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社会中的问题与学理：新闻传播综述

关注媒介社会，弘扬批评精神——首届媒介批评国际学术论坛综述

随着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与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深入，媒介批评日益成为国内外传媒学界与业界共同关注的领域。为了搭建具有国际视野而又立足本土实际的“媒介批评”学术平台，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首倡并与珠海特区报社共同主办了“2007首届媒介批评国际学术论坛”。论坛于2007年10月26日—28日在珠海特区报社隆重举行，来自美国、日本、爱尔兰和中国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成都、兰州、济南、南昌、苏州、深圳以及香港、澳门等地的60多位专家学者和业界精英出席了论坛。论坛以“媒介社会与批评精神”为主题，就“我国媒介批评的学科建设”、“中外媒介批评的历史发展”、“当前中外媒介批评的现状”、“中外媒介批评的个案剖析”等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一、回顾中外媒介批评的历史发展

在我国，媒介批评的理论自觉较晚，直到1995年才有学者撰文加以倡导。中国传媒大学雷跃捷教授认为，十余年来，中国内地的媒介批评研究存在两条平行发展的路径。一条是文学理论界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生的由传统的文艺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尤其是转向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研究，可称为“界外的批评”；一条是新闻传播学界发生的由传统的新闻学研究转向传播学研究，尤其是转向传播学中的批判学派研究，可称为“界内的批评”。总体上，媒介批评研究经历了认识由浅入深、视野不断开阔、方法逐渐多样的过程，目前正呈现出从“纸质媒介”批评研究到“电子媒介”批评研究，从“界外批评”与“界内批评”的分离到两者的逐渐靠拢乃至合流，对西方媒介批判理论资源的开掘不断扩大和深化的发展态势。南昌大学陈信凌教授认为，国内的媒介批评可分两种：一种是学理性的批评，一种是非学理性的批评。大量的媒介批评都是非学理性的批评，呈现出经验、感性、随意的特征。学理性的批评又存在“界内批评”与“界外批评”的分别。界外批评具有强烈的人文激情与精英意识，基本立场是强调深度，强调审美，强调高远的人文理想，对媒介的很多作品都不太满意，表现出相当强烈的否定倾向。界内批评从行业内部出发关注和批评媒介场景，尽管对当今媒介的一些问题也感到焦虑，但对当今媒介出现的一些现象往往能够抱以同情的理解，更富有建设性。南京师范大学于德山副教授认为，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媒介批评在当代中国新闻传播研究中已逐渐成为一个“热点”。不过，这一“热点”中也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媒介批评的效果弱化，这就是媒介批评的效果有限，在业界内外影响不大，难以发挥出应有的影响力。因此，需要在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社会学等多学科层面上提升媒介批评的内涵与动力，全面培育媒介受众的媒介素养，进而规划中国当代媒介批评的发展策略。

在西方，媒介批评研究已有相当长的历史。爱尔兰都柏林城市大学Farrel Corcoran教授回顾了自20世纪60年代在欧美新左派运动与英国文化研究影响下产生的欧洲媒介批评的发展历程，将当前欧洲媒介批评界关注的焦点概括为十三大议题，如欧洲公共领域是否存在？新闻议程如何建立？大众媒体和精英媒体有何差异？精英媒体如何影响决策的进程？Corcoran认为，媒介批评是对新闻界的监督，是为媒介伦理和公众信任作贡献，是为了建构规范性的公共领域。媒介批评的这些使命，使其成为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工作。而议程设置、新闻的框架建构、寻找消息来源，成为当今媒介批评的主要理论工具。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Arthur Asa Berger教授总结了美国媒介批评的现状，对媒介批评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包括媒介批评的类型、媒体研究的途径、使用媒介批评的基本方法、媒介批评关注的重点、讲授媒介批评的方式、内容和方法以及媒介批评教授们面对的问题等。Berger指出，媒体在现代社会起着核心的作用，媒体学者对学生和社会有着巨大的责任，像本次论坛这样的学术会议十分重要，可以交流观念促进教学，可以帮助媒体学者相互支持，可以唤起大众对媒介重要性的关注。

二、研讨媒介批评理论的学理问题

由于媒介批评在我国还是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许多基本的学理问题尚未得到深入的讨论，不少学者对媒介批评理论的若干学理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首先，辨析媒介批评的概念。西北大学张羽副教授指出，人们对媒介批评还缺乏正确的理解，有的把媒介批评看成是“新闻评论”，有的把媒介批评看成是“新闻批评”，有的把媒介批评看成是“媒体评论”或“媒体批评”，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说法。要建设好媒介批评学，首先要把概念统一到“媒介批评”上来，并且作出清晰的界定。暨南大学吴文虎教授强调，媒介批评并不涉及如何改善或改变媒介文本写作/制作的操作系统问题。比如某篇报道写得好不好，某个节目拍摄得如何，怎样才能制作得更好一些，这不是媒介批评要做的事，而是新闻写作和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本身要解决的问题。现在各地开展的评选好新闻活动，从中央到地方设立报刊广电评审组的做法，不应纳入媒介批评的研究范畴。辽宁电视台研究发展中心安平、沈阳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张艳梅认为，“新闻阅评”这一具有媒介管理性质的媒介批评，不仅是当前媒介批评的主力，更是媒介批评中国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暨南大学董天策教授认为，严格地说，媒介批评与新闻阅评确有本质的差异：媒介批评是守望媒介的价值正义，富有人文理想，具有鲜明的学术理性；新闻阅评则是从管理媒介的实际需要出发而开展的阅读与评论，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质，最终体现为管理部门对媒介的操控。广义地看，新闻阅评也的确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媒介批评方式，在中国研究媒介批评，将其纳入媒介批评的视野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郭光华教授结合自己从事新闻阅评的经历，指出新闻阅评在我国已有十多年的历史，是一种正在建设中的中国特色“新闻批评学”。新闻阅评在媒介批评方面所作的探索，值得总结。首先，它是以组织的形式从事的专门性批评；其次，它是媒介批评专业化的一种探索。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桂清萍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媒介批评与文艺批评的关系，指出两者是两个相互独立而又有所交叉、有所重叠的概念，可以和谐共存，从而创造一个健康的批评环境。南京大学陈堂发副教授指出，职业价值的理性是媒介批评的核心精神，媒介批评应当积极维护新闻工作职业价值的理性。

第二，探讨媒介批评的层面。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洪俊浩教授认为，媒介批评包括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宏观的媒介批评侧重根源性、理论性的问题，微观的媒介批评侧重具体的问题。在美国，研究微观媒介批评的一些学者很出名，像出席本次论坛的Berger，有一些学者研究宏观的媒介批评，像批判学派的著名学者Schiller，还有一些介于两者之间，比如大家熟悉的Chomsky，既研究宏观又研究微观。暨南大学董天策教授认为，媒介批评的层面其实乃媒介批评的对象范畴，在实践操作的意义上可划分为四个层面：一是媒介产品，主要是指新闻作品和广告作品；二是媒介行为，媒介的一切活动都可归结于此；三是媒介现象，现象与行为的区别在于，现象具有普遍性、共同性、突出性，同时还有某种争议的意味；四是媒介性质及其作用。苏州大学陈龙教授认为，媒介批评应作为两个理论层面来看，一个是批的层面，一个是评的层面。批的层面，主要是指当媒介出现越轨或者说变调的时候，对媒介开展一种感性式、即兴式的批评，指出其问题或不足，以便在实践中加以改进。评的层面，是对媒介的一些做法、一些内容进行评论，这个评论可能是表扬性的，也可能是批评性的。“评论”要有学理性，有理论的依据，有方法的考量。

第三，讨论媒介批评与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关系。在国内的媒介批评研究中，有学者把媒介批评等同于传播学批判学派，提出“西方的媒介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另一种说法”，或者说“西方的媒介批评（Media Criticism）理论作为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一种表述”。还出现了完全从批判学派观点出发撰写的媒介批评专著。对此，暨南大学董天策教授表示质疑，认为媒介批评与批判学派之间的关系需要讨论，两者关系密切，但并不等同。复旦大学殷晓蓉教授认为，从20世纪40年代哈钦斯委员会提出媒介批评最主要的几个对象，譬如传媒的内容、传媒的控制等来看，不难理解为什么批判学派对媒介批评能够介入这么深，以至于人们在很多情况下提到媒介批评就把它与批判学派联系或等同起来。在媒介批评中，确实有不少批判学派的内容，但两者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不一样的地方，应作深入研究。

第四，分析媒介批评的作用。四川大学欧阳宏生教授认为，对媒介批评的社会价值应有更为全面的认知：媒介批评不仅具有褒扬针砭媒介理论和实践中的是非成败、发展完善媒介理论、引导媒介传播行为、对大众进行媒介教育、提升整个社会的媒介素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而且本身就具有极强的生产转化能力，具备给传媒机构带来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天然品质。兰州大学刘晓程讲师认为，媒介批评是社会角色的对话空间，提供了媒介讨论的平台和机会。在讨论过程中，媒介批评建构新闻专业的权威，协商新闻职业道德的规范，因而是建立新闻职业道德的新视角。因此，推进媒介批评一方面要促进新闻界提升三种意识：自主意识、自律意识和新闻专业主义意识；一方面要促使政府、公众和社会更好地理解媒介批评，从而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有效的媒介批评机制。河北大学韩立新教授、甄巍然助教认为，中国报业变革曾先后受到政策监管、市场机制、传媒技术三种力量的影响，当前媒介批评正成为促进中国报业变革的第四种力量。传媒业经济体制的确立、受众多元意识的增强和传媒学术研究的实践指向，是其产生的主要根源。当然，称媒介批评为第四种力量，因为它是继前三种力量之后出现的一种影响传媒变革的力量，同时对其他三种力量具有明显而突出的制衡作用。媒介批评意味着学术力量和知识力量在中国报业发展中开始扮演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复旦大学殷晓蓉教授注意到媒介批评可能导致的负面作用，认为媒介批评这个概念的确立，事实上颠覆了原来的一些基本观念或前提，比如西方新闻界十分自豪的新闻媒介作为第四种权力的地位，就受到了颠覆。因为当我们确立了媒介批评这个说法，就意味着新闻媒介并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而且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是要负责任的。(www.xing528.com)

第五，阐述媒介素养教育。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洪俊浩教授认为，如果媒介批评仅仅发生在学术会议上，仅仅是学者写文章，并不能真正对媒介进行有效批评，媒介批评必须能够到达大众层面，启发大众的批判性思维，才能真正起作用。要让受众能够运用自己的批判性思维消化媒介信息和内容，了解媒体的运作机制，媒介素养教育将起关键作用。所谓媒介素养，是指公众面对媒体内容的选择能力、分析能力、评价能力以及沟通能力。另外，媒介素养还应使公众能够了解媒体的特性、技术及其作用。媒介素养教育具有五个重要前提：一是媒体并非全然反映真实世界，而是建构所谓的真实；二是媒体信息会受到商业化因素的影响；三是媒体信息包含意识形态与政治的运用，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媒体依然包含着意识形态与政治的运用；四是媒体的形式与内容相互关联，两者又各有独特的美学形式与惯用符码；五是受众能够自行诠释媒体信息的意义。因此，媒介素养教育的立足点是媒介的负面影响。批判性的媒介素养教育尤其注重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从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深入调查营利性主流媒体的运作情况；二是为非营利性公众媒体的建立与发展提供可能性；三是培养学生的批判性媒介素养。美国传播学会（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NCA）制定出五条准则，用来规范媒介素养教育的实施：第一，受众在个人领域及公共生活中的媒体使用；第二，受众与媒体信息与内容间的复杂关系；第三，媒体所处的社会与文化环境；第四，媒体的商业性；第五，通过媒体与特定受众进行交流的能力。这些准则可以看做是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庞宇博士、浙江卫视新闻中心记者王妍认为，当今社会是一个媒介化的社会，媒介批评之所以能够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迅速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主要是在批评家们的不断质疑、颠覆、反对和打磨中成长起来的。现在各种新媒介不断涌现，大众接触媒介的机会无处不在，媒介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如何更好地监督媒介、批评媒介，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同时对批评家、媒体从业人员、公民的媒介素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六，研究媒介批评的具体理论问题。复旦大学谢静副教授对作为话语的媒介自我批评作了深入的学理分析，指出媒介自我批评是指新闻媒介关于自身实践及其产品的阐释与评价。由于批评主体与批评对象同一、批评内容与批评渠道同一，媒介自我批评成为媒介批评研究中一个十分特殊而别有意义的研究分支，话语分析是研究媒介自我批评的一种恰当而有效的手段。媒介自我批评的话语分析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媒介自我批评话语的文本分析、媒介自我批评话语的实践分析和媒介自我批评话语的意识形态分析。这种分析有利于结合具体语境、揭示深层意义、凸显媒介自我批评的社会功能。美国阿拉巴马大学周树华副教授对媒体偏见作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分析了媒体偏见的构成与来源，指出了纠正偏见的途径，包括：①“公正”或“平衡”，②公开利益冲突，③人事安排，④法律和规章。四川大学蒋晓丽教授指出，随着20世纪中后期文化研究的兴起，传媒研究呈现出一个重要转向，即“传媒研究的文化转向”。由于文化总是和传媒密不可分，传媒研究的文化转向打破了传统学科的界限，为传播和媒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和研究方法，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究传媒文本背后的权力关系，使传媒研究从“工具理性”转向“价值理性”。陕西师范大学鲍海波副教授指出，在文化转型的社会背景下，由媒介及其象征系统所构成的媒介文化是当代社会重要的文化景观之一。媒介文化在其价值复合体系即文化价值、审美价值以及商品价值的追求中，尤重商品价值的追求，出现了诸如商品性的泛化、收视率之虞、媒介“场域”商业逻辑外溢等多方面的异变。这种追求的最终结果，将会使媒介文化生产的商业逻辑一统天下，导致媒介文化的权力领域与商业领域高度重叠，最终使媒介文化领域成为一个文化“商品”肆虐的世界。山东大学倪万讲师分析了尼古拉斯·米尔佐夫的视觉媒介虚拟观。尽管米尔佐夫对虚拟的界定非常宽泛，而且对与虚拟相联系的视觉文化的研究也涉猎甚广，但他的媒介虚拟观体现了静态媒介、动态媒介和交互媒介三者的虚拟性，视觉媒介由静态到动态再到交互、由近距离观赏到全球性阅读、由心智虚拟到现实虚拟的发展方向。

三、开展对媒介实践的个案批评

媒介批评作为一种批评实践，不仅需要理论研究，更需要实践推进。在本次论坛中，不少学者针对某些具体的传媒现象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个案批评。

日本龙谷大学卓南生教授以留学生问题报道为例，具体分析了日本传媒的“内部国际化”观念其实充满了偏见，指出客观、公正、冷静地报道现实问题，才是传媒应当追求的价值目标。南京大学邓利平教授以2007年7月份发生的重庆洪灾为例分析了《新闻联播》对灾害新闻的报道视角模式，指出《新闻联播》的灾害报道以正面宣传为主导，更多地强调了政治宣传。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看，显然存在不足，真正的新闻信息并没有得到充分报道，相应的人文关怀也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暨南大学陈伟军副教授认为，当前文入学者参与电视节目的“明星学者”现象，折射出当代文化发展的某些新特点，是审美、艺术与文化“民主化”的表征，文人学者从中找到了体现自身存在意义和价值的另一种方式，而电视节目形态由此获得了某种文化增值。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何新华对电视心理访谈类节目作了思考，指出近年来心理访谈类节目热播荧屏，把诸如婚姻、情感等涉及家庭以及个人隐私等问题呈献在人们面前，值得关注。这类节目应该注意的问题有二：一是媒介伦理问题，主要是当事人的隐私问题；二是主持人的角色定位问题，节目应该体现平民意识和人文关怀，帮助人们不断提高精神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和谐。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刘朝霞、林俊杰以《京华时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为个案，分析了弱势群体的媒体形象建构问题，指出关注弱势群体、为他们提供支持、反映他们的生存状况和心声、维护社会利益平衡，是大众媒体担负的责任。清华大学研究生张伦以《中国妇女》杂志为例，分析了少数民族女性在当代主流期刊中的呈现，指出我国宏观民族政策、杂志自身定位、主流媒体对少数民族女性的呈现传统，以及主流社会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参与权力优势，决定了少数民族女性群体被呈现的方式。暨南大学彭伟步讲师分析了YouTube视频网站开放共享传播的负面效应，认为存在着制造文化冲突、激化社会矛盾、侵犯版权和个人隐私权、传播色情和暴力影像等问题，世界各国应当共同制定法律有效监管视频网站。暨南大学黄顺铭、张佳、车琳认为，从“迷文化”的角度，杨丽娟无疑是狂迷的一个绝佳案例。就其本质而言，“杨丽娟事件”是多方合力塑造的结果。杨丽娟、媒体、受众三方的共同合力，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而这出悲剧也俨然成为媒体的狂欢节。武汉工业大学人文系杜永利讲师指出，在杨丽娟事件中，记者的过度介入和大肆炒作，使客观事件本身不断衍生出新的事实，而这些事实不是在自然状态下发展的。介入式报道的最大特点是：传媒既是当事人，又是传播者。在市场经济下，如何把握介入式报道的视角对构建新闻专业意识具有重要意义。暨南大学谢毅、夏敏文从媒介素养的角度对杨丽娟事件中的当事人、媒介和公众的表现进行了分析，认为只有从根本上提高媒体和公众的媒介素养，才能有效杜绝下一个杨丽娟的出现，预防悲剧的再次发生。暨南大学肖伟讲师认为，传媒频繁报道暴力，却常常忽视其中的受害者。美国德特新闻奖专门奖励以暴力受害者为主题的创伤报道，传达出传媒对人类创伤的日益重视，值得我国新闻界加以借鉴。

四、探索推进媒介批评的现实途径

如何进一步拓展当代中国的媒介批评实践，也是本次论坛高度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四川大学欧阳宏生教授认为：首先，要建构多元的媒介批评话语渠道，包括政府管理机构及其下属部门的表达群体开展媒介批评的话语平台，媒介传播行为主体（即媒介实践者）开展媒介批评的话语平台，来自科研院校研究者开展媒介批评的话语平台，为人数众多的“大众”展开媒介批评而打造的话语平台。其次，要重视媒介批评的生产力转换，一方面，媒介批评通过总结媒介理论和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指出媒介传播中的偏差行为并且阐释媒介传播的发展方向，以此监督、导向、匡正媒介守望功能的发挥，从而促进媒介内容生产，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将媒介批评作为媒介产品（或其衍生产品）的生产要素直接纳入到媒介产品（或其衍生产品）的生产和传播过程当中，以此将媒介批评打造成为一种媒介产品（或其衍生产品），从而更加直接地作用于现实社会。

澳门大学陈怀林教授认为，如果把媒介批评划分为学界的批评、业界的批评、社会大众的批评三种形态，那么，当前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媒介批评从学界推向业界，进而推向社会大众，在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媒介批评的氛围。对此，广州日报报业集团顾涧清副总编辑赞同媒介批评有必要扩展到业界，但对扩展到社会大众则抱有疑虑，认为如此很可能对媒体的特殊责任特别是它的公信力造成某种程度的伤害。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李文明高级编辑指出，中央电视台央视国际网络（CCTV.com）2002年7月创办的《电视批判》，是中国媒介批评的典型个案，具有原创性、学理性、互动性和可操作性等特点，已在电视传播业界和学界以及广大网友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赢得了良好的口碑。暨南大学张潇潇讲师认为，在当前情况下，尤其应当重视网络媒介批评，即通过网络渠道发布的针对一切媒介内容及其活动所作的批评。网络媒介批评具有自身的特点，它是媒介批评人的集结地，自由度相对较高，可以形成比较自由的批评氛围。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王春美提出了构建广告批评学的设想，认为树立批评意识，将批判性思维引入广告研究，广泛开展批评活动，广告理论才会不断破旧立新进入新的境界。而广告批评学理论的构建，则有助于健全批评机制，对广告批评进行科学有效的指导，促进广告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广泛开展。

当然，媒介批评要成为一种现实的媒介生产力，则有赖于制度化的建构。在这方面，香港报评会的做法值得借鉴。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副主席张圭阳博士全面介绍了香港报评会的经验。2000年，香港报业界成立民间性质的香港报评会。报评会成员包括业界和非业界人士，非业界人士占半数以上，由选举大会产生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有一个重要小组——审查小组，接受公众的投诉。接受投诉后，报评会从专业的角度进行处理。处理的问题有三个：侵犯个人利益，内容不雅和暴力。操作程序是：社会公众向秘书处投诉，再交审查委员会，理据不足则不处理，理据充足就由投诉委员会讨论。如果认为报纸应该作出回答，就要求被投诉报刊回应，如果公众还不满意就交给执行委员会，最严厉的处理是报评会公开谴责有关报纸或出版机构，并要求报纸一定要刊登报评会的谴责，且向受害人道歉。

（原载《中外媒介批评》第1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与研究生刘薇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