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的前期思想：架设科学与大众之桥

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语境中的艾思奇前期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柴毅龙　袁实勇

一

对艾思奇思想的研究，近年来有较大的深入。这不仅仅是对一个历史人物及其思想的探究，也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向纵深发展的需要。

随着对艾思奇思想研究的不断深化，对艾思奇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容、特征、渊源及意义的发掘和阐释也就更加具体而深入，如对艾思奇思想的历史分期也就有了不同的看法。目前较为常见的是把艾思奇的思想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即“上海时期”、“延安时期”、和“北京时期”(又称“新中国成立时期”)。而本文则根据所探讨问题的特殊性，将艾思奇的思想分为两个时期:即前期(或称早期，指1932～1948年，主要包括上海时期和延安时期)和后期(或称晚期，指1949～1966年，主要是指新中国成立以后时期)，应该说，艾思奇的前期思想，代表的是其一生中最重要的思想时期。他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及影响也主要发生于这一历史时期。尤其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现实化、中国化的探索和贡献也主要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因此，本文所说之艾思奇“前期思想”就是以他在上海时期和延安时期所发表的著述文本为主要依据的。艾思奇前期思想的当代意义蕴含在他的所有早期文本中，而不只是《大众哲学》中。随着《艾思奇全书》的编辑出版，我们已经得以全面了解艾思奇的早期学术活动及其成果。这些思想成果清楚表明:大众化、中国化、时代化是其早期理论活动的基本旨向。因此，本文主要是在三个语境中，即在“大众化”、“时代化”、“中国化”三个语境中来探究艾思奇前期思想及其意义的。我们希望，这样的思想史意义上的探究，能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供一种借鉴。

二

首先是大众化。因为艾思奇前期思想的突出贡献首要的就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这一历史贡献的主要代表文本就是《大众哲学》。对《大众哲学》的积极意义和深远影响，人们已经从不同方面给予了评价。然而，艾思奇在其前期思想创作中，绝不仅仅只有《大众哲学》是写给大众的。他的其他著述文本也鲜明地突出了大众化这一价值取向。由于八卷本的《艾思奇全书》的出版，使我们已经很容易就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艾思奇在20世纪30年代所创作的那些生动鲜活、通俗易懂的各类大众化的思想作品。除了艰深的哲学思想用大众能懂的语言给予娓娓的解答之外，从自然科学的小品文到自然辩证法的科学论著;从文学艺术的恒久价值到思想文化的深入讨论。他都是以轻松、活泼、灵动、机敏地中国式风格和大众话语写出来的。数量之多，几乎囊括了他前期的所有作品。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理解如果只停留在学术史或语言学的层面上，那肯定是不够。事实上，以《大众哲学》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意义，更多的不是学术史或哲学史的，而是思想史上的意义。我们只有在思想史的语境中才能更完全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重要历史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在艾思奇那里之所以获得成功，除了人们分析的那些表层原因之外，还应有更深层的思想原因和社会历史原因。首要的前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本性上就内蕴着人民性(或说大众性)。它天然就是大众的哲学，是为了大众的哲学。其次，这在那个大众文化及其传播方式刚刚开启的年代，尤其显得有优势。众所周知，全球性的大众文化及其传播方式正兴起于20世纪初。当时，大众传媒——报纸、书刊、电影、广播等等，已开始显示出自己作为大众传媒的特性和优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大众化正是在此背景下展开的。艾思奇的多数著述首先就是在报刊上发表，直接面向大众的。这对于我们今天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仍然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大众文化及大众传媒的发展，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面临的是一个更为广泛而复杂的领域。由于电视文化、网络文化、通讯文化、大众文化的形成已经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存方式。研究大众文化的这些新特点，也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当代的新特点。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当代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这又是一个长期被人们忽视了的问题。我们今天谈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不能不考虑今天的大众的，是不能不考虑今天的大众文化的，也是不能不考虑今天的大众传播方式(乃至接受方式)的。

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另一个被人们长期忽视了的语境是思想启蒙问题。艾思奇为什么写《大众哲学》等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其明显的意图是使中国的大众能理解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然而这个意图只是“显性”的。还有一个“隐性”的意图潜在地隐伏在艾思奇的思想中。艾思奇生长在一个中西文化交流和思想启蒙的深化时期。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人民开始进入了一个对思想启蒙自觉反思的阶段。这种自觉反思启蒙运动的意识，在早期艾思奇身上表现得十分鲜明，他在自己23岁(1933)时所撰写的《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一文中就明确指出了中国启蒙运动的“时期太短，不容有任何精深的创造的贡献”后来，在1936年的中国“新启蒙运动”中，他作为主要参与者，又明确指出:“因为旧的启蒙运动没有把它要做的事完成”，“在事实上，我们的思想文化的性质，仍属于启蒙运动的范畴”。“启蒙运动是文化上的自觉运动。文化上的自觉运动与社会政治上的自觉运动是分不开的。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文化上的自觉运动的出现，常常预示着一个社会变革运动的酝酿成熟。”

应当说，艾思奇是中国“新启蒙运动”的先驱。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大家公认的当时哲学启蒙作品中，影响最大的。如果从思想启蒙(哲学启蒙也就是思想启蒙)的语境来读解艾思奇《大众哲学》及其前期思想成果(亦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果)，就会看到它更深层次的历史意义。在中国人摄取(接受)西方思想文化(包括哲学)的过程中，或者说在中国人的思想启蒙运动中，《大众哲学》对中国人的哲学启蒙(思想启蒙)作用是如此深入、广泛和持久，这是其他哲学著作无法可比的。面对今天人们对思想启蒙的要求和理解，面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当代的要求，我们应当从艾思奇及其哲学大众化成果中来进一步反思思想启蒙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系问题。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思想启蒙协调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当代的发展。(www.xing528.com)

三

艾思奇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大众化的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众理解、接受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去变革现实世界，即使中国的大众摆脱苦难，走向富裕、文明、幸福的生活。既然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去变革中国社会，那么，就必然要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否则便不能切中中国的社会实际，而成为纸上谈兵，空中楼阁。因此，大众化的最终指向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已在中国有所传播，但那只是一种思潮在社会观念层面的流动。它还没有和社会现实层面即大众层面深入广泛地接触。艾思奇及其大众哲学则不同，它已经深入到了社会的现实层面，大众层面，深入到了真正的“生活世界”，即日常语言中。艾思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大众化了，这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了。《大众哲学》教大众用哲学(理性、理智)去思考(现实);《大众哲学》教大众哲学的思考，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向大众，又把大众引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里的“大众”并非抽象的“大众”，而是活生生的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国的民众。要让中国的大众理解、接受，并拿“哲学”做武器去变革自己的时代，变革自己的国家，“哲学”就必须说“中国话”。黑格尔也说:“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否则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艾思奇及其大众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用中国言语方式(“话语”)“言说”自身问题的一个重要起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这都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突破”，因为在此之前，没有哪一种西方哲学在中国达到如此程度的“大众化”和“中国化”。

毛泽东到延安后，曾很用心地研讨过艾思奇的前期著作，尤其是《大众哲学》和《哲学与生活》等书，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然而，为什么毛泽东会如此推重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著作。看来只能用艾思奇前期对哲学大众化和中国化的理论主张和探索，比较符合毛泽东的理论追求和实践需要来解释。毛泽东的著作和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继承和发展，被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成果。然而，毛泽东受艾思奇哲学大众化、中国化的影响，是长期以来人们讳莫如深的话题。20世纪末，渐有论者指出了这一点，但有不少人并不认可。事实上，我们只要在比较中阅读两人的著作文本，就会发现，他们在30年代、40年代的文风、语言、写作旨向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矛盾论》、《实践论》虽然在理论的阐述上比较严谨和深入。但读来仍然会让人想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等著述的大众化风格。这本来并不奇怪，因为两个人的追求是一致的，在思想和文风上必然会相互影响。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毛泽东和艾思奇是同一时期的两位代表人物。只不过一位主要是革命领袖和政治家，另一位主要是哲学家和启蒙思想家。他们都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当历史进入20世纪后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产生了像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成果。这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实践(革命和建设)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勇于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探索的结果。如今，我们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现代化的经验已成为世所公认的事实。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进而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已是势在必行。因为时代已经不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走出了一条与世界各国发展道路不同的中国发展道路。总结和发展从毛泽东思想到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是我们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伟大历史任务。伟大的实践必将产生伟大的理论。立足本土文化资源，吸纳世界上其他先进文明的成果，综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我们必将会创造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

四

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问题，虽然是一个新提法，但其实质性的内容，已经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中。应该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曾说过，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马克思主义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演进。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是革命和战争(民族解放)为主题的时代。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特征在那时必然表现为革命和变革，以及民族解放运动(战争)。艾思奇出生于1910年。他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一个革命(民族解放)的时代。其父亲是早期同盟会成员。参加过辛亥革命，是云南省革命时代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曾与蔡锷共事有年。艾思奇幼时曾被蔡锷收为义子，赐名“翼武”。艾思奇的长兄李生庄、五叔李子固(芷谷)均为早期共产党员，且对艾思奇都有较大影响。艾思奇自青少年时代即已投身革命洪流，中学时代即编进步刊物，办工人夜校、著革命文章、还曾被军阀逮捕入狱，打入死牢。这些人生经历都为他后来投身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做了思想上和实践上的准备。更为重要的是，青少年艾思奇成长的时代正值马克思主义及各种西方社会文化思潮涌动世界各国的时代。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在中国的流传也是空前的。艾思奇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一选择不仅是人生经历使然，更是时代使然。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非常鲜明，它是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的指路明灯，这已为无数历史事实所证实。几乎所有追求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国家和民族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因此，艾思奇在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的事业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实践性使然，另一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使然。所以，在艾思奇的前期思想中，充满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亦即时代性)的追求。作为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艾思奇的前期思想必然带着一种注重现实的品格和变革社会的热情。也正因为如此，艾思奇以《大众哲学》为代表的前期思想及其著述，就不是大学里的高头讲章，学院派的体系，而是一种活生生的革命参与，即对社会现实的改造和民族解放事业的推进。马克思的著名论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深深地影响了艾思奇的前期思想。这一“改变世界”(变革和革命)的观念正是艾思奇那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们时代化的鲜明特征，同时也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鲜明特征。艾思奇还从这一时代化特征，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化的问题。这种马克思主义现实化的主张，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在中国的具体表现，它指向的正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成功途径和民族的解放和伟大复兴。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从它产生起就带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体现着一定的时代精神。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体系，又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必定随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时代，必然会面临不同的时代主题，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精神，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问题。如果说在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时代，马克思、恩格斯所面临的是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主题，即关于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的问题;那么，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列宁及其后继者所面临的就不仅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民族解放的问题)，而是已经开始面临社会主义的建设的问题，即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巩固政权的问题。到了20世纪后期，我们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就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主题，所以，不同的时代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会面对不同的时代主题。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就是指在不同时代马克思主义必然会体现出不同的时代追求和时代精神。因而，在20世纪后期，当人类世界面临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时，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也就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对的主要时代性课题。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就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在解决不同时代主题时，所形成的代表不同时代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形态。具体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其时代化就体现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理论，即科学发展观。因此，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就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成果。我们今天之所以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向度，就是为了解决新的时代向我们所提出的新主题，即如何发展的问题。以艾思奇为代表的20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完成了他们那一代人的时代化任务，并且创造了那个时代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今天，我们应该在学习和借鉴前辈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新形态。

(作者单位:柴毅龙:昆明学院;袁实勇:云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