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连战访问大陆” 看市场化报纸的时政报道——香港《东方日报》与台湾《中央日报》报道框架的比较分析
一、前言
2005年4月26日至5月4日,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率领国民党访问团到访大陆,这是60年来国共最高领导人的首次正式握手,被认为在两岸关系的发展上具有突破性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因此,这一事件受到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其中内地、香港、台湾的各种媒体都纷纷围绕访问行程做了大规模的报道。本文旨在通过框架理论分析市场化报纸如何报道政治时事新闻。
首先,什么是政治时事新闻,学术界对此并没有明确的定义,本文沿用新闻界的一贯认识,把政治时事新闻定义为“关于国家和社会发展、公共利益或政策过程等的新闻”,是相对于“软新闻”、人情趣味新闻以及娱乐和社会新闻等而言的“硬新闻”。[1]政党报纸或者官方报纸的运作是以政治逻辑为根本考量,政治时事新闻因其对于党/国的重要价值而长期占据着政党报纸或官方报纸的大部分重要位置。而市场化报纸则以追求利润作为组织运作的基本驱动力,依靠广告和其他商业行为作为自己收入的来源,这使他们在运作上不得不顺应市场逻辑,以吸引受众、追求发行量为主要考量。但媒介与生俱来的公共属性以及政治时事新闻自身的价值和影响力,使得市场化报纸不仅不能回避而且必须高度重视重大的政治时事新闻。这就要求市场化报纸报道时事政治新闻时在市场逻辑和政治逻辑间取舍。另外,市场化报纸的生存来源并不受到政治组织左右,因此,相对于政党报纸或官方报纸,它们通常都被假设为具有公正客观的报道立场。本研究主要锁定市场化报纸对连战来访的报道,希望探讨的研究问题分别为:第一,相对于政党报纸或官方报纸,市场化报纸是如何处理政治时事新闻的?第二,市场化报纸在报道政治时事新闻时,是否真的能够摆脱政治意识逻辑的约束而做到不偏不倚、客观公正。
二、框架理论
框架理论通常被认为来源于人类学家贝特森的思想,贝特森认为“心理框架是一组讯息或具有意义的行动”。高夫曼将其引入文化社会学,认为“框架乃是在特定心理情境中,由一群语言符号讯息所发展出来的经验,人们借此建立了观察事物的基础架构,用来处理和分析外在世界层出不穷的社会事件”。[2]后来,随着新闻传播研究的文化社会学转向,框架理论被引入大众传播学领域。在大众传播学领域,框架通常被认为具有两方面的属性,一种是名词属性,即框架是待分析的新闻文本;一种是动词属性,即把框架理解成为一系列的动态过程——选择、强调或者重组。也就是说,新闻生产者通过选择、强调或者重组新闻事件及一系列的框架工具形成新闻的框架,这个框架赋予新闻文本特定的意义,从而影响读者对新闻事件的解读和诠释。这里的框架工具可以“是词汇、比喻、概念、象征、影像等符号工具,也可以是句法结构、情节结构、主题结构和修辞结构等结构性的元素”。[3]
一方面,框架能够发挥影响受众的效果;另一方面,新闻生产者对框架的构建也会受到受众的影响。框架效果产生的基础是不同个人对事物及社会的认知交集,这种相类似的认知构成了新闻生产者、新闻文本与受众之间互动的可能。新闻生产者根据与受众的认知交集预期受众的口味以及反应。因此,新闻生产者对传播效果的预期也会影响其对框架的构建。
本研究主要根据不同的框架层次对文本进行分析。臧国仁曾经将框架划分为框架的高层次结构、框架的中层次结构以及框架的低层次结构。框架的高层次结构,是指对某一个主题事件的定性,即戈夫曼所称的“这是什么事(what's it that's going on there)”。高层次的意义经常以一些特定的形式出现,如标题、直接引语。框架的中层次结构是由以下几个环节组成的,包括主要事件、先前事件、历史、结果、规因、评估等。框架的低层次结构是指框架通过语言或符号的表现。[4]持有不同立场的媒体在描述事件和表现人物形象时,常会使用某些具有感情色彩和社会心理内涵的词汇。但是框架的低层次结构更适合用于对单篇幅或少量文本的微观分析,本文分析的对象有一定时间跨度,又有大量文本,符号纷繁,词汇浩瀚,并不适用于做框架的低层次结构分析。因此,本文主要围绕着框架的高层次结构和中层次结构进行分析。
三、样本选择
市场化报纸与政党报纸是根据市场逻辑与政治逻辑的二分法划分出的概念,它们是二元相对的关系。市场化报纸在报道政治时事新闻时受到市场逻辑与政治逻辑的双重影响,政党报纸作为政党的宣传工具,在报道政治时事新闻时主要以政治逻辑为考量。为了研究市场逻辑对政治时事报道的影响,本文将选取一份市场化报纸和一份政党报纸以比较分析它们报道政治时事新闻的差异。
考虑到香港的报业市场化程度相对内地更高,内地报纸的市场化仅仅是指经营层面上的,而其归属仍为国家所有,香港的市场化报纸则从所有制到经营运作都彻底市场化。因此本研究选择了香港发行量最高的《东方日报》作为市场化报纸的分析样本。
台湾《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党报,也是台湾岛内最资深的报纸。虽然由于经费周转问题,国民党于2002年开始停止对该报的补助,但考虑到读者可能无法接受,也考虑到为国民党宣传的必要性,因此《中央日报》的言论方向和版面仍然维持现有形式,政治新闻尤其是国民党的消息还是该报最为重视的报道内容。本研究以之作为参照性的分析样本。
本研究选择了4月26日至5月4日的《东方日报》和《中央日报》进行分析。《东方日报》从26日起就为连战访问做了专版,共发文字报道164篇、图片265张。《中央日报》的连战访问特辑虽然从27日才开始,但26日也对连战访问做了集中的报道,8天里《中央日报》共发文字报道207篇、图片115张。
四、框架分析
1.框架的高层次结构
这一层次的框架体现了媒体对主题事件的定性,即“这是一件什么事情”。
首先来看两报专版的名称,对专版的命名直接体现了媒体对主题事件的定性。《东方日报》的专版总体名为“和平之旅”,除此之外,其专版中的每个版面都有子名称(见表1):
表1 2005年4月26日至5月4日《东方日报》专版子名称
由此可以看出,《东方日报》遵循这样的高层框架来安置版面:“和平”是这一事件的核心性质,连战访问有助于两岸和平,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受到万众关注和高度的评价,两岸人民本是同根同族,这次访问获得了圆满成功,有利于促进统一。一般来说,高层次框架对中层次和低层次的框架具有限定作用,而中层次和低层次的框架却可以丰富多样的形式展开。事实上,《东方日报》关于连战访问的每篇报道即是围绕每个版面主题编排的。与之相比,《中央日报》的专版名称并没有透露出明显的信息,它只是在每版的报眉上安置了“连战”与“胡锦涛”的小幅照片,在两副照片中间是突出的文字“和平之旅”,在报眉的最右侧是相对字体较小的“特别报道”四个字,因此可以看出,《中央日报》也将事件性质定性为“和平之旅”。另外,它还突出了事件的两位主角即两党领袖“连战”与“胡锦涛”。
除了专版名称之外,高层框架还常常以标题的形式体现,尤其是头版标题。头版标题是媒体对事件核心的萃取,不仅体现出媒体关注的焦点,也表现出其对事件的定性。连战访问占据了《中央日报》从4月26日至5月4日所有头版。虽然“连战访问”作为要闻被《东方日报》辑结为专版,但其头版头条有时选择香港本地的要闻,有时是整版广告。对于《东方日报》而言,本研究认为其专版头条即表现出其对于本事件的关注焦点,体现出其对于本事件的定性。表2是两报专版头条新闻标题:
表2 2005年4月26日至5月4日《东方日报》、《中央日报》专版头条新闻标题
续表(www.xing528.com)
从这些头条标题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两报对事件的定性在宏观层面上具有共同点,两报都使用了“历史性”“和平”,并且还分别使用“登陆成功”“成果丰”“和平旅丰收”的词组,这就表明两报都认为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有利于两岸和平,这次访问非常成功,成果丰硕。但在具体的层面上观察,可以看出两报的不同立场。《东方日报》的头条标题中提到“中华民族”“都是中国人共推和平”,而《中央日报》却两次提到“中华民国”,还提到“台湾人民要当家作主”。因此,《东方时报》的高层框架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立场,而《中央日报》则反映了国民党“一中各表”的主张。
2.框架的中层次结构
按钟蔚文等人的论述,框架的中层次结构包括了主要事件、先前事件、历史、结果、归隐、评估等。“主要事件”指故事的主要内容,经常包括主要人物、情节、动作。一般而言,新闻报道强调的是事件的核心人物与情节。“先前事件”与“历史”均指的是社会事件发生之前具有直接因果关系者,或发生在主要事件之前一段时间但与主要事件有间接关系者(历史)。这常常可以引申到整个宏观的社会背景。“结果”与“影响”则是指由主要事件引起的后果,包括直接的以及间接的后果。“归因”则是对事件发生的因果推测。“评价”指对事件现象的好恶或赞成或反对的态度。[5]本研究根据两报所有的文字报道概括出九项主要事件,将两报对每一事件的报道篇数统计如表3:
表3 2005年4月26日至5月4日《东方日报》、《中央日报》九项主要事件报道篇数
从表3的统计中可以看出,《东方日报》报道最多的三个事件是“西安祭祖寻根”“北京连胡会”以及“南京感怀”,而《中央日报》报道最多的三个事件是“岛内反映”“机场溅血”和“北京连胡会”。由于“北京连胡会”涉及重大议题的讨论,而且它也是决定整个访问成功与否的关键,所以它成为两个报纸都花费大量版面进行报道的主要事件。《东方日报》的另两个主要事件“西安祭祖寻根”“南京感怀”,则反映出其重视从文化意蕴的角度去揭示此次访问的意义,这也印证了高层框架中《东方日报》表现出的民族情感。这一点还可以从对“北京的文化活动”的报道中看出,《东方日报》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占所有报道的7%,而《中央日报》只有1%。《中央日报》本身地处台湾,因此会更加关注岛内的反映和发生在台湾中正机场的溅血事件,这是自然的解释,但《中央日报》高层框架中“一中各表”的立场则提供了更加充分的解释。
接下来再看两报分别选择了哪些角度、哪些材料来组织主要事件的框架。《东方日报》除了介绍官方行程、欢迎仪式,摘取其机场演讲的官方片断之外,更多的是采用“人情趣味框架”。“人情趣味框架是指报道的焦点往往放在一些个人的、轶事的和日常生活的细节等方面,采用这一框架的报道关心的是普通人的兴趣,通常与政治没有什么关联”。[6]即使在报道官方行程或仪式上,《东方日报》也常常着眼于一些细节上,如关于胡连会的报道就出现了《女宾主服装斗一番》(《东方日报》2005年4月30日A2版),在报道南京谒陵时则有《70岁连战健步登了392个台阶》(《东方日报》2005年4月28日A4版),除了将事件聚焦于官方行程或仪式之外,还发掘了许多官方之外的与政治无关的事件,如《南京天气半小时六奇观》(《东方日报》2005年4月27日A6版)《登陆日成彩票心水码》(《东方日报》2005年4月26日A12版)以及新闻战、保安措施、访问团的衣食住行等等。关于官方行程、仪式,重要讲话,《东方日报》也甚少大篇幅全文登载,而是将其制作成图表。《中央日报》则使用了“议题框架”,“议题框架”关注的主要是重要讲话、重大议题,并分析候选人对各项重要议题的未来政策与重要做法。《中央日报》除了全文登载连战在大陆的重要演讲,整理登载记者会上的答记者问外,还把视线主要集中在岛内政府官员、各政党立委对议题的争论上。
另外,从表3还可以看到《东方日报》对主要事件的报道比较平均,三个报道最多的事件都在10%左右,对其余事件的报道也集中在4%—7%;而《中央日报》对主要事件的报道量落差相对更大,这说明《中央日报》在主要事件的选择上有着比《东方日报》更加明显的倾向。
除了主要事实外,中层框架还包括“历史”与“评价”的环节。“历史”即新闻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如果一个事件被抽离出它所发生的历史时空,淡化其历史背景,会导致新闻客观性的淡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封闭对新闻事件的诠释。因此,“历史”有利于呈现新闻的客观性,使新闻文本趋于开放。相对于“历史”来说,评价则对事件给予明确的解释与判断,因而也会封闭读者对新闻事件的多元解释。《东方日报》有许多报道介绍历史背景,其中包括兵马俑发掘、中国赠送熊猫,以及南京名胜的历史。其中,有一个专门介绍历史背景的小栏目“世界视线”,从4月26日至5月4日每日一篇报道,共发9篇,将十朝古都南京的历史、连姓来源、连战从政经历、国共的历次合作与互动娓娓道来,既强调了连战访问的历史意义,又暗示了两岸同胞共属中华民族。《中央日报》的“去历史化”处理与之形成对比。《中央日报》的报道仅仅提到“回睽六十年”等一些带有历史性的字句,而几乎没有涉及历史背景。因此,在《中央日报》的报道中,连战访问“顺应历史”的必然性就变成一种神话。与“历史”的缺失相对应,《中央日报》刊登了大量的评论,明确地表明其观点与立场,这些评论除了肯定连战的和平之旅外,也批驳了政府及绿营政党的“台独”政策。而《东方日报》的专版除了引用外电的评价以及民调数据外,并没有出现社论或时评。
五、结论与讨论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这样回答本文开篇提出的两个问题:首先,市场化报纸在框架选择和构建方式上确实与政党报纸不同,它在报道时事政治新闻时更倾向于使用“人情趣味框架”而非“议题框架”,新闻生产者根据对大众口味和兴趣的预期来选择框架。因此,市场化报纸即使在报道时事政治新闻时也会选择与政治关联不大的角度或素材,根据普通人的兴趣关切一些个人的、轶事的和日常生活的细节等方面。即使在处理一些无法回避的重大议题时,市场化报纸也会采用比较灵活的方式将其浓缩提炼,或者加插题,或者处理成图表,务求生动明晰。市场化报纸建构框架的另一个特点是注重历史背景的介绍,把事件纳入宏观的历史条件中,从而赋予事件具体的时空意义,也给读者创造了相对开放的新闻解读空间。市场化报纸在组织框架上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相对均衡地选择主要事件,以均衡的篇幅报道事件中的人物、场景和情节不仅可以表现出报道的全面,也可以表现出报道的公平。
其次,通过各种框架选择和建构的方式来模糊倾向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倾向,从本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其倾向主要体现在框架的高层次结构中,如专版的名称以及报道的标题。而且框架的高层次结构会限定中层结构和低层结构,因此即使运用各种模糊框架的技巧,其主要的立场和观点还是会得到体现。
本文只是通过对框架的高中层次进行分析来回答之前提出的问题。事实上,框架的低层结构也会反映出报纸选择框架的方式特点,因此还可针对单篇或少量文本进行框架的低层结构剖析。另外,本文只对报纸的报道框架进行了分析,而市场化报纸处理政治时事新闻的特点不仅仅体现在框架选择上,还会体现在一些其他的方面如图片或标题的处理上,因此要回答本文提出的问题还可从其他的角度切入。最后,本文仅仅着眼于新闻生产者如何选择和建构框架,没有回答框架是否能够影响受众以及如何影响受众,要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还需要进行受众调查并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讨论。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与研究生徐宁合写)
【注释】
[1]李艳红:《政治新闻的模糊表述:从中国大陆两家报纸对克林顿访华的报导看市场化的影响》,台湾《新闻学研究》第75期。
[2]张洪忠:《大众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关系探讨》《,新闻与传播》2002年第1期。
[3]李艳红:《政治新闻的模糊表述:从中国大陆两家报纸对克林顿访华的报导看市场化的影响》,台湾《新闻学研究》第75期。
[4]高丹妮:《框架理论视野中的网络媒体议程构建——以马加爵的报道为个案》,http://dept.cyu.edu.cn/xwx/fenye3.asp?titleid=35
[5]高丹妮:《框架理论视野中的网络媒体议程构建——以马加爵的报道为个案》,http://dept.cyu.edu.cn/xwx/fenye3.asp?titleid=35
[6]李艳红:《政治新闻的模糊表述:从中国大陆两家报纸对克林顿访华的报导看市场化的影响》,台湾《新闻学研究》第7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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