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我国媒体的内容创新：新闻报道多方面突破

新闻报道的多方面突破——我国媒体2003年的内容创新

2003年，我国媒体始终坚持用“三个代表”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来统帅新闻宣传，认真落实“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宣传方针，充分体现“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在不少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谱写出新闻报道的新篇章，值得认真研究总结。

一、会议报道改革力度空前

长期以来，会议报道一直是困扰新闻界的一大难题。过去，会议报道注重规格和模式，不大讲究传播艺术。各种会议报道充斥新闻传媒，并放在重要位置，但传播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引起受众的反感。近年来许多媒体在改进会议报道上做了不少尝试，如从会议中抓出一两个重点问题，捕捉新的信息，会议稿件尽量缩短篇幅，将长篇会议新闻分解成若干短篇板块等，但依然难逃会议报道的平庸窠臼。会议报道的内容仍然过多，与会人员的名单一长串，而有价值的新闻信息却不多，仍然有很大的改革空间。

2003年3月，全国人大十届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关于对中央领导同志活动和会议新闻的报道工作，胡锦涛等领导人“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甚至规定了文字报道的字数和电视播报的时长”。各省迅速贯彻中央指示，明确“会议报道不以出席领导职务的高低为新闻价值的取向”，“减少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报道”，“严格控制字数和时间”，“鼓励记者深入采访，善于从会议和领导讲话中挖掘新闻”。新闻报道从内容到形式明显改观，受到群众好评。

3月28日，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等工作。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会议指出，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对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促进和带动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改进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并把它作为一件大事抓实抓好。中央和国家机关要带头，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严格自律，自觉支持新闻媒体改进报道工作。

这次会议之后，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以及各地市级党政机关纷纷响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方案，掀起前所未有的会议报道改革浪潮。各省区市大力减少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报道，将重要版面、黄金时段让位给群众和基层，使新闻报道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受到群众的赞扬。

在这次会议新闻报道改革过程中，全国媒体有不少新的探索与突破。随着会议新闻的减少与报道篇幅的压缩，一些新的报道方式与方法被创造出来。如对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多位领导参加的会议或活动，只综合编发一条消息，不分别发稿；对出席会议、活动的领导同志名单，能省略则尽量省略；对领导同志在会议上的讲话，综合在消息中，不另专门编发；以标题新闻形式报道领导同志的活动；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分析；深入采访，在会议新闻中发现真正有新闻价值的内容加以报道。所有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突破。

二、“负面新闻”报道及时

所谓“负面新闻”，是一个习惯说法，语义比较含混，在时事政治的范畴里往往是指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的新闻，比如关于灾情、疫情、腐败、职务犯罪的报道。

从新闻传播的规律与社会的长治久安来看，“负面新闻”并非产生负面作用的新闻，相反，只要报道得当，往往具有正面作用。早在1959年6月20日，毛泽东同志看了新华社关于广东水灾的内部参考材料后就曾批示：“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奋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1]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新闻传播始终在“报喜不报忧”和“内紧外松”的习惯模式中运行。所谓“报喜不报忧”，就是不报道“阴暗面”或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意在“不报”；而“内紧外松”则是组织或系统内部对某些情况高度重视或严加防范，但并不将有关情况提供给社会公众，意在“少报”。按照“报喜不报忧”和“内紧外松”的习惯模式，媒体对于“负面新闻”自然是能够不报就不报，万不得已，也要尽量少报。

2003年前所未有的“非典”疫情使我国媒体建立起公开而且及时报道“负面新闻”的传播机制。“非典”疫情首先在广东爆发。2002年11月16日，佛山市人民医院接诊一例特殊的肺炎患者，后被认定为首例“非典”病人。春节前夕，广州出现“非典”病例。2月6日，非典型肺炎进入发病高峰，广东全省发现病例218起，当日增加45例，大大超过此前单日新增病例。2月11日，广州市人民政府和广东省卫生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非典”疫情。2月中旬，非典型肺炎成为广东媒体纷纷报道的重大新闻。这是对“报喜不报忧”和“内紧外松”的习惯模式最早的冲击。但是，2月中旬以后，关于“非典”的报道在一段时间内又迅速“淡化”下来。

2003年4月20日，是一个转折性的日子。当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非典”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央电视台当晚播出了实况录像和新华社发布的消息，全国人民都知道了中央的重大决定：公开疫情，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瞒报、缓报。4月20日以后，卫生部门及时准确地通报疫情，不仅为政府决策提供了依据，也使广大民众尽可能充分地了解信息，做好预防。事实证明，“让公众知情”的举措，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不稳定或恐慌，而是为早日切断传染病源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非典型肺炎在4月20日以后被列入《传染病防治法》法定传染病进行管理。这样一来，有关医疗机构、政府部门报告疫情具有法律责任，隐瞒不报则属违法，将追究法律责任。这就从法制上确立了疫情危机的信息公开制度。

应当说，确立公开疫情的信息传播机制，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是一个重大转折，这个转折不仅对“非典”防治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具有深远的影响。温家宝总理5月4日视察清华大学和北京农业大学时说，要发扬伟大的“五四”精神，依靠科学和民主战胜本世纪中华民族遭遇的第一场大灾难。温家宝总理在论及抗击“非典”时将科学与民主相提并论，意味深长，应当高度重视。科学抗击“非典”广为人知，但没有民主就没有信息公开，没有信息公开就没有科学决策。在一个开放的、快速变化的信息社会，政府遇到问题如果总是先“内部消化”，将政府与公众隔离开来，必然导致决策失误。可见，信息公开与公众知情在温家宝总理的讲话中已被提升到政治民主和科学决策的高度而得到充分肯定。

实践证明，“负面新闻”的信息公开与及时报道，增大了信息透明度，保障了公众知情权，有利于防止谣言的传播，有利于增强媒体的公信力，有利于保障社会的良性运行。5月2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编号361的中国常规动力潜艇在山东省内长山以东领海进行训练时，因机械故障失事，艇上70名官兵不幸全部遇难。国际军事专家指出，这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首次公开重大潜艇事故。这是在公开“非典”疫情之后的又一次公开灾难信息的惊人之举。从此以后，对于灾难性新闻，媒体都给予及时报道。例如，5月13日，安徽淮北芦岭瓦斯爆炸，86人死亡；8月11号，山西大同杏儿沟瓦斯爆炸，42人死亡；11月14日，江西丰城建新煤矿瓦斯爆炸，49人死亡；12月23日，重庆市开县一处矿井在起钻作业中发生天然气“井喷”，造成233人死亡，灾害波及4个乡，4万多名灾民被紧急疏散，方圆5公里内形成了一个“无人区”。对这些重大的灾难性事件，不回避、不掩盖，客观报道，正确引导舆论，与以往相比具有很大进步，显示出媒体对灾难性新闻的理性和成熟。

三、国外战争报道全面跟踪

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爆发，新华社早于世界其他通讯社10秒钟发出伊战消息。此后，我国的传媒在报道这场战争中展开竞争。由于中央电视台的三个频道（1、4、9）和一些地方电视台连续几十天直播这场战争，无论在时效性上还是在现场性上，电视都在各种媒体中独领风骚，仅央视4频道的直播收视率在前三天就猛增了近28倍。

报纸也不甘示弱，在全面跟踪报道伊拉克战争的新闻竞争中有上佳表现。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人民日报》以及各地报刊关于伊拉克战事的报道一度占据绝对版面，而且一直跟踪报道，及时、准确、客观。报纸在报道伊拉克战争过程中的最大特色，是以专题、专刊、特刊的形式聚焦战争，解析战争。在战争爆发前夕的3月19日，《解放日报》就决定增加伊拉克局势的报道版面，20日推出2个国际版和4个版的《伊拉克战争特别报道》特刊，取得伊拉克战争报道的先发效应。3月21日，全国各地报纸纷纷推出专刊、特刊，对伊拉克战争进行专业而冷静的军事与时局分析。

除了以专题、专刊、特刊的形式聚焦战争以外，报纸对于伊拉克战争的报道还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战前预测报道准确。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和广州日报报业集团都向海湾派遣了特派记者，即时发回第一手前线报道。3月19日，《解放日报》6版刊登题为《战争可能在明晨爆发》的报道，提前一天准确预测开战时间。其次，推出号外拼抢时效。在新闻竞争激烈的广州，各主要报纸在正常出报之外，都刊发号外：《南方日报》、《广州日报》抢发了12个版的号外，《南方都市报》的号外达到16个版，《信息时报》更多到40个版。

对于当代战争，早在1991年《人民日报》就曾全面报道过海湾战争。在海湾战争1991年1月17日爆发的前11天，即1991年1月6日，《人民日报》就开始在国际版上开辟专栏“海湾局势最新动态”，及时、全方位地报道战争态势，直到1991年3月1日。每天所占的版面不少于四分之一版，大部分时候是三分之一版，局势紧张时，不少于二分之一版，有时甚至占据整个国际版（共2版）80%的版面。但是，伊拉克战争报道比海湾战争报道有了明显的实质性的进步，这主要体现在电视直播战争，其次体现在各级各类媒体全方位地跟踪报道伊拉克战争。(www.xing528.com)

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全面跟踪报道伊拉克战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尊重民众知情权与新闻价值规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伊拉克战争是对国际关系与格局乃至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举世关注，新闻价值非常重大。战争伊始，我国媒体就全方位跟踪，真正参与到大型国际事件的报道过程之中，让人民群众及时知道战争动态。其次，凸显了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显示出客观性法则在新闻报道中的重要意义。对于伊拉克战争，我国媒体始终从第三方的立场出发进行报道，以人文情怀和人道主义的立场对这场战争进行解读，在新闻处理上显得客观公正，大大提高了中国新闻在国际传播中的地位。再次，推动媒体展开全面的新闻竞争，激发了媒体对新闻报道方式的创新。在伊拉克战争报道中，谁想占有、开发更多的新闻资源都不容易。因此，一些新闻理念、报道方式也随之刷新。各传统媒体除了打断正常播出，抢发战争新闻外，还采用飞字幕、插播、电话连线、号外、战争沙盘、图表、专题化的战争新闻手册等传播手段，不断传递最新战况。

四、关注弱势群体成为议题

社会弱势群体，是一个用来分析现代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利分配不公平、社会结构不协调不合理的概念，指社会地位较为卑微、较少机会获得社会资源、需要借助外在力量支持的社会群体。在我国，社会弱势群体主要包括生理性弱势人群、贫困农牧民、城市边缘人群体、失业下岗人员、天灾人祸中的困难者等。

我国媒体关注弱者由来已久。在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中，就有许多佳作是报道各种社会弱者的，如《上学》（1996，摄影报道）、《盲人李飘海》（1997）、《黑户刘婷婷》（1998）、《56名女工状告工厂搜身权》（2000）、《南丹7·17事故初探6》（2001）、《关注农民工讨回打工钱》（2002）。但是，新闻媒体全面关注弱势群体，不能不说是从2003年开始的。

2003年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中国社会蓝皮书》：到2002年11月，外出务工的农村流动人口已经超过9000万。按照“十五”规划，到2005年，还将有大约4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镇非农产业。2003年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为农村流动人口提供服务》的通知，要求各级政府树立服务型政府新概念，为农民工服务。2003年1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中国的农民工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务院出台《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

据测算，目前全国共有包括残疾人、农村贫困户、灾民、城市低保对象、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和城乡失业者等社会弱势群体2.8亿左右，其中大多数在农村。因此，2003年关于弱势群体的报道，涉及面最广、涉及人数最多的，当数对民工工资问题的报道。

年初，新华社“关注民工工资”系列报道，自1月12日始，至1月28日止，共发稿42条，引起各方重视。1月26日，《人民日报》在“读者来信”版推出《9000万农民工值得我们关注》专版，集中宣传党和政府对农民工的政策和态度，反映农民工现状和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还介绍了一些地方解决这一问题的做法和经验。重头稿《建筑业农民工状况扫描》，披露了全国建筑行业拖欠民工工资的严重情形。专版见报后，不少农民工打来电话倾诉心声，感谢党中央机关报替他们说话。10月24日，重庆农妇熊德明在回家的路上，遇见当时正在当地考察的温家宝总理，她鼓起勇气向总理说了句“实话”：现在的农民收入主要靠打工，她丈夫2240元打工的工钱已经被拖欠一年，影响孩子交学费。温总理当即答应为她要回被拖欠的工钱。当晚11点，熊德明一家就拿到2240元工钱。随行的记者将此事写成《总理为农民追工钱》的新闻，新华社播发后，海内外近300家媒体在显著版面或重要时段刊播，全国几乎家喻户晓。各地纷纷出台措施，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

为农民工追讨工钱的报道，《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权威媒体从年头做到年尾，刊出的稿件数以百计。每一家主流新闻媒体，都刊发了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报道，为农民工呼吁呐喊。与此同时，有关强拆民房、强征土地、农民负担、进城农民遭遇社会歧视、不公平待遇、子女入学难等诸多表层与深层次的问题，也得到全方位、多角度的报道，使人们真切体会到了党和政府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初衷。

报纸等媒体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是贴近生活、贴近实践、贴近群众的生动体现，是对“三个代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思想的新闻诠释，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媒体承担起社会正义与社会良知代言人的角色，这在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五、注重新闻言论，时评异军突起

新闻言论向来被称作媒体的“灵魂”和“旗帜”，在舆论传播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每当需要进行社会动员或舆论表达的时候，言论总是成为最为强劲的时代音符。2003年，新闻言论受到高度重视，新闻时评更是异军突起，谱写出中国报纸值得格外关注的一个乐章。

首先，注重发挥言论在舆论导向中的重要作用。例如，《天津日报》始终突出党报的言论优势，提出办一张有声音、有立场、有灵魂的新闻纸。2003年，《天津日报》刊发一版言论100多篇，理直气壮、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讲大道理，营造良好、和谐、奋进的舆论氛围。可以说，言论已真正成为《天津日报》强化舆论力量的旗帜和重磅武器，每逢大事，总有言论开路，并且形成系列。为了加强言论建设，南方日报社在2003年1月成立评论委员会，并在一版显著位置开辟“南方观察”专栏，进一步发挥《南方日报》在舆论引导上的优势。为了给读者提供出色的观点和思维方式，《解放日报》先后推出“观点”版和“专家视点”专栏，以新的版式、新的作者、新的内容吸引读者，起到了传播思想、表达观点、沟通意见的作用。

其次，时评异军突起，形成公民言论空间。时评是时事评论的略称，是以议论时事为内容的评论。1998年11月，《中国青年报》在“冰点新闻”版上推出一个全新的评论专栏——“冰点时评”，对新闻事件作出清晰的理性判断，并且融入民主和法治的精神，每周见报三次，拉开近年时评热潮的序幕。2002年3月4日，《南方都市报》开风气之先，在全国首辟时评版，从而引爆一场全国性的时评热潮。继《南方都市报》之后，《南方日报》办有每周三期的时评版，《羊城晚报》推出“七日时评”；南京的《现代快报》、《江南时报》每日辟有时评版，《金陵晚报》一周两期；成都的《成都晚报》和《天府早报》每周两期时评版；郑州的《郑州晚报》和《大河报》也有每日时评；杭州的《每日商报》和《青年时报》辟有每周五期的时评版。2003年4月2日，《南方都市报》正式扩版，与国际惯例接轨，在“社评版”之外增设“来论版”，把时评推向新的历史高度。

2003年报纸时评的创新之处，突出表现在时评的版面化、规模化。在这方面，《南方都市报》是一个典型代表，从2002年3月4日开始就天天推出时评版，连续不断，到2003年4月2日后更将时评版扩充为两个版，由“社评”及对页的“来论”组成，其规模化经营显而易见。《南方日报》2002年8月全新改版后推出的“观点”专版，每周三次出版。《羊城晚报》2003年9月将原来的“七日时评”改为“时评”，并将原来的半版改为整版，也都体现出评论版面化、规模化的特色。与此同时，言论空间的开放性与多元化也在时评中得到突出体现。从栏目设置来看，《广州日报》有“多棱镜”、“观点对对碰”，《南方日报》有“你说我说”，《羊城晚报》和《南方都市报》有“观点碰撞”，《南方周末》有“众议”。《深圳商报》在C叠开辟的“谈话空间”专版，以近期热点话题的简短概括作为背景，主要刊登读者来论，并提供“你说我说”近期话题，更是典型地体现了言论空间的开放性与多元化。

在时评热潮中，涌现出不少优秀的时评栏目。如《文汇报》的“文汇时评”栏目，在坚持新闻导向的同时，紧紧抓住新闻热点，对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思潮及时进行褒贬评论，立足发表一流专家学者撰写的各种观点新颖、材料翔实、分析独到的评论，开风气之先，代表了社会的良知，先后多次受到中宣部、市委宣传部的表扬，2003年被授予“中国新闻名专栏”的称号。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与研究生胡丹、刘达、彭泰权合写）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