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华
《大众哲学》是艾思奇的哲学著作之一，1934年至1935年，在上海《读书生活》杂志发表，当时书名为《哲学讲话》，后改为《大众哲学》。该书以通俗易懂、生动流畅的语言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理，是艾思奇实践哲学大众化的开端。
《大众哲学》的发表和大量发行，在我国较早系统性地传播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给中国广大青年和人民群众提供了第一部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大众哲学》是一本专为大众而写的新哲学著作，它从内容、语言到形式都是为大众服务而精心设计的，写的都是群众能够看得懂的文章，讲的都是群众能够听得懂的道理。在教育和帮助我国广大青年和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1935年李公朴为这本书写的编者序中所说:“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溶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的气力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这本书的内容，全是站在新哲学的观点上写成的。新哲学本来是大众的哲学，然而过去却没有，这书给新哲学做了一个完整的大纲，从世界观、认识论到方法论，都有浅明的解说。”李公朴还说:“这一本通俗的哲学著作，我敢说可以普遍地做我们全国大众读者的指南针，拿它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由于《大众哲学》深受广大青年和人民群众的欢迎，在新中国成立前，曾出了32版之多。《大众哲学》为什么会受到读者如此热情的欢迎呢?正是因为其内容、形式、语言都充分地考虑到了受众的需求。毛泽东也曾称赞《大众哲学》是“通俗而有价值的著作”。的确，《大众哲学》一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树立了一个典范。
二、提倡哲学大众化、中国化、现实化，艾思奇获得“人民的哲学家”的赞誉
人们称艾思奇为“人民的哲学家”，是因为艾思奇在三十多年的哲学理论工作中，始终都是在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而努力。他之所以能得到这样高的赞誉和评价，可以用他一生在哲学理论战线上作出的主要贡献的来说明。
(一)《大众哲学》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使哲学成为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
1932年，艾思奇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侵吞中国，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为了适应中国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艾思奇以满腔热情投入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作，并写了许多通俗生动的哲学文章。1934年，他把自己的一批文章汇编成《哲学讲话》出版，后来改为《大众哲学》的书名再版。在《大众哲学》的启蒙教育下，曾有许多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其中有不少成为优秀的领导干部，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艾思奇讲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为青年和广大干部作报告、写文章，都贯彻了通俗生动和大众化的教育思想。(www.xing528.com)
1958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哲学要为实际工作服务》的文章，强调要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他十分关心、支持工人和农民学习哲学。他的《工人和哲学》一文和《破除迷信大家学哲学》一书，就是根据自己深入工厂和生产前线讲课记录稿整理而成的。后来，他还总结了当时工农学哲学的经验，撰写了《学习哲学的群众运动》一文并在1959年河南的报刊上发表。
(二)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教条，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
1938年4月，艾思奇发表了《哲学的现状和任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张。他说:“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他认为，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这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大众化和中国化是有极大意义的，而这也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也就是说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只有做到中国化、现实化，才能做到更好的充分的通俗化。艾思奇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现实化的主张，与毛泽东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指导思想是完全符合的、一致的，是十分正确的见解。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针”，他告诫我们:既不应把哲学理论当做死板的教条，拿它去做死搬硬套的公式，也不能认为“哲学无用”。他认为哲学不仅仅认识和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艾思奇还反复说明，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目的，也就是要做到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实际，来正确地研究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把握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和客观规律，正确解决中国无产阶级在本国革命斗争中的任务和战略策略等问题。他所写的大量的哲学论文，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些著作既是基础性的哲学教科书，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精品和典范，对于培育我国哲学理论工作者，教育广大知识青年、干部和群众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推进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和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本是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大众哲学》不仅在实践依据方面立足于当代，而且在理论深度上也具有时代的特征。1934年6月，由“社联”安排，艾思奇进入李公朴先生主持的《申报》流通图书馆读书指导部。在这里，他担任该馆在《申报》副刊“读书问答”专栏的撰稿工作;接触到大量的读者来信，特别是一些失学失业的青年人，纷纷来信诉说他们的苦衷。在这种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形势下，年轻人的出路在哪里?人民大众的出路在哪里?中国的出路又在哪里?艾思奇抓住了大众读者的困惑所在，在书中尽量引用和读者息息相关的事例，把当时国家的形势和对个人命运的思考紧紧连在了一起。即使在当今时代的人读起这本书，也能通过它很清晰地明了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处于怎样的危难形势，当时的中国民众面临怎样复杂的斗争形势，对当时的时代有了更加深刻的把握。
三、《大众哲学》的思想对当今中国的现实指导意义
《大众哲学》的思想对当今中国仍然有以下现实指导意义:在人的全面发展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需要哲学的大众化;掌握先进的理论进行社会变革需要哲学的大众化;对于时代精神的把握需要哲学的大众化。
只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才能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党的理论创新步伐不断加快的今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在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解决好的两个重大问题。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提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新理论的过程。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群众理解掌握的过程。中国化是大众化的前提，大众化是中国化的目的。中国化与大众化相互衔接、相互促进、各有侧重，既不能等同，也不能相互取代。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大地上展现真理的光芒，就必须中国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发挥对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就必须大众化。
(作者单位:云南省耿马县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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