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批评与传媒发展：新闻学术探索

加强媒介批评，促进传媒发展，深化新闻学术^[1]

2011年初，董天策教授被中国传媒大会2010年会授予“金长城传媒·2001—2010中国传媒思想人物”，以表彰他在新闻传播学领域所作的贡献。最近十年，董天策教授密切关注我国新闻传播业的发展与新闻传播学的进展，深入探讨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问题，全新剖析“新闻策划”的理论与实践，积极倡导媒介批评及其理论研究，努力推进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并对传媒竞争、网络媒体、危机传播、传媒文化等多方面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多次荣获教育部、广东省的各种奖励。^[2]

在众多的研究领域中，董天策教授对“媒介批评”情有独钟，2004年出版的《新闻传播学论稿》有一个方面的内容是“媒介批评与新闻教育”，2008年申报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的课题是《媒介批评的理论建构与教材建设》。在他的带领下，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媒介批评”领域开展了不少工作：组织研讨会，编辑出版学术集刊，对于“媒介批评”研究在我国的发展与壮大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受《今传媒》杂志社的委托，本人作为特约记者走进了董天策教授的办公室，以媒介批评为主题做了一次专访。

媒介批评是新闻传播学的一个新领域

记者：中国内地学界1995年明确提出“媒介批评”概念以来，已经有十多年，但“媒介批评”究竟是什么？给人的感觉至今仍有些模糊。请谈谈您的看法。

董天策：简单地说，媒介批评就是对媒介的批评。在学术的意义上，批评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是对事物的是非、善恶、美丑、得失的分析、判断、评价。随着信息技术与传媒产业的发展，当今时代日益成为一个媒介化时代，当今社会日益成为一个媒介化社会。媒介在现代社会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广泛地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成为联结政治力量（政党/政府）、经济力量（工商企业）、社会力量（社会公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与此同时，现代媒介已成为越来越庞大的产业，它也具有自身的利益诉求。媒介在与社会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社会力量的互动过程中，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总是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要认识、把握、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对媒介的是非、善恶、美丑、得失作出分析、判断、评价，这就是媒介批评。

记者：有人认为，“媒介批评与媒介同时诞生”，媒介批评与媒介实践始终相伴相随，有如“并蒂莲”一般。媒介批评果真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吗？

董天策：这是在媒介批评起源问题上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媒介批评的发生发展过程，还需要深入考察和讨论。理论上，要区分“自发的媒介批评”与“自觉的媒介批评”。无论中外，在报刊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曾出现对报刊的一些批评性言说。那些批评性言说往往是根据当时的现实需要来谈论报刊的某些利弊得失，大都是感性的、零散的、不成体系的，并未把对报刊的批评作为一个独立的言说系统加以从理论到实践的整体性建构，只能说是一种自发的媒介批评。只有对媒介的批评成为一个独立的言说系统，一方面进行媒介批评实践，一方面开展媒介批评研究，媒介批评才能真正走向自觉。

“自觉的媒介批评”发展起来的时间并不是太长。在西方，大约是在20世纪初期；在中国，大约是在1995年明确提出“媒介批评”概念之后。而“自发的媒介批评”，历史相对久远，自现代意义上的报刊即通常所说的近代报刊诞生以后开始出现。西方国家近代报刊的诞生早于中国，所以西方国家“自发的媒介批评”出现得也比中国早。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自中国古代报刊产生以后就有“自发的媒介批评”出现。具体情况究竟如何，还需要对媒介批评的历史发展做深入的研究。

应当说，“自觉的媒介批评”是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在中国内地尤其是如此。当然，研究媒介批评的历史，不仅要研究作为一个独立言说系统的媒介批评，而且要研究此前那些感性、零散、不成体系的媒介批评，才能深刻揭示媒介批评是如何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进程，才能科学阐明媒介批评的内在本质。

记者：媒介的种类很多，包括报章杂志、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媒介的内容广泛，包括新闻、评论、广告、知识、文学艺术等。所有这些，是否都是媒介批评的对象？

董天策：这其实涉及两个问题。首先是媒介批评究竟批评什么，或者说媒介批评可以在哪些层面展开？对此，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我们知道，“媒介”始终与“传播”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媒介”、“传播”又与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因此，所谓“媒介”，不仅意味着信息传播的载体，而且意味着信息传播的产品，还意味着媒介与社会的关系。惟其如此，我认为媒介批评的实践主要在以下五个层面展开：其一是文本层面的媒介批评，针对新闻与广告等媒介产品展开；其二是行为层面的媒介批评，针对媒介活动中的传播伦理展开；其三是现象层面的媒介批评，针对某种带有普遍性的媒介现象展开；其四是体制层面的媒介批评，针对媒介体制问题展开；其五是文化层面的媒介批评，针对媒介文化问题展开。

从这五个层面出发，可以给媒介批评下一个更有具体内涵的定义：它是批评者对媒介产品、媒介行为、媒介现象乃至媒介体制、媒介文化的是非、善恶、美丑、得失作出的分析、评判与价值判断。

其次是媒介批评的边界问题，或者说媒介批评与其他批评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媒介批评刚刚引入国内之际，确有论者说过，“一切大众传播媒体——从书刊、报纸到广播、影视，从录音、录像到街头广告上面的一切信息，都在媒介批评的视野之内”。然而，媒介不仅是新闻、广告的载体，也是文学、艺术的载体，譬如报纸不仅刊登新闻、广告，也刊登诗歌、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电视的内容更是五花八门，新闻、广告、综艺、影视剧，不一而足。传统上，对文学的批评是文学批评，对艺术的批评是艺术批评，如果说媒介批评囊括了媒介的一切信息内容，那么媒介批评是否涵盖文学批评、艺术批评呢？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文学批评还是艺术批评，都比媒介批评具有悠久得多也深厚得多的传统，媒介批评显然不能涵盖文学批评、艺术批评。

如果说媒介文本/产品批评、媒介行为/伦理批评、媒介现象批评是媒介批评的核心领域，媒介体制批评是媒介批评的特色领域，与其他类型的批评具有明显的区别，那么，媒介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艺术批评、影视批评等其他类型的批评则存在着较大的关联。面对媒介所传承的大众文化，如果分别从文学、艺术、影视的角度就其美学特质、文艺规律、艺术成就等内涵开展批评，仍分别属于文学批评、艺术批评、影视批评的范畴；如果侧重从大众文化的生产与传播及其社会影响来展开批评，则成为媒介文化批评，或者说成为“文化研究”。正如吴迪所说，“媒介批评是与文艺批评、社会批评有交叉、有重叠的——当文学批评将武侠、言情等消闲作品列入自己范畴的时候，当电影批评将娱乐片、商业片纳入自己视野的时候，当社会批评从大众传媒角度出发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媒介批评。”

媒介批评是传媒业的园丁和啄木鸟

记者：中国内地的媒介批评为什么到20世纪90年代才走向自觉？这其中有何因由？

董天策：原因很复杂，最为主要的还是中国内地传媒业的发展变化。新中国成立后，报刊、广播等媒介作为党和国家的喉舌，成为党政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定位成“阶级斗争的工具”，甚至被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媒介所传播的内容成为党政意志的体现，自然是不能对媒介开展批评的。所以在改革开放前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的感觉向来都是媒介去批评别人，批评社会，媒介怎么可能成为被批评的对象呢？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对媒介的性质、功能、运作有所反思。作为当时思想界拨乱反正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对媒介的反思主要体现为政治批判。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晚报、周末报、专业报、行业报、文化生活类报纸等媒介的大发展，新闻出版部门、宣传主管部门先后倡导报刊审读、新闻阅评，以加强对媒介的管理与引导。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都市报的崛起，随着传媒市场化的发展，中国内地的传媒业一方面蓬勃发展，充满朝气与活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进步，但同时也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譬如虚假报道、有偿新闻、低俗之风、不良广告、新闻炒作、媒体错位等问题日益突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西方传播学的引进与介绍，媒介批评不仅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研究课题，而且受到新闻传播业界所办专业刊物的重视。《新闻记者》从2002年第1期开设“媒介批评”专栏；较早探讨“报刊批评学”、“媒介批评研究”的《报刊之友》2002年第1期封面打出“一份报刊媒介批评杂志”字样，改名《今传媒》以后，从2004年第7期起不定期开设“媒介批评”专栏；《新闻界》从2004年第3期也开始推出“媒介批评”专栏。“媒介批评”专栏的开设，为媒介批评文章的发表提供了基本的阵地。此外，还有其他专业刊物如《新闻战线》、《中国记者》，也在有关栏目发表了不少媒介批评文章。

记者：媒介批评对传媒业的健康发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董天策：正是传媒业发展的需要促成了媒介批评的兴起。传媒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失范现象表明，要维护传媒的专业性、纯洁性，就必须有一种制约机制。媒介批评，正是这样一种制约机制。打个比方来说，媒介批评可以说是传媒业发展的啄木鸟，专门去掉侵害传媒业发展的害虫；也可以说是传媒业发展的园丁，浇花除草，修枝葺叶，促使传媒业沿着正确、健康的道路发展，维护新闻传播的专业主义精神。(www.xing528.com)

比喻总是蹩脚的。从理论上说，开展媒介批评，反思媒介的所作所为，反思媒介的性质与功能，反思媒介与政治力量、经济力量、社会力量的关系，反思媒介所建构的文化环境，就成为正视媒介现实的一种学术理性。媒介要强化社会责任，要践履时代使命，要加强行业自律，要提升职业伦理，要保持专业操守，要守望社会正义，要促进人类文明，都离不开媒介批评的价值引导。

记者：通常，批评就意味着否定，请问：媒介批评是否就是对媒介行为或媒介实践的否定？

董天策：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中，一说到“批评”，人们往往会认为就是对某种缺点和错误的指责或抨击，甚至是对某种错误思想、言行的批驳与否定，从而使“批评”一词成为一个否定性概念，尤其是“批评”与“表扬”的习惯性对举，更是大大强化了这种印象。这是由于过去相当长时期的“革命”话语与“斗争”哲学所浸染的结果。实际上，媒介批评中的批评概念，仅仅意味着分析、判断、评价。因此，媒介批评可能是对媒介现实中的某些问题提出质疑，加以抨击，乃至否定，也可能是对媒介现实中的某些做法总结经验，加以肯定，倡导推广。

换句话说，媒介批评既可以是否定性的批评，也可以是肯定性的批评。当然，对于缺乏媒介批评传统的当代中国来说，适当强调媒介批评的否定性指向，加强对媒介现实中各种问题的分析、评论、批判，对于促进传媒业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也不能因为强调媒介批评的反思性、批判性乃至否定性，就扔掉媒介批评的建设性、倡导性、肯定性。对于媒介批评的价值取向，我们需要辩证思维。所谓“浇花除草”、“惩恶扬善”、“祛邪扶正”之类的俗语，正好反映了否定性批评与肯定性批评的辩证关系。

媒介批评是深化新闻传播学术的切入点

记者：媒介批评对传媒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对新闻传播学研究又有什么意义呢？

董天策：我曾说过，媒介批评是一种往返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学术活动。一方面，媒介批评是对鲜活的媒介现实进行学理性的审视，剖析、判断、评价其利弊得失，为业界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帮助业界弘扬优势，正视问题，修正错误，从而促进传媒业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媒介批评所发现的问题，所进行的分析，所阐明的学理，所提出的对策，又可以为新闻传播学研究添砖加瓦，或储备素材，或增添新说，或完善旧说，或更新观念，从而推进新闻传播学的不断深化乃至重构。因此，媒介批评可以深化新闻传播学术研究。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新闻传播学研究已取得了不少成就。问题在于，在学科内部作纵向比较，可谓成果丰硕；而一旦与其他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作横向比较，则不免显得单薄。原因自然多种多样，根本的一条，就是独立的、批判的、反思的学术理性尚未得到充分的张扬。不少研究论著，要么跟在媒介实践的后面亦步亦趋，归纳总结业务经验；要么跟随政治或政策作解释或图解，把新闻学变成一种“解释新闻学”或“政策图解新闻学”；要么把教科书式的知识框架或知识架构翻新当成理论体系建构或理论体系创新，不断进行知识框架或知识架构的复制。

媒介批评在世纪之交的当代中国蓬勃兴起，充分彰显出独立的、批判的、反思的学术理性在新闻传播学界与业界的觉醒。我以为，正是这样一种学术理性的觉醒，可以成为深化新闻传播学术的内在动力。

记者：媒介批评方面的理论性著作从2001年就开始出版，十年中已出版了不少媒介批评方面的概论性著作或教材，媒介批评是否已经成长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董天策：国内学术研究的一个大问题是动不动就要建立学科，注重知识框架的搭建，而没有把研究的重心放在解决学理问题与创新理论学说上面。我曾说过，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媒介批评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媒介批评的话语实践，一是媒介批评的学术研究。就媒介批评的内在规定性而言，其内在生命力还是在于媒介批评实践，即切实开展丰富多彩的媒介批评。当然，为了推动这种批评实践，需要深入研究媒介批评，总结一些规律性的、理论性的认识。至于建立“媒介批评学”，其学科的内在规定性是什么，还需要深入讨论。我个人的看法，所谓媒介批评学的建立，主要还是在搭建媒介批评的知识框架，这对于国内推进媒介批评的教学，或许有益的。

不过，处在社会转型与传媒变革的时代，找出值得批评的现象与问题，开展富有学理深度的媒介批评，不仅可以深化“媒介批评学”的研究，而且可以深化整个新闻传播学术的研究。

记者：请问您以及暨南大学媒介批评研究中心将如何推进媒介批评的研究？

董天策：2007年，暨南大学新闻学被评为广东省重点学科。作为学科带头人，我在考虑学科建设的重点与特色的时候，把媒介批评确定为重点建设的一个学术领域。为此，我们首倡并在珠海召开了国内“首届媒介批评国际学术论坛”，来自美国、日本、爱尔兰和中国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成都、兰州、济南、南昌、苏州、深圳以及香港、澳门等地的60多位专家学者和业界精英出席了论坛。2008年，我们又成立了媒介批评研究中心，决定编辑出版媒介批评的学术集刊。迄今为止，我们已经举办两次“媒介批评国际学术论坛”、一次“媒介批评圆桌会议”，编辑出版两辑《中外媒介批评》。今后，还将继续举办“媒介批评国际学术论坛”，编辑出版《中外媒介批评》，把学术交流平台搭建得更加及时充分，大力促进媒介批评学术研究。

记者：说到媒介批评研究的交流平台，北师大的蒋原伦教授、张柠教授主编了一本《媒介批评》，您主编的《中外媒介批评》和他们的《媒介批评》有什么不同？

董天策：蒋原伦教授、张柠教授原本是文艺理论研究、文学评论、文化研究的专家，所以他们主编《媒介批评》的宗旨，是从媒介学的角度对文化进行批评实践，考察媒介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主要刊登研究媒介文化的批评文章，实际上是文化研究，即西方的culture studies。我主编的《中外媒介批评》着眼新闻传播学视阈，主要是想把媒介批评作为一个新闻传播的学术领域来加以建设，希望融开放平台、多元取向、学术理性的编辑理念为一体，努力打造成为国内媒介批评的一个重要的学术集刊。

（原载《今传媒》2011年第3期）

【注释】

[1]本文是研究生唐金凤受《今传媒》杂志之托以特约记者身份所做的专访，副标题为“访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董天策教授”，稿件经受访者确认并修订。

[2]专访配发的“人物简介”中有获奖情况的介绍：董天策先后获教育部第四届（2006）、第五届（2009）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广东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09）、广东省新闻教育最高荣誉奖金钟奖（2007）、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2007）、中国传媒大会“金长城传媒·2001—2010中国传媒思想人物”（2010）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