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哲学思想的深刻意义与特点

艾思奇哲学思想的深刻意义及其理论特点

王展飞

艾思奇是杰出的人民哲学家，他为着人民的奋起和民族的解放而宣传马列主义。哲学家与革命者、学者与战士，在他的一生中，已融为一体。正如有的学者所言:革命者的精神和意志，使他的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科学性、战斗性、深刻性、并赋以时代的色彩;哲学家的思想与逻辑，又使他的革命者的立场更加坚定，更加鲜明，更富于理性。郭影秋赋诗一首纪念艾思奇同志，诗云:“泰山为重羽毛轻，革命何人计死生;四海翻腾添一滴，后车簇拥过千乘;起居未敢忘艰苦，呼吸犹存即斗争;谁使书生宏胆略，灵魂深处有真经。”这首诗可以说是艾思奇一生的真实的写照，他留给人们的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一、艾思奇哲学思想的历史性飞跃

艾思奇作为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一个过程。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之后，即广泛涉猎中外哲学，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到40年代，他的哲学研究已实现了两次重大的飞跃。

第一次飞跃发生在1933年至1935年。1933年12月，艾思奇撰写和发表了《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提出了研究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原则，他认为一切社会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在内的发展，都应服从于社会发展规律。哲学史上这一学派或那一学派的产生和性质，归根到底是由一定的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和阶段状况决定的。哲学属于上层建筑，中国哲学属于中国社会文化上层建筑，要研究中国哲学必须了解中国的社会构造及经济关系。在这个观点指导下，艾思奇分析了中国近现代哲学的主要特征，概述了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发展过程。并且总结性地指出:中国在今日已是世界的政治经济问题的中心，中国的哲学思潮将来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及世界政治经济的前途都有着密切的必然的关联。上述这些观点，奠定了艾思奇致力于哲学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基础。

1934年底他撰写和发表了《大众哲学》，标志着艾思奇哲学研究中第一次飞跃的实现。这次飞跃的内涵和意义在于: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促进了唯物辩证法在中国的大普及，艾思奇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第一人。这次飞跃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走到那里，哲学也要走到那里。新的时代呼唤着《大众哲学》。其时，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受到了国民党最高统帅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压抑;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使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损失的王明“左”的路线，还严重干扰着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领导;社会上各种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思潮也甚嚣尘上。《大众哲学》的发表，产生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其影响的广泛和深远是无可估量的。《大众哲学》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同青年的思想和社会生活结合起来，打破了“哲学神秘”的观念，使哲学从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中锐利的武器，给当时的进步青年带来了一次思想的飞跃，许多人由于《大众哲学》的启蒙，逐步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自觉地奔赴延安，投身到民族解放斗争的洪流中。据当今我国著名的哲学家黄楠森回忆说:“今天六七十岁的人中很多人受过它的影响。我接触这本书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1939～1942)。我不但在它的影响下选择了哲学专业，而且在它的影响下逐渐走上了革命道路，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我初读这本书至今已40多年了，但它使我茅塞顿开，豁然开朗的情景历历在目。它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内可以同文艺作品较量读者多少的一本哲学畅销书。它曾产生过的社会效果确实是难以估量的。”朱自清等著名学者，在抗日战争时期也认真读过《大众哲学》，从中寻求真理，寻求自己人生之路。李公朴在为《大众哲学》写的序中，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一本通俗著作，我敢说是可以普遍地做我们全国大众读者们的指南针，拿它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艾思奇哲学思想的第二次飞跃，是在20世纪40年代。这次飞跃的内涵是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的基础上，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实化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研究，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围绕中国革命的任务来进行，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革命实践中各种矛盾和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艾思奇到延安以后，与毛泽东在哲学上有密切的交往，毛泽东思想对艾思奇有深刻的影响，使他的哲学研究不断升华和发展。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提出要反对本本主义，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以后又多次阐明这个方针。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又对这个结合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他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个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征，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解决的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艾思奇于1938年4月撰写了《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他在文章中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讲了三个基本观点。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的继续和深入，二者有密切的联系。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是少数人书斋里的运动，而是全国性的，进步的，对于哲学理论有兴趣的战士共同努力完成的运动。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核心问题，是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辩证唯物主义进行认真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中心不能丢，丢掉这个中心，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可以认为，艾思奇是倡导和践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先驱者之一，在以后几十年的岁月里，他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奋斗。

新中国成立以后，艾思奇坚持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探索新时期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批判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批判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以极大的热情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宣传和教学活动中。从而阐发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为在新中国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地位，为广大干部群众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为在思想上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任务的完成，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与此同时，他的哲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他的哲学思想也更加拓展和深化。他在这一时期撰写和主编的《社会历史首先是生产者的历史》、《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其他论著，留给了世人一笔丰富的思想财富。

艾思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中国化、现实化方面的贡献对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其意义在于让哲学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实践之中，反映时代发展的要求，开辟哲学为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服务的道路，使哲学在神州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活力。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中国化，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极其重要的。自党建立以来，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光辉成果——毛泽东思想，指引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胜利。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光辉成果，正在指引中国人民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我们应当遵循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新要求，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准确把握改革发展实际，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

二、艾思奇哲学思想的特点

艾思奇哲学思想的特点是在他探索和实践哲学大众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这些特点传承着党的优良学风，彰显着哲学的批判精神，体现着哲学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历史使命。大致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实事求是，富于创新精神

艾思奇从中学时代起就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日本到上海后，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他在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始终抱着科学、求实、探索、创新的态度;在评论各种社会思潮，分析各种社会矛盾时，力求做到客观。不拘泥于已有的理论观点，而着眼于实践发展对理论的需要;不囿于自己已有的研究成果，而善于采撷百家之长。故能使新的思想不断萌发，新的见解不断涌现。他从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工作者到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众哲学》到60年代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生动地体现了他在理论创新上的贡献。艾思奇这种理论创新精神来自于他深厚的理论基础，广阔的研究视野，对时代脉搏的体察和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关注。这是值得我们理论工作者学习的。(www.xing528.com)

(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研究现实问题

艾思奇不仅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的思想，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而且身体力行，深入研究现实社会生活中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以理论做指导，又从实践中概括新的理论来指导实践，是他一贯遵循的原则。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他对我国在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极为关注，认真进行研究，从哲学上加以概括和总结，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例如，关于生产力发展规律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辩证关系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特殊性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曲折前进的规律问题，关于人民政权的职能问题等等。艾思奇还专门写文章对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进行论述，对如何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作了系统总结。他认为理论联系实际的最高方法和最根本的方法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第二层次是用理论总结经验，包括现实经验和历史经验。第三层次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错误思想。第四层次是用实例说明原理，目的是为了理论的通俗化。这几个层次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的。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评析各种错误思潮

艾思奇的哲学批判活动，是他的整个哲学活动中颇为重要、颇具特色的一部分，他具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鞭挞邪恶、弘扬正气的理论勇气。这种理论勇气贯穿于他的整个哲学活动中，来自于他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真理性的坚信和忠诚。就其本质来说，辩证法就是革命的批判的学说，艾思奇作为“学者+战士”，正体现了他对辩证法本质的深刻把握，也反映了他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宝贵品格。艾思奇对错误思潮的批判涵盖了党内和党外，包括对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批判。如在上海时期对叶青哲学思想、中庸哲学思想等的批判。在延安时期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顺利进行，再次与叶青展开论战，批判叶青“马克思主义不合中国国情”等错误观点。还对几种反动哲学进行了批判。在新中国成立后对胡适、梁漱溟哲学思想的批判。这些批判从总体上看，是深刻的，也是充分说理、明辨是非的。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的限制，有时也难免有缺失。艾思奇对错误思潮的批判，不仅对捍卫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起到了有益的作用，而且通过批判阐发和宣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

(四)坚持调查研究，弘扬优良学风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艾思奇对毛泽东的这句名言，有着深切的体会。他认为调查研究是一切理论工作者、一切领导者的基本功。调查研究不只是方法问题，更是对群众、对实践的态度问题。认识来源于实践，但人不可能事事实践，那就必须通过调查研究，才能获得真知。他在哲学研究中之所以获得丰硕成果，是同他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了解社情民情分不开的。他的许多文章都是在调查研究后写成的。1958年到1959年，他下放基层工作，看到“大跃进”中发生的错误，心里很不平静，深深感到领导者要“多谋善断”，绝不能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先后写了关于破迷信、立科学，关于有限和无限的辩证法等文章，批评了“大跃进”中主观主义的错误。他用朴实的语言说，领导者要“走群众路线解决问题，要首先向群众学习，然后再来指导群众，首先听群众的话，然后再让群众听领导的话”。他的结论是:唯物论是同群众路线分不开的，要实行唯物论，一定要通过群众路线。从这些思想和行为中，我们看到了党的优良学风的重要，也看到了艾思奇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可贵品格。

(五)坚持严谨治学，笃行教书育人

从事哲学教学是艾思奇哲学活动中重要的部分。历经数十年教学生涯，始终诲人不倦。他的哲学思想通过教学而传播，他的教学作风通过教学而体现，他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信和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也凝聚在他的教学中，延安时期，他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延安马列学院任教。新中国成立伊始，他以无比热情投身全国的社会发展史的教育热潮，在中央党校以及其他大学担任了繁重的教学工作。艾思奇的讲课具有强烈的思想性和针对性。费孝通在关于艾思奇“三进清华园”的回忆中，把艾思奇一进清华园时的讲课比喻为向“敌人”开炮，“这一炮打中了敌人的堡垒，很多富于纯技术观点和雇佣观点的思想动摇起来了。给艾思奇先生炮击了一阵，现在已经缺了口”。可见，哲学是具有十分强大的批判力的，能够在批判旧事物中发现新事物，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艾思奇的一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倾注了无限深情和大量心血。他编写的教材和他的讲课，哺育了一代又一代革命青年。他在教学中的敬业精神和优良作风，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学习的典范。

(六)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艾思奇哲学研究、哲学思想中最重要、最根本的特点，也是他一生中最突出的贡献。艾思奇为什么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真理，它给人以科学的世界观。艾思奇阅读了大量中外哲学原著，为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和德国的哲学理论，他自学了德文。他经过比较，认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一经认定，就矢志不移，几十年如一日，为在中国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奋斗。艾思奇何以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真理是发展的，任何真理必将在实践中发展。艾思奇正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实化的过程中，在同党内外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前进的。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还表现在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所作的贡献里。1938年，毛泽东提议成立延安“新哲学会”，由艾思奇、何思敬负责主持，新哲学会成立的目的和宗旨就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1939年，毛泽东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艾思奇、何思敬等同志参加。哲学小组每周活动一次，讨论的主要内容就是《实践论》、《矛盾论》。大家反复推敲，提出意见，毛泽东认真研究后修改。毛泽东还吸纳了艾思奇哲学著作中的一些思想观点，以丰富“两论”的内容。正如毛泽东所说，毛泽东思想不是我一个人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哲学思想也是如此，它的形成和发展，也包含了艾思奇等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智慧。

以上几点，远不能表达艾思奇哲学研究和哲学思想的特点和优点。他的哲学思想是丰富的，他的哲学活动是卓有成效的。“斯人去远，海内存心”。我们要以他为榜样，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多做有益的工作。

(作者单位:昆明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