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记忆如录音机、录像机般精确记录事件！

神话11　人们的记忆像录音机或录像机那样工作，能够准确地记录我们经历过的事件

当人们与儿时的朋友聚会或在一起回忆“童年往事”的时候，他们大多会对一个简单事实印象深刻：他们对于很多事情的回忆是有差别的，在许多情况下有显著的差别。一个人回想某次生动的政治方面的讨论是友好的辩论，而在另一人的回忆中会觉得同一场讨论是激烈的争吵。这种情况应该足以挑战流传甚广的那种观念，即认为我们的记忆像录像机或DVD那样工作。如果我们的记忆力好的话，我们从不会忘记朋友的生日、不会忘记我们的iPod放在了什么地方，或我们初吻的确切日期、时间和地点。

尽管有时日常记忆存在再明显不过的失败，调查显示，许多人仍相信我们的记忆非常像录音机、录像机或DVD那样工作，很精确地按着我们的经历存储和重放事件。的确，我们中有36%的人相信，我们的大脑很好地保存我们曾经经历的每件事。一项在中西部大学所做的针对超过600名本科生的调查表明，27%的学生同意，记忆像录音机一样工作。调查显示，即便是多数心理治疗师也同意，记忆或多或少永久性地固定在头脑里。

这些大众信念部分上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其他人信念的残留物，他们认为失落的、经常是创伤性的记忆会安静地停留在黑暗的潜意识里，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扭曲，也不会同其他记忆产生竞争。但是与这些说法相反，我们的记忆远不是对过去事件的精确复制。我们的记忆是不完整的，有时候甚至是靠不住的，这种理论不是最近才有。在进入20世纪之前，伟大的美国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同代人威廉·詹姆斯说：“错误记忆并不是稀有地发生在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身上……大概多数人都不确定某件特定的事项他们过去经历过。他们可能见过、说过、做过或他们可能只是梦见过或想象过那样的事情。”

的确，我们经常能回忆起极其情绪化或印象深刻的事件，因为它们似乎有摄影资料一般的质量，所以有时称其为“闪光灯记忆”。虽然如此，研究表明对这些事件的记忆如同不太显著的事件一样，随着时间的过去渐渐衰弱，倾向于扭曲变形。这些事件包括1963年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总统暗杀、1986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灾难性爆炸、1997年戴安娜王妃去世和2001年“9·11”恐怖袭击。

看一个取自乌尔里克·奈瑟尔（Ulric Neisser）和尼克尔·哈施（Nicole Harsch）记忆研究中“闪光灯记忆”的例子，记忆内容是有关“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离地升空1分钟后爆炸破碎的事件。一位在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就读的学生乔治提供了事故发生后24小时的第1次描述，和事故两年半后的第2次描述。

第1次描述。我正在宗教课堂上，有些人走进来开始讨论这个事故。我不知道确切细节，只知道它爆炸了。学校的师生们看上去那么悲伤。下课后，我回到房间看到电视节目正在讨论这件事，我从中知道了全部细节。

第2次描述。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爆炸的时候，我和室友坐在我的新生宿舍里正在看电视。电视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新闻画面，我们彻底惊呆了。我真的感到心烦意乱，于是我到楼上去和一个朋友谈论此事，然后打电话给我父母。

当我们比较最初的记忆和后来的记忆，很明显有惊人的差异。奈瑟尔和哈施发现，在两个时间点之间，1/3的学生描述存在同样大的差异。

海克·史莫克（Heike Schmolck）和他的同事以回忆1995年无罪释放的前足球明星辛普森（O.J.Simpson）为方式，比较了被试的回忆能力，辛普森被控谋杀了他的妻子及其男朋友。在判决后的3天、15或32个月分别收集回忆内容。32个月后，40%的回忆者的报告中包括“事实扭曲”。在这个和其他“闪光灯回忆”研究中，人们通常很相信他们记忆的准确性，虽然这些记忆与事件结束后不久报告的内容并不一致。(www.xing528.com)

此外，目击证人有时错误地将无罪的个体确认为有罪，尽管这些目击者在法庭中经常以莫大的自信来表达他们错误的观念。虽然大众相信目击证人，但即便是让目击者在犯罪过程中长时间严格观察犯罪者，他们也经常指认错列队中或法庭上的嫌疑犯。目击者对证据的相信和他们回忆准确性之间的关系就更微弱了，甚至是不存在的。考虑到评审团成员在衡量目击者记忆可信度时，倾向于看重目击证人的信心，这一点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在最近的调查中，160位美国法官中的34%相信，在目击者信心和准确性之间有强的联系。令人不安的是，239名刑事被告人基于DNA测试被无罪释放，自2009年6月起，他们中75%的人因为不准确的目击证人证词大部分被定罪。

即便是确定某个记忆的来源也可能是模棱两可的。1/4的大学生发现难以判断某件事是确实真正发生，还是来自梦的一部分。这种“源头监控混乱”可能说明了我们许多一般记忆错误的原因，就像当我们谴责某位朋友说了冒犯的话，这话是我们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一样。

今天，在“记忆不是复制”这个命题上，心理学家已经达成了广泛共识，记忆不是精确复制我们所经历的，而是重构。我们回忆起来的经常是真实事件的模糊混合体，伴随着我们信念、需要、情感和直觉的糅合。这些直觉依次建立在我们关于自己、想去回忆的事件和在类似情况下我们的经历等的理解基础上。

支撑记忆重构本质的证据来源于研究的几条线索。心理学家发现，记忆是图式性的，图式是记忆中存储的组织化的知识结构或心理模型。我们从过去的学习和经验中获得图式，图式塑造我们对新的和旧的经验的知觉。我们有像在饭店点菜这样的日常生活所有事件的图式。如果有服务员问我们是否在开胃食品前吃甜点，我们肯定会感到这个提议很怪，因为它与我们的“饭店图式”或点菜“剧本”不符。

刻板印象提供了了解图式如何能影响我们记忆的绝佳例证。马克·斯奈德（Mark Snyder）和西摩·尤拉诺维茨（Seymour Uranowitz）给被试呈现了一个详细的有关一位名叫贝蒂的女士的个案研究。在读完这一信息后，他们告诉被试，贝蒂目前生活在异性恋或同性恋生活方式下。然后，斯奈德和尤拉诺维茨从前面提供的资料出发，测试被试的识别能力。他们发现，被试扭曲了他们对原始信息的记忆，比如她的约会习惯和与她父亲的关系，被试按自己的图式对她目前生活方式的信息添油加醋。

亨利·罗迪格（Henry Roediger）和凯瑟琳·麦可德莫特（Kathleen McDermott）提供了一个优美的论证，证实我们倾向于在我们图式的基础上重构记忆。他们给所有被试呈现单词列表，这些单词都涉及某个“关系词”，即一个简单、未呈现的条目。例如，一些被试学习包含如下单词的列表：线、大头针、眼、缝、锋利、点、刺痛、顶针、干草堆、疼痛、伤害、注射，所有的词语与记忆中的“关系词”缝衣针相连。罗迪格和麦可德莫特发现，超过一半的情况下（55%），人们回忆起关系词——缝衣针就像该词在列表上一样，虽然它并不在。在许多情况下，被试确信那个关键的未呈现的“关系词”在列表上，这表明，由程序产生的错误记忆对于被试来说仿佛“真”的一样。罗迪格和麦可德莫特将这些错误记忆归为“记忆错觉”。

研究者揭示，被试在创造从未发生过的真实生活事件的记忆方面走得更远。在“购物中心研究”中，伊丽莎白·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在克里斯，一位14岁小男孩身上创造了错误的记忆。洛夫特斯让克里斯的哥哥吉姆给克里斯呈现一个错误事件，该事件显示他5岁时，由于玩“记住时间……”的游戏伪装自己而在购物中心走丢。为了提高故事的可信度，洛夫特斯将这个故事与其他三个真实发生过的事件同时放在一起。下一步，她让克里斯写下他记得的每件事。刚开始，关于错误事件，克里斯写得很少。然而两周后，他将记忆重组为如下细节：“我跟这群家伙一会儿，我想我走去看玩具店，Kay-Bee玩具……我迷路了，我四处张望并想到，‘哎呀，我现在有麻烦了’我想我再也不能回去看到我家人了。我真的害怕。然后，这位老人……走到我跟前……他有点儿秃顶……他喜欢有一圈灰色的头发……他还戴着眼镜……然后我哭了，妈妈跑过来说，‘你在哪儿啦？看你敢不敢再乱走啦！’”有关这个事件，当洛夫特斯问克里斯的妈妈时，妈妈说从未发生过。

随后有一大批类似的研究，表明对于18%～37%的被试，研究者可以移植关于复杂事件的完全错误的记忆到他们脑海里，这些复杂事件包括：（a）一次严重的动物袭击、室内事故、室外事故和医疗程序，（b）在婚礼上撞倒了酒杯，（c）小时候让老鼠夹子夹到手指，（d）小的时候被欺负，（e）亲眼看到了一次恶魔的队伍，（f）跟某人的家人一起乘坐热气球。

这些研究推翻了大众的信念，即认为我们的记忆痕迹不可磨灭地留下持久性心理记录。与其把我们的记忆看成是一台录像机或DVD，还不如把我们的记忆更恰当地描述为不断变化的媒介，它照亮了我们非凡的能力，凭借这种能力我们将自身的过去和当前经验创造为流动的故事。正如伟大的美国幽默作家马克·吐温所说：“我能够记忆这么多事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了不起的是我能够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