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桥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中国化所得成果

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中国化的贡献

向　翔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此基础上，十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要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进程中，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长期以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了艰辛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他一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教学和宣传，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中国化作出了卓越贡献。

一、《大众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代表作品

1934年，年仅24岁的艾思奇在上海《申报》副刊“读书问答栏”担任撰稿工作。那时，中国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许多年轻人苦闷彷徨。艾思奇决心帮助年轻人掌握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他紧密联系现实生活实际，用深入浅出的手法、通俗易懂的例子和比喻、老百姓自己的语言和身边的事例，回答一个个问题，讲清辩证唯物主义的道理。后来，这些解答被收集成册，以《哲学讲话》为名正式出版，再版时又改名为《大众哲学》。《大众哲学》的写作初衷，就是为着向人民群众和广大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突出特点就是通俗化、大众化。它用通俗易懂的道理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心，开启了中国现代史上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先河，架起了哲学通向人民群众认识和实践的桥梁。新中国成立前，这本小书一共出了32版，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青年正是怀揣这本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引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毛泽东对《大众哲学》给予极高评价，认为这是一本“真正是通俗而又有价值”的书。可以说，正是艾思奇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先河，他因此而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第一人”。

二、从时代需要出发，较早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重要命题

抗日战争爆发后，艾思奇到了延安。由于受到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直接影响和帮助，艾思奇开始在新的形势下，结合新的时代特点，站在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立场上，以更广阔的视野和关注领域，对哲学问题进行更全面的思索。早在1937年，他就写过《论爱国主义》一文，强调时代性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他说:“一切名词和概念的应用，都是有历史性的。同一名词因它出现的历史时代不同，就有不同的内容。……名词是给人应用的，人的时代不同，这名词的用法也就不同，它也就被人给予了不同的时代意义。要紧的问题，是名词的时代基础是不是存在，新的内容和意义是不是存在。对于一个名词的评价，也就要从这具体的时代的事实上去判断。”他于1938年4月发表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更是这种时代性思索的产物。他说:“抗战之伟大的事实，它把一切都吞没在自己的力量影响之下了。……打敌人不仅仅是枪炮对枪炮的事，而且还要从各方面组织和团结力量。正确的哲学运动如果做得好，它可以从思想方面的基础上帮助我们的团结，防止自己的分裂，使我们抗敌的力量迅速地坚强起来。这一个推动的作用，是并非没有意义的。”正是在强调哲学要担当起时代任务的前提下，艾思奇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现实化看成是哲学通俗化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而认为过去的通俗化运动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和基础，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说:“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这在打破从来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在使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也知道注意哲学思想的修养上，是有极大意义的，而且这也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因为如果没有几分(虽然很少)，做到了中国化现实化，是不能够获得相当成果的。然而在基本上，整个是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可见，在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问题上，艾思奇是完全自觉的。

在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命题之后，艾思奇身体力行，终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而不懈努力，做了大量工作。综观艾思奇的论述，他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观点包括这样四层含义: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要求不仅要研究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而且要认真研究中国的特殊性，吃透本国国情;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这个“中心”，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化”为另外的东西;其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质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辨证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具体问题，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把握规律，指导行动;其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过程，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不断向前推进。这四个方面是一个整体，正像他在《论中国的特殊性》一文中强调指出的那样:“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或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坚决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精神上，用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了的、辩证法唯物论的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来具体地客观地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关系，来决定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民族革命斗争中的具体任务和战略策略。”也就是说，按照艾思奇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加强调查研究，探索并掌握其中的规律知识，来具体地解决中国革命斗争中带战略性、策略性的重大问题。

1938年10月，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这个主张一经正式提出，艾思奇就成为它的忠实践行者，在延安时期是这样，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是这样。实践证明，艾思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深入，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从自己的角度和侧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www.xing528.com)

三、结合延安整风，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研究

艾思奇在哲学研究中，历来十分重视对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研究。继《大众哲学》之后，他于1936年出版了《思想方法论》一书，依据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较为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认识方法，对帮助青年一代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起了很好的作用。延安时期以后，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研究和宣传又大大深入一步。特别是通过参加整风运动，认真改造自己的学习，他对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的认识又进一步深入。他受党的委托组织编写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一书，发表了《关于研究哲学应注意的问题》、《反对主观主义》、《谈主观主义及其来源》、《不要误解“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及其他》、《学习观念的革新》、《怎样改造了我们的学习》、《反对经验主义》等文章，在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的探索创新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观点。

从实践的观点出发，艾思奇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应用，强调“用马克思主义之矢来射中国革命之的”。他的《关于研究哲学应注意的问题》一文，讲的是哲学研究的方法，肯定了哲学首先是关于世界全体的一般规律的学问，但紧接着就指出:“哲学的作用，却不仅仅在于世界的认识和理解，而在于依据这些认识和理解，去实际地具体地进行改造世界的工作。在我们研究事物的时候，在我们解决各种实际斗争的具体问题的时候，要能够给以指导。”对此，他的《学习观念的革新》一文用了一个更形象的说法:“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仅仅在‘想通了’或‘说通了’的时候，而且是要在‘做通了’的时候。”他对毛泽东关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矢来射中国革命之的”的观点深表赞同，在《“有的放矢”及其他》一文中论述道:“为什么用‘有的放矢’来说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这就是说，不只是要以中国的事例来解释理论原则，而且必须是依理论原则为指南，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四、通过理论宣讲和主编教科书，大力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

新中国成立以后，艾思奇仍然从事思想理论战线的工作，继续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教学。应该强调指出，这一时期除了一般的理论贡献外，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结合新的形势和任务，进行哲学知识的讲授和宣传，承担了主持编写我国自己的高等学校哲学教科书的重担，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武装干部、宣传群众和走进生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普及和教育工作作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

早在1947年，艾思奇就在马列学院讲授社会发展史，后来形成了《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新中国成立后，艾思奇在中共中央党校工作，一直给接受培训的各级干部讲哲学。同时，还接受外界邀请，作了大量的哲学专题讲座。1950年4月，他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播讲《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连续播讲23次，反响热烈，后来又重播第二遍，听众在50万人以上。后来，他受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高教部邀请，走上大学讲台，给师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思想改造问题，大受欢迎，培养了一大批政治课教师，还为党校系统、社科系统、军事院校培养了许多哲学理论教员，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著名学者。艾思奇结合党的中心工作，多次到部队、工厂、农村进行调查研究、蹲点锻炼，也给干部群众讲课。

196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要编写中国自己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中宣部和高教部落实。艾思奇担任了哲学专业教材编写组组长，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当年11月，《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成为我国第一本全国统一的高等院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这本书教育了我国几代大学生、干部和群众，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单位:云南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