阐明一般的哲学原理，进而实现哲学的大众化。艾思奇自己也曾这样总结过哲学大众化的工作:“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这在打破从来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在使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也知道注意哲学思想的修养上，是有极大意义的。”在《大众哲学》中，艾思奇主要采用了两种方法来勾画文章:一是坚持以事例为中心来阐明理论，他在《我怎样写成〈大众哲学〉的?》一文中提到:“通俗读物要求从头到尾都有明白具体的解释，因此每一篇都把一件具体的事例做中心，而每一篇所定的题目也就不用哲学的题目。”比如他就利用《西游记》中孙悟空七十二变的本领，鲜活的说明了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关系。二是不怕重复，对一些事例进行反复解说，这对初学者加深理解和记忆是很有帮助的。比如在论述哲学的本质问题时，他从当时社会上最为突出的失业问题入手来分析面对失业问题人们所具有的四种不同的人生态度以及背后所包含的不同的哲学思想。而在论述原因和结果相互转化这条法则，他仍然以失业为例展开说明，指出:“青年的失业，是社会制度不良引起的结果，然而因为大多数青年失业，于是社会的骚乱不安就加强起来，这里的青年失业又成为社会不安的原因了。”

正是由于行文的通俗易懂、论理的严谨以及切合当时的社会实际，这本书一出版就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欢迎，在短短的五个月内就再版四次，甚至被国民党政府书报审查机关以“宣传唯物史观，鼓吹阶级斗争”为由加以查禁。虽然受到了敌人的打压，这部著作依然取得非凡的成就，对当时求知若渴的青年起到了思想解放和理论启蒙的作用。黄楠森教授就曾回忆到:“我初读这本书至今已有40多年了，但它使我茅塞顿开、豁然开朗的情景犹历历如在眼前……它曾产生的社会效果确实是难以估量的。”在那个年代，有一本书和一首歌，让一个又一个追求进步的青年投身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事业中。一首歌就是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一本书就是这本《大众哲学》。(www.xing528.com)

艾思奇哲学大众化的工作可以说是在前人相关论述指引下的工作，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则更多的体现出了艾思奇的独创精神。他最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在1938年4月发表的文章《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并且指出这一运动的中心就是“对新哲学、辩证法唯物论的研究。”这就开启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讨。

艾思奇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论述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中国化，这因为马克思主义有一般的正确性……倘若它没有这一般的正确性，倘若它仅仅是特殊的东西，那就完全谈不到‘化’的问题了。”并认为马克思主义“‘既然是科学，就不是固定而且不能固定在一个地点，它是发展着和完善着的’。……在中国的新的条件之下，我们应该掌握一些新的原理和论点，新的规律知识，来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内容，而不应该只是墨守着一些既成的概论式的原理和论点。”

另一方面是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内容就是“辩证法唯物论在中国的具体应用的问题”并阐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取得的丰硕成果。他提到具体应用问题时指出:“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或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坚决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上，用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了的、辩证法唯物论的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来具体地客观地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关系，来决定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民族革命斗争中的具体任务及战略策略。”艾思奇在《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一文中详细列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他说:“首先我们在解决中国的抗战的实际问题上有了许多辉煌的范例。而在这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以及毛泽东同志及朱德同志的关于游击战争问题的著作，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应用的最大的历史收获。……这些著作，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的应用，是能够最正确地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是完全符合于中国的国情的。”

正是由于毛泽东、艾思奇等老一辈革命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深刻探讨和灵活运用，才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并且为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在党和国家全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然是重大的理论问题，而艾思奇等人相关的讨论，则还是对这个进行思考、钻研的重要起点，值得我们努力学习，加深理解。

艾思奇的哲学思想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还在他抓住了所处时代的社会风貌，并将其现实化。

一方面，艾思奇的哲学思考来源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在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过程中，艾思奇仔细分析了当时的社会情况，结合青年人的需要，多次利用当时青年人最关心的就业问题来展开论述，取得十分丰厚的成果。这一点连他的论敌也不敢否认。而在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时，艾思奇则是根据当时抗日战争的实际情况和延安经验，结合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所取得的成就来展开的。另一方面，艾思奇的哲学思考从来不是为了单纯的认识世界，而是积极地将自身哲学思考投入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去，努力地去改变当时的社会。在用哲学思想改造社会时，艾思奇主要进行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通过宣传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使广大干部群众能够认清中国社会的实际，并且利用正确的理论武器来改造那个时代;二是努力批驳各种反动和错误的哲学思潮，在思想战线上与敌人展开斗争。由于艾思奇站在了正确的思想战线上，加之他理论水平深厚，因而在与这些思潮的论战中，不仅明确地指出了他们的缺陷，而且促使那些摇摆不定的年轻人投向革命道路，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今天这样一个变化迅速、文化多元的时代，我们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化的原则，不但要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更要积极地利用马克思主义来更好的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还要向艾思奇学习，积极有效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引导青年正确的认识各种社会思潮，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领导地位，以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