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批评实践：新闻传播的问题与学理

当前媒介批评实践的议题分析——以新闻专业期刊“媒介批评”专栏文章为样本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媒介批评不仅受到学界重视，而且受到业界关注，不少专业期刊都开始发表媒介批评文章与媒介批评的研究成果。但是，媒介批评实践的现状究竟如何，尚缺乏深入而具体的分析。因此，本文拟选取新闻专业期刊“媒介批评”专栏的文章作为分析样本，对当前媒介批评实践的议题作一具体的描述与分析。

媒介批评的议题，一方面反映了批评主体对媒介现实问题的敏感性、关切程度与把握能力，一方面呈现出媒介发展进程中存在的各种现实问题。因此，描述与分析当前媒介批评的议题，不仅有助于全面了解当前媒介批评实践的现实状况，而且有助于把握各种媒介问题，促进有关问题的深入研究与有效解决。

一、分析样本

新世纪以来，以“媒介批评”命名的专栏开始出现在新闻专业期刊上。《新闻记者》杂志从2002年第1期开设“媒介批评”专栏；《新闻界》杂志2004年第3期也推出“媒介批评”专栏；较早探讨“报刊批评学”、“媒介批评研究”的《报刊之友》改名为《今传媒》以后，从2004年第7期起不定期地开设“媒介批评”专栏。这些以“媒介批评”命名的专栏，直接表明了批评的立场和态度，发表的批评文章也较为集中，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媒介批评的发展水平与方向，反映了当前媒介批评实践开展的具体情况。本文即对《新闻记者》、《新闻界》、《今传媒》的“媒介批评”专栏文章进行量化统计和文本分析，以探讨当前媒介批评实践关注的议题。

从2002年到2007年，《新闻记者》共刊发媒介批评文章202篇，《新闻界》共刊登42篇，《今传媒》共刊载47篇。三份专业期刊的“媒介批评”专栏共发表文章291篇文章。这291篇文章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媒介批评的话语实践”，一类是“媒介批评的学术研究”^[1]，前者280篇，占96.2%，后者11篇，占据3.8%。可见，新闻专业期刊的“媒介批评”专栏已成为我国媒介批评话语实践的主阵地。除去11篇学术研究文章，本文把280篇媒介批评文章作为研究媒介批评议题的分析样本。

为统计方便，按所有文章的主要诉求点进行分类，文章内容涉及多个方面时，按照文章的篇幅、重点集中归为一类，不重复计算，统计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文章的议题分布

二、议题分析

从上表可以看出，“媒介批评”专栏文章的议题近20个。为论述方便，按各议题的文章数量进行二次分类：10篇以上归为一类，为“主要议题”；5—9篇归为一类，为“次要议题”；4篇以下归为一类，为“涉及议题”。这样，便可以从议题的三个层次进行具体分析。

1.主要议题

“媒介批评”专栏文章的主要议题包括七个方面：业务探索、虚假新闻、职业道德、低俗化、价值观与舆论导向、社会责任、人文关怀。

（1）业务-探索

从新闻传播规律出发，评析新闻报道业务的优劣，构成了这类文章的议题。这类文章在“媒介批评”专栏中有79篇，占总样本的28.2%，所探讨的业务问题较为广泛：一是分析不同领域新闻报道存在的问题，如《浮躁的科技报道及改进策略浅谈》、《医改关键问题报道的误区》、《从上市公司股份制分置改革看媒体财经报道》；二是点评某次战役性新闻报道，如《“神六”新闻报道纵横比较——以北京“5报”为例》、《独树一帜的十运会专题报道——以广州两报纸为例》；三是评析具体的新闻作品，如《新闻仿真图勿走火入魔——评〈南方都市报〉的一个版面》是对一个版面的批评；《善待我们的衣食父母——评电视新闻评论〈莫让失地农民再流泪〉》是对一篇电视评论的分析；四是批评传媒人的传播行为，如《主持人：个性化表达≠个性化言说》一文指出，“目前在许多节目主持人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将个人化言说当成了个性化表达”，批评“那些放弃整体化审视，放弃宏观视角，一切传播活动均从狭隘的个人体验出发，从个人喜恶出发，一味地以个人化思维替代整体性思维的主持方式，必然会导致社会舆论的失衡，从而引发更大的不良社会后果”，认为“节目主持人的话语表述形态，最好逐步从偶像型的个人化表述变成中立、客观、第三者的具有‘个性化’的表述为好”。^[2]

（2）虚假新闻

虚假新闻一直是媒介批评关注的重点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传媒市场化程度逐渐加深，虚假新闻问题日益突出。批评虚假新闻的文章35篇，占总样本的12.5%，仅次于业务探索。《新闻记者》对假新闻的揭露不遗余力，从2002年起，该刊每年第一期“媒介批评”专栏都刊出上一年的十大假新闻，并以列榜评点的形式开展批评。如将2001年的十大假新闻概括为：（1）最富想象力的假新闻：上海将建300层、容10万人的摩天大楼；（2）最匪夷所思的假新闻：错位夫君夜换娇妻30年；（3）最伤中国人自尊心的假新闻：世界10大污染城市中国竟占8个；（4）最耸人听闻的假新闻：家庭连环悲剧猪吃娃；（5）最具科幻色彩的假新闻：美国医生操刀换人头；（6）最能满足国人虚荣心的假新闻：中国少女改写牛津大学800年校史；（7）最令人作呕的假新闻：女大学生状告爸爸的吻；（8）最荒诞不经的假新闻：一男子游悉尼因好色两肾被偷；（9）最令人扼腕的假新闻：广西高考状元沦为劫匪；（10）最敢开国际玩笑的假新闻：汤加出现反华风潮。^[3]此外，有的文章分析假新闻的成因，如《假新闻何以泛滥成灾？》；有的文章思考假新闻的治理，如《谁来更正以假乱真的新闻》。

（3）职业道德

在市场化进程中，传媒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屡见不鲜，批评媒介违反职业道德的做法和行为的文章占有一定数量，共30篇，占总样本的10.7%。这些文章或反思传媒及其从业者的道德失范，如《守护社会良心的底线——浅谈真实与法度之外的新闻道德伦理》认为，“记者被视为守护社会良心底线的崇高职业，实际上是对传媒和新闻文化提出的道德伦理要求”。记者“写稿子不仅靠眼睛，还要靠心灵，同情、正义、避免伤害、尊重等等原则应该是一个记者的良心底线，它和新闻的真实性一样是传媒人格力量的体现”。因此，“许多反面的事件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作为一名称职的新闻工作者其‘立言’、‘立事’、‘立功’当慎之又慎。尽可能为他人着想，多从他人角度反观自己的道德立场，既要揭露事实真相，更要避免伤及无辜，当我们在谈论社会良心的底线时，我们实际上是守护传媒的精神家园”。^[4]

（4）低俗化

低俗化本来是马斯洛人格理论术语，指任何一种歪曲人性使人比实际上更低级和更庸俗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电影电视的低俗化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随着传媒业的发展，低俗化问题日益突出，对低俗化的批评文章也较多，有29篇，占总样本的10.4%。这些文章或对低俗化的表现形态、不良影响、产生原因和应对策略进行全面的剖析；或探讨新闻娱乐化对公共利益和传媒责任的影响，如《新闻娱乐化、公众利益和传媒责任》明确指出，“大众传媒的责任感被忽视，严肃的新闻原则遭到了商业逻辑的践踏，公众利益也受到市场规则的威胁，成为商业利益驱动的牺牲品”^[5]；或对娱乐化现象作深入的理性反思，如《诊断中国传媒娱乐化》“在分析中国传媒娱乐化现象的基础上，运用乔治·格伯纳的‘培养理论’，结合媒体的社会责任，对当前正在蔓延的娱乐化现象进行理性反思”。^[6]

（5）价值观与舆论导向

我国新闻界一向高度重视价值观与舆论导向的问题。“媒介批评”专栏涉及这个议题的文章22篇，占总样本的7.9%。《从一起恶性案件看社会新闻的导向》从媒体对一起突发事件的报道出发，提出“社会新闻也有极强的导向作用，在进行报道时同样要严格把关，决不是有闻必录，更不是把一堆未经处理的信息垃圾，其中甚至包括着谣言、传说、猜测的不实信息和盘托出”^[7]。《校园新闻报道的价值取向质疑》通过对具体文本的量化分析和解读，指出校园报道存在“议题迷失”、“商业炒作”、“人文缺失”三个错误的价值取向。

（6）社会责任

重视社会责任是中国传媒的优良传统。然而，传媒在市场化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不顾社会责任、只追求经济效益的做法。关于“媒介社会责任”议题的文章有16篇，占总样本的5.7%。这些文章对媒介社会责任的缺失提出了严肃批评。如《谨防喧闹中丢却了传媒的责任——“最牛钉子户”事件报道的反思》一文，对媒体报道“最牛钉子户”事件的种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和做法作了批评：“媒体借助物权法的新近出台和重庆钉子户的节点效应，制造了属于自己可以无限放大、生产并再生产的热源。媒体在传播过程中，已经抛弃了对事件本身的关注，抛弃了对物权法本身的关注，不是对物权法核心精神的理解，不是对物权法法律层面的客观分析，不是对百姓最关心问题的理性引导，而是置重要与关键问题于不顾，只专注于无关痛痒的细节，添油加醋、辅以佐料，追求故事化的悬念效果和情节的奇异特性，我们看到的不是媒体对人的权利的尊重和界定，而是对人的权利滥用的张扬和鼓吹，不是对人的命运、处境真正的关心与呵护，而是利用当事人的境遇实现传者利益最大化的拙劣表现”。^[8]

（7）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维护，对人类美好未来的思考。涉及人文关怀的文章共13篇，比例为4.6%。这类文章关注的是新闻报道中人文精神缺失的问题，是对新闻报道忽视生命、缺少人文关怀的批评。《媒体不是“看客”——事故报道之我见》对媒体在事故报道中表现出的“看客”心理，表达了深切的遗憾：“当人们面对一次次的事故报道变得只关心死亡人数的多与少时，媒体是不是该深刻反省一下自己有意或无意的看客心理呢？就像我们的某些官员还不习惯出于良心和职业道德主动承担责任一样，我们的事故报道还没有习惯肩负起媒体的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使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9]《浅析当前新闻报道中人文关怀的缺失》、《“无人新闻”与人文精神》、《人，有别于道具——浅析新闻传播中对人的尊重与关怀》、《用人文精神映亮新闻底色——“冷血报道”现象引起的思考》，均属此类。

2.次要议题

“媒介批评”专栏文章的次要议题有五个：广告、媒体炒作、媒介对青少年的影响、媒介权力、新闻来源。

（1）广告

作为传媒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告的地位日益突出，不仅对传媒业而且对整个社会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涉及广告议题的文章有9篇，比例为3.2%。有的文章就某一广告文本进行点评，如《“长大了想娶妈妈”的广告“乱伦”？》一文指出，即“借小孩之口，来说大人的话”的创意表现，使“说话者的身份与语言、思维不协调”，在思想上“延续了社会对女性的刻板成见”，在职业道德上“媒体未能严于律己”。^[10]有的文章对广告的负面影响提出批评，如《不能玷污媒体的“脸面”》、《浅析电视广告中儿童形象泛用的负面影响》、《广告对传媒的负面影响分析》等。

（2）媒体炒作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因素导致媒体炒作成为新闻界的家常便饭：数量众多的各种媒体针对一个新闻事件，进行一种联动的、轰炸式的报道和评价，这种报道和评价往往伴随着各种价值判断。^[11]批评“媒体炒作”的文章有8篇，比例为2.9%。如《“注意力经济”时代下的媒体炒作》将炒作分为“借势炒作”、“借名炒作”、“借利炒作”三种类型，并对炒作的负面影响作了分析：“炒作以公众信任为前提，又以牺牲公众信任为代价，这就如同工业社会初期以牺牲资源为代价换取的经济繁荣，后患无穷……公众信任本是媒体立身之本！恶性炒作给媒体带来的只能是自毁前程。”^[12]

（3）媒介对青少年的影响

随着媒介对人类生活的全面介入，媒介对青少年的影响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涉及“媒介对青少年的影响”的文章有6篇，占总样本的2.2%。有的文章具体分析媒体炒作给青少年带来的影响，如《媒体“炒星”与青少年成长的烦恼》；有的文章正面阐释如何发挥媒体对青少年受众的引导功能，如《娱乐经济的合理性与转型责任——如何发挥媒体对青少年受众的引导功能》；有的文章指出家庭教育对媒体的不满，如《家庭教育：对媒体的埋怨》指出：“媒体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已经或者正在继续对青少年的成长提供极为有害的内容，对青少年的成长造成了严重的伤害。”^[13]

（4）媒介权力

所谓“媒介权力”，其实是指媒介干预、操纵个人或社会生活的力量。具体来说，媒介的权力意识突出表现为两点：“一是通过新闻策划深化了对社会生活的介入和安排程序，二是加大了舆论监督的广度和力度，展示了新闻传媒前所未有的权势和威力。”^[14]以“媒介权力”为议题的文章有6篇，占总样本的2.2%，主要是对“媒介绑架”、“舆论绑架”、“媒介逼视”等权力滥用行为的批评。《“舆论绑架”富人与媒体逼视》批评了“舆论绑架”和“媒介逼视”的危害，指出“媒体逼视是新闻媒体对私人领域的过度公开，这种行为不仅给被报道对象带来负面影响，而且会造成大众传媒社会功能的失调。媒体的新闻传播活动是现代社会环境监测和社会协调职能的重要承担者。然而，媒体逼视却因为转移公众对社会重要问题的视线和破坏社会关系的协调，妨碍了大众传媒社会功能的履行。私人事件不是不能公开，但是媒体逼视却是对私人领域‘过度’地关注，这必然导致公共问题的报道量减少，因为媒体的容量毕竟有限，受众在一段时间内接受‘议题’的容量也有限”。^[15]

（5）新闻来源

新闻来源在新闻作品中起显示根据的作用，既可使事实显得确凿有据，又可使表达显得客观公正。如何交代“新闻来源”成为媒介批评的一个议题。涉及“新闻来源”的文章有5篇，占总样本的1.8%。《从一则假新闻看媒体对“消息源”的使用》以具体的案例分析了不同角色的做法：造假者突出消息源，报假者隐匿消息源，揭露者核实消息源。文章肯定了“揭露者核实消息源”的做法，指出“揭丑新闻从来都是符合社会心理的一种报道形式，及时揭露媒体上出现的假新闻，可以展现一个具有独立品格和调查能力的形象，是一种‘双赢’”。^[16]

3.涉及议题

关于有偿新闻、传媒消费主义、媒介与文化、媒介公信力、媒介技术、隐性采访、新闻买断等议题的文章，数量均少于5篇。

（1）有偿新闻

自我国媒介走向市场化以来，有偿新闻现象屡见不鲜。1993年，全国曾掀起打击“有偿新闻”的专项行动，之后“有偿新闻”一直为业界和学界所关注。批评“有偿新闻”的文章有4篇，占总样本的1.4%。如《“有偿新闻”报道手法种种》结合具体事例，将“有偿新闻”的报道手法归纳为四类：一是“迂回战术，即使记者要宣传某一企业或产品，不单刀直入，而是绕一个大圈子，先说其他的事情，再转过弯来说‘要说的事’”；二是“以贬诱人，就是记者从那些迫切需要宣传介绍的企业或商家的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入手，进行形式上的批评，从而来提高企业或商家的知名度”；三是“小头戴帽，就是把微观题材戴一顶‘帽子’，使其在形式上让人看起来好像宏观题材”；四是“穴头牵线”。文章指出，“对‘有偿新闻’种种报道手法的剖析，是为了增强对有偿新闻的识别能力，不要让大众传媒成为个别记者谋取私利的阵地”。^[17]

（2）传媒消费主义

简单地说，传媒消费主义，或称新闻消费主义，是指传媒极力向受众提供具有消费主义特质的文化信息，或向受众宣扬符号化的生活方式的倾向。^[18]关于这个议题的文章有4篇，占总样本的1.4%。《现代传媒的消费主义倾向》对现代传媒消费主义倾向的具体形态做了批评与分析，指出其主要表现：一是传播内容的重点发生了转移，“由生产方式报道向生活方式报道转变”，二是传播主体形象发生了转变，由“消费偶像逐渐取代生产英雄”，三是传媒解读经典的语态发生嬗变，“由‘敬佩、尊奉’到‘背叛、颠覆’”。^[19]同时，作者以“全球化的眼光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对“现代传媒的消费主义倾向”作了理性的思考。

（3）媒介与文化

媒介影响着我们日常生活的方式和内容，如果将日常生活视为文化的一部分，媒介与文化的关系自然十分密切。涉及这一议题的文章有4篇，占总样本的1.4%。如《转型期不同文化对“黄色新闻”的博弈》对“黄色新闻”与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作了分析，指出在当前社会转型期，“黄色新闻”不可避免地与丰富而复杂的文化展开“互动”，不同的文化也各自开展对黄色新闻的“博弈”：一是“传统的儒家文化对黄色新闻的抵制”，二是“竞争中的功利文化对黄色新闻的驱动”，三是“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对黄色新闻的纵容”，四是“转型期的政治文化对黄色新闻的制约”。^[20]

（4）媒介公信力

媒介在长期发展中积累而成的权威性和信誉度，就是媒介的公信力。^[21]媒介公信力是近年来引起社会各界关注的议题，涉及这个议题的文章有3篇，占总样本的1.1%。《广告与新闻混杂挑战传媒公信力——对三家报纸的抽样分析》指出，媒介公信力在“广告式新闻”和“新闻式广告”中受到挑战，“新闻报道除了代表和反映受众和社会公共利益之外，不应该有其他利益。而在市场环境下，许多报纸大肆刊登新闻式广告和广告式新闻，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市场利益，首先从广告主的利益出发，无时无刻不在向社会大众进行着商业诉求，而且大张旗鼓毫无遮掩，试图影响和操纵受众观念，促进产品和服务的销售和推广。这无疑违背了媒体的本质要求，传媒的公信力和社会威望受到严重损害”。^[22]

（5）媒介技术

媒介技术的日新月异，在促进媒介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种种弊端。这些弊端已成为媒介批评的议题，“媒介批评”专栏中有2篇文章，比例为0.7%。如《传播技术变革对媒介公共性的限制》指出，“传播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媒介形态变化也随之深刻影响了媒介公共性的变化，它既从手段、形式、效果等方面拓展了媒介公共性，同时这把‘双刃剑’又对其产生了种种限制效应。”“从表面上看，电视时代的到来，使大众被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平等接触媒介的机会，媒介的公共性极大张扬了。但是，受众坐在电视机前只是被动参与，面对面的互动情境虚拟化，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即时的互动……受众参与的真实程度在某种意义说是降低了，而非提高了。大众传媒领域，传播技术正逐渐改变媒介的公共性含义，使其虚假化。”^[23](www.xing528.com)

（6）隐性采访

随着调查性报道的增多，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隐性采访在我国新闻界较为盛行，既在舆论监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道德、法律、伦理问题。批评“隐性采访”的文章有2篇，比例为0.7%。如《新闻暗访：道德困境中的两难选择——“茶水发炎”事件引发的思考》指出，“‘茶水发炎’事件为我们全面审视暗访这一非常规但又被经常使用的采访手段提供了契机。必须承认，在任何国家，新闻业都是一个特殊的行业，但记者并未因此享有高于普通公民的任何特权。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传媒工作者，当面对是否使用欺骗手段的选择时，为规避和化解道德风险，首先需摒弃个人私念，忠实于社会公众，从公众利益出发，谨慎考虑每一种结果，在道义上选择利益最大而损失最小的合理行为。如果一定要使用‘欺骗’，也要选择能取得最好社会效果的‘正确’的‘欺骗’手段。这不仅符合功利主义者主张的‘为最大多数的人寻求最大的幸福’的伦理原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伦理观，即在实践基础上的动机与效果的统一。”^[24]

（7）新闻买断

新闻买断是指新闻媒体买断采访权或者现场直播权。起初，买断新闻报道权在我国主要体现在对体育新闻、娱乐新闻的报道中，随着媒介市场化竞争日趋激烈，这种现象逐渐渗透到了政治、经济新闻领域。批评“新闻买断”的文章只1篇，比例为0.3%。《警惕！足球报道中的“买断”现象》指出，体育报道中的“有偿采访”现象是一种新的不正之风，是新闻行业内的不正当竞争，对新闻界和足球界来说都有着不良的影响。首先，是“足球新闻垄断会成为假新闻滋长的温床……其次，从长远看，媒体的利益也会受到伤害。由于媒体一味‘纵容’被采访对象，时刻以金钱‘开路’……不但提高了媒体的运作成本，损害了媒体的经济利益，而且会让大多数的采访报道变得艰难，最终会危及自身的利益。这种新闻恶性竞争对足球界同样也会产生不良影响。在一些媒体有意或无意的‘纵容’下，足球界的某些官员、教练员、球员甚至俱乐部工作人员开始或隐晦或公开地向一些媒体索取报酬，‘有条件’地提供新闻，甚至有人在媒体身上赚的钱比本职工作还多，这在足球圈已是公开的秘密，拜金主义思潮在足球圈蔓延”。^[25]

三、总结与思考

通过对三家新闻专业期刊“媒介批评”专栏文章所涉及议题的描述与分析，可以看出当前媒介批评实践的两个基本特点：

其一，媒介批评日益自觉，但专业化有待提升。

当代中国媒介批评的自觉，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1988年，新闻出版署颁发《关于加强对报纸、期刊、图书审读工作的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先后开展报刊审读工作，并办有多种审读交流刊物。^[26]1994年，中宣部成立新闻阅评小组，最初出刊《新闻舆论动向》，后改为《新闻阅评》。^[27]应当说，报刊审读与新闻阅评的开展，是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实践。1995年，朱光烈在《批评，从我开始》一文中明确提出“媒介批评”的概念，并指出“顾名思义，媒介批评应是以媒介为研究对象的批评”。^[28]1996年，《电视艺术》杂志在1—6期开设“媒介批评笔谈”专栏；1997年1月7日，《新闻出版报》开设“传媒评论”专题。^[29]这样，媒介批评终于走上既有话语实践又有学术研究的自觉轨道。进入新世纪以来，《新闻记者》、《新闻界》、《今传媒》三种专业期刊先后开设“媒介批评”专栏，集中刊登媒介批评文章，标志着当代中国的媒介批评成为一种具有理论自觉的话语实践。在2002—2007年期间，三种期刊的“媒介批评”专栏涉及的批评议题近20个，基本包括了这几年传媒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在此意义上，说媒介批评日益自觉应当是有理有据的。

不过，国内媒介批评实践的专业化程度还有待大大提升。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专业化、常规化而且能够富有较大影响力的媒介批评，第一要形成一定的批评规模，不能只是一些散兵游勇式的或者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式的以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难成气候的批评；第二要有一定的连续性，或者要有相对的议题性与专题性，批评者应该针对某个时期中比较突出和常见的问题展开集中而全方位的有深度的批评，从而达到较高的批评境界。”^[30]尽管新闻专业期刊的“媒介批评”专栏初步迈出了专业化的步伐，但这种专业化还远没有形成气候。到目前为止，在国内公开发行的64份新闻专业期刊中，直接以“媒介批评”命名的专栏只出现在《新闻记者》、《新闻界》、《今传媒》上。即便这三家专业期刊的“媒介批评”专栏，还不能保证每期都有一定数量的文章发表。相对《新闻界》、《今传媒》来说，《新闻记者》连续性较好，仍不能保证每期都有“媒介批评”专栏，如2003年第2、6、7期和2004年第5、9、12期就没有“媒介批评”专栏。《新闻记者》“媒介批评”专栏也进行过一些议题讨论，如2004年第10期对“青少年偶像崇拜与大众传媒责任”的讨论，2005年第10期关于《超级女声》的讨论，2007年第5期关于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的批评文章，等等。然而，这样的专题讨论并不经常，数量很少。《新闻界》和《今传媒》开设的“媒介批评”专栏还未曾进行过相关的专题讨论，只是将文章集纳在“媒介批评”专栏，仍显得零散、不够系统。因此，从“媒介批评”专栏的话语实践来看，当前我国的媒介批评还远远没有形成一种强势的规模效应，在连续性、专业化方面有待加强。

其二，媒介批评贴近实际，但深广度有待拓展。

从《新闻记者》、《新闻界》、《今传媒》三家专业期刊“媒介批评”专栏文章来看，当前媒介批评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贴近实际。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媒介批评本质上是批评主体对媒介现实问题的分析与评价。因此，贴近媒介实际，揭示问题，剖析原因，寻求对策，就成为媒介批评的本质要求。三家专业期刊在2002—2007年间涉及的批评议题近20个，不论文章数量多少，都是当前传媒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在此意义上，当前的媒介批评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已初步显示了媒介批评的内在品格。

由于“媒介”的内涵与外延十分广泛，所以究竟应当从哪些方面或层面进行媒介批评，学界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结合中外已有的媒介批评实践来看，媒介批评至少可以分为五个层面，这就是：文本层面的媒介批评，针对新闻与广告等媒介产品展开的批评；行为层面的媒介批评，针对媒介活动中从业人员的传播行为展开的批评；现象层面的媒介批评，针对某种带有普遍性的媒介现象展开的批评；体制层面的媒介批评，针对媒介体制问题展开的批评；文化层面的媒介批评，针对媒介文化展开的批评。以此相衡，不难发现当前媒介批评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

在广度上，当前媒介批评主要集中在文本、行为、现象几个层面，如对虚假新闻、有偿新闻、新闻低俗化、人文精神缺失等涉及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的批评，都是不出这几个层面。对媒介文化层面的批评相对较少，如以“媒介技术”为议题的批评文章仅有两篇，都发表在《新闻记者》上。事实上，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媒介生态，而且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批评者理应对铺天盖地迎面而来的媒介技术进行冷静的反省和思考。因此，文化层面的媒介批评有待大力拓展。至于体制层面的媒介批评，还没有文章涉及。但这并不意味着媒介体制不需要批评。其实，我国传媒业在发展过程中已悄然进行某些体制与机制的变革，有很多问题有待探讨，譬如媒介的性质、体制、政策等问题就值得深入研究，是媒介批评大有作为的一个领域。

在深度上，当前媒介批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学理性不足。早在1997年，就有学者指出，“目前，媒介批评中虽不乏真知灼见，但总体上似嫌杂沓淆乱，有一些还是鉴赏性印象式的点评，随机性很大。大致说来，可以从在学理上是否成立的角度将现行的媒介批评分为两类，即学理性批评与非学理性批评。学理性批评是一种由充分理论支撑着的批评，而且具有一定的原则与立场。”^[31]显然，媒介批评需要多元，需要开放，即便“鉴赏性印象式的点评”也是需要的。但是，媒介批评要取得长足进步，要发挥更大作用，就必须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要运用一定的理论来开展媒介批评，一方面又要将媒介批评上升到一定的学理高度，提升媒介批评的学理性。王一川教授曾说，“电视研究同样存在两个方面，一是电视理论的批评化，二是电视批评的理论化。应当在电视批评中建构电视理论，同时在电视理论中返回电视批评。”^[32]这种批评与理论的相互支持、双重建构，正是媒介批评提升学理性的可行路径。

进一步说，媒介批评的专业化与学理性牵涉到一个根本性的学科建构问题，这就是媒介批评与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传播业务研究和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之关系的问题。从本文的分析样本来看，不少文章如果不放在“媒介批评”专栏，而分别放在“业务研究”与“理论研究”之类的栏目，也是毫无问题的。对于学科建构问题，需要作专门的研究，这里就不详论了。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与研究生刘薇合写）

【注释】

[1]董天策：《搭建学术平台，促进媒介批评》，《中外媒介批评》第1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

[2]魏南江：《主持人：个性化表达≠个性化言说》，《新闻记者》2006年第8期。

[3]陈斌、贾亦凡：《2001年10大假新闻》，《新闻记者》2002年第1期。

[4]徐春萍：《守护社会良心的底线——浅谈真实与法度之外的新闻道德伦理》，《新闻记者》2005年第1期。

[5]杨金鹏、黄良奇：《新闻娱乐化、公众利益和传媒责任》，《新闻界》2004年第3期。

[6]李良荣、张春华：《诊断中国传媒娱乐化》，《新闻界》2007年第6期。

[7]陆玉方：《从一起恶性案件看社会新闻的导向》，《新闻记者》2003年第10期。

[8]王多：《谨防喧闹中丢却了传媒的责任——“最牛钉子户”事件报道的反思》，《新闻记者》2007第5期。

[9]周红丰：《媒体不是“看客”——事故报道之我见》，《新闻记者》2004年第4期。

[10]吴辉：《“长大了想娶妈妈”的广告“乱伦”？》，《新闻记者》2006年第11期。

[11]胡正荣、王维佳：《媒体炒作与维护公共利益的“游戏规则”》，《电影艺术》2004年第3期。

[12]郭赫男：《“注意力经济”时代下的媒体炒作》，《新闻界》2004年第3期。

[13]许建国：《家庭教育：对媒体的埋怨》，《今传媒》2005年第8期。

[14]王君超：《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37页。

[15]陈力丹、王辰瑶：《“舆论绑架”与媒体逼视——论公共媒体对私人领域的僭越》，《新闻界》2006年第2期。

[16]宰飞：《从一则假新闻看媒体对“消息源”的使用》，《新闻记者》2005年第4期。

[17]孙愈中：《“有偿新闻”报道手法种种》，《新闻记者》2005年第10期。

[18]华汝国：《渐热的新领域：新闻消费主义研究》，《新闻与写作》2008年第7期。

[19]刘建新：《现代传媒的消费主义倾向》，《新闻记者》2005年第8期。

[20]张晓坚：《转型期不同文化对“黄色新闻”的博弈》，《今传媒》2005年第9期。

[21]黄晓芳：《公信力与媒介的权威性》，《电视研究》1999年第11期。

[22]张信国、林圣忠：《广告与新闻混杂挑战传媒公信力——对三家报纸的抽样分析》，《新闻记者》2006年第5期。

[23]王满满：《传播技术变革对媒介公共性的限制》，《新闻记者》2004年第4期。

[24]邹军：《新闻暗访：道德困境中的两难选择——“茶水发炎”事件引发的思考》，《新闻记者》2007年第6期。

[25]朱宗文：《警惕！足球报道中的“买断”现象》，《新闻记者》2002年第11期。

[26]熊燕舞：《新闻阅评与审读工作异同辨析》，《今传媒》2007年第4期。

[27]郭光华：《新闻阅评：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中外媒介批评》第1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9页。

[28]朱光烈：《批评，从我开始》，《现代传播》1995年第4期。

[29]雷跃捷：《当代中国大陆媒介批评研究发展概述及评价》《，中外媒介批评》第1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5页。

[30]郝雨：《媒介批评的整体缺席与系统失语》，《今传媒》2007年第2期。

[31]陈信凌：《国内现行媒介批评衡估》，《现代传播》1997年第6期。

[32]转引自李文明：《〈电视批判〉：媒介批评的典型个案》，《中外媒介批评》第1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