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批评国际学术论坛：搭建学术平台，促进媒介批评

搭建学术平台，促进媒介批评——2008第二届媒介批评国际学术论坛综述

2008年12月11日—12日，“2008第二届媒介批评国际学术论坛”在暨南大学举行。本次论坛由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暨南大学媒介批评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来自美国、中国台湾、香港和中国内地各高校及研究机构的4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论坛。论坛以“媒介批评与传媒发展”为主题，就媒介批评的价值与意义、媒介批评的现状与态势、媒介批评的学科建构、媒介批评的话语实践等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现将专家发言与论文观点作一简要综述，与读者分享这次论坛的各种见解。

一、媒介批评的价值与意义

诚如暨南大学林如鹏教授所说，“当今社会是一个媒介化社会，媒介社会需要秉持社会良知与学术良知的媒介批评。”那么，媒介批评具有什么样的价值与意义呢？

深圳大学吴予敏教授认为，媒介批评是媒介文化建设的重要旗帜，是媒介环境中的一个重要镜鉴，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匕首和投枪，也是公众选择价值观念的指路明灯。媒介批评能够帮助人们洞察真相，揭示矛盾，抨击腐败，维护权益。中国新闻传播学者的媒介批评，曾经反映的是权威的声音、精英的声音，而今天的媒介批评，要把精英主义的立场和平民主义的立场结合起来，更加全面地反思媒介现实。

复旦大学谢静副教授指出，隐含在媒介批评中的共同愿望是：对媒介救赎力量的期待以及救赎媒介自身的期待，批评者在此基础上提出各种拯救媒体的想象。重庆大学杨尚鸿教授认为，媒介批评的操作方式就是不断对当下的传播媒介发出哲学上的追问，澄清媒介遮蔽的人和社会的真实存在，以确保必然栖居在媒介化社会中的人类主体在享用媒介的同时又能超越媒介的藩篱，抵达精神的自由。

暨南大学董天策教授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当代中国勃然兴起的媒介批评，体现了反思理性在新闻传播学界以及业界觉醒。媒介批评是沟通学界与业界、贯通新闻传播学历史、理论、业务研究的有效途径，是理论联系实际不可或缺的中介。台湾政治大学李瞻教授指出，媒介批评在传媒业创新中具有重要作用。对媒介的批评，是为了更加清晰地审视媒介现状，提出创新之道，完善媒介制度，促进媒介的健康发展。

复旦大学曹晋副教授指出，批判传播理论的境界是希望透过对事实与现实的批判与否定，来唤醒或转变全球化语境中媒介受众的意识，也就是希望社会理论家的分析、诊断能为群众所取用，以破除他们的意识偏差，从而唤起群众自发性的行动来改革社会现状，尤其是改变传播秩序，迈向美丽新世界。兰州商学院张淑芳讲师认为，媒介批评的精神归指不仅仅是批评，而且是建构。这种建构体现在净化媒介报道内容、提升受众媒介素养、守护媒介公信力、建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和建构民主社会五个方面。

二、媒介批评的学科建构

暨南大学董天策教授认为，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媒介批评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媒介批评的话语实践，二是媒介批评的学术研究。目前，话语实践相对充分，像《新闻记者》《新闻界》《今传媒》已开设了媒介批评专栏，而学术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不少观点似是而非，如将“媒介批评”混同于报刊批评，将报刊史上的政治、思想、文化斗争纳入媒介批评的范畴，将媒介批评等同于传播学批判学派或者文化研究等，不仅造成媒介批评研究的混乱状态，同时也影响了媒介批评教育。因此，必须加强媒介批评研究。

清华大学王君超副教授认为，媒介批评研究一直沿着两条线，一是新闻媒介批评，侧重于新闻传播领域的媒介批评；二是多学科的媒介批评，具有更广阔的视野。重庆大学杨尚鸿教授和赵丽君认为，有效的媒介批评概念应该限定在大众传播媒介的范围，包括“元批评”和“次生层面批评”两个层面。前者是针对媒介内容意义的文化分析，是对媒介建构的现实进行解构式的辨析和澄清；后者针对媒介传媒制度，以批判性分析为主，强调媒介批评与新闻媒介具有“公共性”角色功能。

兰州大学刘晓程与王赟认为，媒介批评研究的边界模糊，研究者应该明晰自己的话语边界，形成对媒介批评概念或语境的主体性认同。在当代中国，媒介批评的概念有三种语境，第一是关注媒介的社会意义和文化蕴涵的“社会文化批评”语境，第二是突出对新闻理论与业务问题进行批评反思的“新闻传媒评论”语境，第三是“报刊批评与报刊审读”语境。

中国地质大学余瑞祥教授对当下的新闻批评体系进行了反思，认为新闻评价的实践是存在的，但缺乏理论上的总结。他提出了建立科学、系统、定量的新闻评价体系的设想，以之引导新闻实践并提升新闻工作者地位。评价的功能层面包括客观性、及时性和引导性三个问题，技术层面包括是否符合技术规范以及信息是否可得，效果层面包括影响的范围、程度、深度、持久性和方向。

四川大学博士生杨状振结合电视批评的研究语境，提出了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设想，并进一步从学科的观照维度、结构范式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出发，阐述了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学理框架与内容安排等问题。四川大学博士生吕鹏用史学的方法分析了50年来中国电视编辑理念与社会话语转变的关系。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生韩晗结合后现代语境分析了媒介传播中“图”与“文”的关系。

深圳大学吴予敏教授认为，媒介批评不仅要关注中国传媒现实，也要关注“他者”，关注“他者”是怎样看待我们的？又是怎样看待他们所经历的历史？美国阿拉巴马大学周树华教授则认为，媒介批评不能偏重功能性的研究，即不能偏重“做什么”，“是什么人在做这个”，而应当从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来探讨“为什么这些人会这样做”。暨南大学董天策教授指出，在媒体面对政治和经济双重压力的情况下，媒介批评应该坚持一种反省的批判精神，探寻真相，发现真理，坚持人本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价值追求。

三、媒介批评的话语实践

本次论坛对媒介批评的话语实践给予了充分关注。暨南大学范以锦教授对目前学界与业界流行的“负面报道”概念作了科学的剖析，阐释了“负面事件”、“负面报道”、“负面影响”三者的关系。他认为，判断“负面报道”的关键不在于报道什么，而在于怎样报道，产生怎样的效果。负面事件报道得当可以产生正面影响，正面典型报道不当一样会产生负面影响。学界与业界对“负面报道”的模糊认识，导致媒体逃避社会责任、逃避舆论监督。辨证、科学地理解“负面报道”，对于维护舆论监督、促进新闻业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华中科技大学牛静博士对“媒体权力”与“媒体权利”作了法学意义上的辨析，指出媒体“应然权利”和“实然权利”不对等，由此审视了现有制度保障新闻媒体权利上的缺陷，呼吁人们为法定或应然权利的实现而努力。(www.xing528.com)

美国阿拉巴马大学周树华教授介绍了美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概念——“敌意媒体”。这一概念是根据媒体在报道争议性话题时所采取的立场而提出的。产生“敌意媒体”的机制，包括选择性记忆、选择性归类、评判新闻的不同标准、社会身份框架和启发式判断。影响敌意媒体效应的因素，包括受众的政治倾向、受众对新闻事件的关注和参与程度、新闻来源的种类、媒体的可信度等。清华大学王君超副教授提出了“媒介伤害”的概念，泛指网络时代受众在使用大众传播媒介的过程中，由于媒介内容包含负面信息而对接受者造成的精神伤害。媒介伤害的特点是频率高，受害对象广，伤害持久。防止媒介伤害，需要完善专门法律，强化“把关人”责任意识，推广媒介教育，加强媒介批评，增强媒介批评家的责任意识。

媒体公信力以及从业者职业道德是本次论坛的一个关注点。美国桥港大学俞燕敏教授从受众出发，通过问卷的形式调查了中国内地328名新闻专业学生对中国新闻的满意度、可信度，从业人员的专业性、道德水准等问题的看法，发现学生对中国新闻报道的满意度以及信任度均超过三分之二。暨南大学彭步伟副教授指出，目前中国的对外传播存在话语权缺失、公信力不足等问题，提高对外传播的能力与效果已迫在眉睫。台湾政治大学李瞻教授指出，建立中国媒体在全球的公信力，是一项极其重要而且意义深远的举措，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应该采取同样的标准，即真实、客观、公正。南京大学韩丛耀教授和硕士生蔡佩分析了目前新闻摄影中的造假行为，对摄影记者道德伦理与专业伦理的丧失进行了批判，并对当今新闻摄影娱乐化和景观化的趋势进行了反思。

2008年的重大媒体事件同样受到与会学者的关注。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李文明高级编辑和四川理工学院吕玉福副教授以奥运会决赛电视直播报道为例，分析了竞技体育直播在场景呈现中凸显主体、烘托背景、预测前景的特点以及在过程演绎方面颂扬成功、尊重失败、聚焦波折的特点。南京大学硕士生陈璞以央视北京奥运报道为例分析了奥运传播中的话语缺失现象，认为央视的北京奥运会传播出现了国际化话语缺失、非金牌或非明星运动员话语缺失、冷门项目话语缺失、平民化话语缺失等典型的话语缺失现象。5.12汶川地震是另一聚焦点。南京师范大学骆正林副教授认为，地震后的信息公开并未导致“破坏”，反而促进了社会舆论的理性传播。

另外，电子科技大学谢梅教授从党性、消费性、公共性三个概念入手，对当今消费语境中传媒意识形态的内涵进行了辨析与反思。南京大学邓利平教授与硕士生叶艳芳探讨了婚恋观与新闻传媒报道之间的关系。目前，新闻传媒对婚恋的报道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不尽如人意，富有责任感的传媒应当思考如何使婚恋报道既符合新闻传播规律，又产生积极效应，引导社会健全婚姻价值系统。

四、媒介批评视阈下的新媒体

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媒介生态环境也在不断变化。厦门大学陈嬿如教授指出，在新媒体技术和大众文化的影响下，我们对不需要知道或不应该知道的事情知道得越来越多，生活的二手“体验”越来越多而直接经验越来越少，在思想的表达方面出现了“多个声音，一种观点”的局面，是一种信息“丰盛的匮乏”，值得引起注意。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博士生王建磊认为，无论业界还是学界对新媒体的研究，都存在众说不一甚至相互抵牾的情形，甚至对新媒体的定义、分类、内涵及外延的界定也尚未达成一致的看法。新媒体研究基本是按照“现状—问题—对策”的程式化步骤和大同小异的表述，在个别领域自成一家之言，盲目的多元或人云亦云的研究对整个传媒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电子科技大学韩鸿副教授以Anti—CNN网站为例，分析了中国赛博行动主义的发展路径、行动策略和价值，认为以赛博行动主义为代表的多样的传播渠道和话语主体，有助于改变中国在全球传播中的弱式局面。北京大学博士生叶红对搜狐网100个博客样本作了内容分析，以社会性别理论为基础，发现女性在博客中自我呈现的形象仍然重复“情感化、感性、情绪化”的刻板印象，并表现出对父权制下女性角色的认同。

南京晓庄学院冯莉和南京教育局王京以“人肉搜索”为研究对象，将关注的视角转移到现实世界中运用人肉搜索的网民和享用人肉搜索的受众身上，归纳出人肉搜索的娱乐性、高度选择性、群体性行为失控等特性。

北京出版产业与文化研究基地陈丹探讨了新媒体环境下人们数字化阅读的行为，认为数字化阅读带来了便利与快捷，也带来低俗化、浅阅读、本能放纵等问题，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健全网络内容的监管机制，是改善数字化阅读现状的途径。

五、媒体素养与媒介教育

暨南大学李异平教授以英美大学的“媒介与政治”课程为例，探讨了“媒介与政治”课程的意义、教学与研究范畴等问题。在英美国家，媒介批评教育课程的重点是批判媒介与政治势力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同时也向学生揭示娱乐性媒介所蕴涵的政治意义，课程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对企业给媒介带来的干扰引起足够重视。李异平认为，开设“媒介与政治”课程可以锻炼学生的批判思维，培育学生全方位的媒介批评视野。

清华大学王君超副教授介绍了美国媒介教育的实践活动以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地的媒介教育实践，阐明了媒介教育以及媒介素养对公众特别是未成年人群的重要意义，呼吁在中国内地学校开设媒介素养通识课程，使潜在的媒介受害者防患于未然，也可强化受众的媒介公德意识，减少潜在的媒介伤害行为。他认为，用媒介教育的方式来宣传媒介道德，推动文明上网，可以在网络迅速发展的今天营造一个文明、诚信、和谐的网络生态环境。

重庆大学杨尚鸿教授认为，媒介批评的目的是要提高媒介素养，坚持人的自由。媒介批评需立足于新闻媒体的“公共性”角色功能，需要社会学的媒介批评的实践，故而媒介批评应该首先进入大学的媒介教育，这是大学精神的必然要求。同时，丰富多彩的媒介批评实践可以避免媒介素养教育走向教条主义的危险。

（原载《中外媒介批评》第2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与研究生李倩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