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性别认同与建构：试析男体盛报道

试析“男体盛”报道中女性的性别认同与建构

2005年6月，重庆女性杂志《新女性》为了批判“女体盛”而策划了一次“男体盛”，美其名曰行为艺术，目的是为了反讽大男子主义，从而引发了媒体关于女权主义的争论。9月，央视《社会记录》栏目播出的一期节目对这次“男体盛”事件进行了报道与分析。一时间，“男体盛”成了网络、平面和电视等各类媒体报道和评论的关键词之一，男性和女性的地位问题再次呈现在公众的视野中，从而将女权主义的讨论提上了桌面。“男体盛”是否能如策划者所愿对“女体盛”作出批判，重构女性的性别认同呢？本文试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一、社会性别和“情境中的社会性别”模式

女权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是社会性别理论，即女人并非天生的，而是后天被塑造的。从社会心理学来看，性别不过是一个容器，不同的社会制度将不同的社会意义灌输其中，性别成为定义社会成员社会关系、社会权利和权力、社会地位、社会行为的指标，它不仅根据社会期望规范了个体的性别角色行为，也确立了个体的性别全体归属。^[1]那么性别是如何被塑造的呢？在环境塑造个体心理问题上，社会心理学家达成了两点共识：（1）个体行为受到来自环境的强烈影响，尤其是受到来自社会环境的强烈影响。（2）个体总是主动地建构和解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2]由此可见，人们需要通过性别身份认同来确认自己的性别属性，建立与同类的心理联系及社会联系，以性别角色进入社会生活；同时，当人们面对这一分类系统，又会作出自己的性别意义解释和性别行为建构。

在性别差异的研究中，社会心理学有一个行之有效的研究模式——“情境中的社会性别”模式，强调性别的动力变化、性别存在和活动的社会场域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一模式的假设是：性别行为是高度被环境影响的和变动的，可以分解为以下三个互动因素：（1）个体（自我、被知觉者）：具有自我概念和对情境的活动目的；（2）另一个个体（他人、知觉者）：具有性别信念系统和预期的人；（3）情境：可以是性别因素凸现或隐匿。^[3]我们可以用这一模式分析在“男体盛”事件报道中，在特殊的媒介情境里，女性对自我性别身份的认同过程。下文中，我们试将女性性别身份认同的过程纳入这一社会心理学的分析框架进行分析。

二、女性眼中的自我

在某种意义上，“男体盛”活动被推到镁光灯下聚焦，就是参与策划并最终对“男体盛”大快朵颐的六位女性的行为结果。这六位女性，其中四位是《新女性》的编辑，另两位是提供场地的餐厅女老板和某影楼的女经理。她们参加这次活动的目的并不一致，从中也反映出女性不同的自我认同。

一类是有自觉的性别意识和强烈的女性身份认同，对“男体盛”活动的目的十分明确——即所谓批判“女体盛”，发出属于女性自己的声音。编辑曾杨：“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说有一种男女平等，那种复仇快感。”编辑王丹璐：“如果我们这个策划做出来，很多女性看到，……会不会觉得有一种很解气的，很扬眉吐气的感觉。其实作为媒体来说，我们的初衷除了有批判之外，还是让这个事情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影楼经理罗焱：“我觉得至少我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一类是性别意识模糊，参与活动属于例行公事。美编郑晓霞：“其实我当时我真的没有多大的感觉，我觉得就是一种工作，我要把这个工作完成。”

一类是与女性主义划清界限，认同传统的社会女性形象，温顺无攻击性；参与活动并非主动自愿。餐厅老板陈心意说：“我不是个女权主义者，在享用‘男体盛’时并没有扬眉吐气的快感。”编辑曾珍：“心里有一点点不是特别情愿，因为之前就有朋友挤对过我，……你以后会被骂死，你以后上街都不用上街，你用一块布把你遮住。”

三、女性认同的“他者”

在女性进行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必然要通过“他者”来进行认同。这就像我们在行动之前，经常会考虑别人会怎么看自己一样。这里的“他者”指具有性别信念系统和预期的另一个体。

性别信念系统包括性别刻板印象、性别角色态度和自我性别认同表征。^[4]这一信念系统是一个知觉的过滤器，个体正是透过它知觉他人；这一信念系统还反过来影响行动者，包括男性与女性、个体与群体。

在“男体盛”活动中，总策划王继是一个关键人物，他扮演了一个参与的女性进行自我认同的重要“他者”。他是《新女性》杂志唯一的一位男性，又是杂志的总编辑，站在女性的立场上策划了这场“以牙还牙”批判女体盛的男体盛。用他的话来说，“我们反对把人作为一种器皿，特别反对把女人作为一种器皿，来作为进食，作为一种消费，我们很反对，我们很讨厌这个事情。”“男人觉得男体盛太刺激他了，他去吃女体盛的时候他会有联想，就达到效果了，这就是矫枉过正，由此及彼。”“我们是一种批判的态度做一做艺术行为。”他领导下的《新女性》提出的口号是“独立的，性格的，非常的”。如果这个策划的初衷的确如此，那么，王继在这次事件策划中所持的性别观念基本上是反传统的，不赞同社会已经对女性形成的一些刻板印象如温顺、逆来顺受，而是提倡“独立、性格、非常”这些被划分在男性特质当中的性别特质。参与活动的女性们，正是在王继这类女性观的基础上，基本认同了自己参与“男体盛”活动的女性批判身份。

但是，女性的身份认同过程并非仅仅来源于某一个体，而是对多个个体进行类别化处理的过程。参与“男体盛”活动的女性同时还受到周围其他个体的性别信念系统的影响。正如编辑曾珍说：“心里有一点点不是特别情愿，因为之前就有朋友挤对过我，他就说珍珍，你不要去参加那个活动，……人家只会说看那几个女的去吃男体盛，你以后会被骂死，你以后上街都不用上街，你用一块布把你遮住，就这样的。”在这里，她的朋友就作为另一个个体参与了她的自我身份认同过程，并且用他的一套性别信念系统影响了她对自己女性身份的建构。

四、男体盛事件的媒介情境

一般地说，情境包括：（1）以他人或社会再现的那些不断复制和强化着社会性别的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性别信念系统；（2）特殊的行为发生的具体情境。^[5]情境中的社会行动者一方面被社会性别信念限制，一方面又参与着这些信念的保存和重新建构。在“男体盛”事件中，媒体就是一个特殊的“情境”，一方面承载着社会性别价值信念系统，一方面作为具体情境也在重构这些信念。从时间上来看，“男体盛”引起舆论关注首先是在网络，即6月15日网易将此话题作为新闻辩论会的主题，吸引了网民的众多眼球和口水；然后是电视，即央视《社会记录》9月底播出的《女性杂志为批判女体盛以牙还牙策划男体盛宴》节目，再次将焦点对准“男体盛”的策划参与者；既而是各大报纸网站蜂拥而至的评论。媒体的评论背后隐藏着媒体固有的性别信念系统。

1.网民争论使性别刻板印象初现端倪

6月15日网易新闻辩论会里，网民对“男体盛”一片批驳之声：

——“真是恶心。”

——“完全是变态行为。这就是人类吃饱喝足之后的变态行为。”(www.xing528.com)

——“什么东西，简直道德败坏！！”

两性关系在网络上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男体盛”在网上的如此遭遇，可以透视出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女性如果不具备较强的社会亲和动机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特征，即女性特质，做出去吃“男体盛”这种具有攻击性的行为，很难得到社会宽容，或者至少不受社会赞许。在网民进行评论的过程中，同时也加强了这种性别刻板印象的建构。

2.央视报道隐匿性别凸现人性观点

在网上争论不可开交的时候，央视《社会记录》栏目站出来给了个说法。这一节目避开了尖锐敏感的性别关系角度，从人性的角度来看“男体盛”事件。主持人阿丘隐晦地批判了“男体盛”的策划参与者“以牙还牙”，挑起两性对立和冲突，呼吁站在人性的高度，提倡对人的尊重。“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大家都是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大家都不应该被当作装菜的盘子。因为盘子没有性别，没有人格，更无尊严可说。……男人也好，女人也罢，起点都是‘人’不是？都得先回到‘人’的立场上不是？这人啊，总不能自个贬低自个、糟蹋自个吧？”节目中的专家评论，有的对“男体盛”采取了大而化之的态度，“我觉得是一个小事情，……你必须要得到平等的话，用这种方式（男体盛）你就去做，可是我觉得没有必要。”（李文语，央视9月23日《社会记录》）有的不反对也不提倡“男体盛”，“你不能笼统地讲这个事本身对不对，……为了让那些人换一个角度，你要给他一些压力。让他在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我觉得这个活动是能达到这个效果的。当然我也同样认为它不一定合适。”（张智勇语，央视9月23日《社会记录》）有的跨过性别关系，将男性与女性统一从人性的角度来分析：“实际上批判女体盛，不能狭隘地站在男性和女性（对立）的这样一个角度，实际上应该是男性和女性应该站到一起来，反对这样一种把人不当作人的这样一种做法，……一种不太好的倾向，就是把这个事件放在一个这个冲突，男性女性冲突一种框架中间来理解，……把男性跟女性对立起来。”（刘海龙语，央视9月23日《社会记录》）

节目有意识地隐匿了性别关系，缓和了性别冲突。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央视所持的传统的性别信念系统，认为女性不应该为了谋取权力和地位而主动与男性产生冲突。

3.报纸网站评论重新审视性别关系

央视关于男体盛的报道，引起了媒体的众说纷纭。然而，媒体的批判矛头却是一致朝向了吃“男体盛”的女权主义者们。有劝解式的批评，如《用男体盛对抗女体盛：岂能以不道德对抗不道德》一文，提倡“进行理性的反思与看待则是值得称道的以直报怨”；更多的是狂轰滥炸式的骂文，《“男体盛”，别恶心我们好吗？》、《男体盛扬眉吐气还是沆瀣一气》、《男体盛VS女体盛：为女性挽颜面？》，可以说将参与“男体盛”的女性骂得体无完肤，完全不顾这“男体盛”乃是“女体盛”的产物。

对事情的因果进行比较理智的分析，是《中国青年报》的评论文章《“男体盛”是女权无奈的病态反抗》，“与其说女编辑们是在‘吃’，不如说她们在举行一场仪式，一场讨伐男权的宣战式的仪式。自然，这是一种病态的反抗，……为什么女权会作这种病态的反抗？……是男性伤害女性尊严于先，女性才会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反抗。而这种男性对女性的伤害，自男权社会建立以来，绵延千年不绝，至今我们仍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换句话说，女性以‘男体盛’这种方式抗议男权社会的压迫，固然不对，但整个社会尤其是社会男性群体，首先应作自我检讨。”^[6]

这些评论，无论是批驳还是反思，都更为全面和深刻地体现了社会和媒体的性别信念系统。正如上文中所分析的，在男女两性关系中，“因为女性无法和强大的社会文化劣根性做正面对抗，无力扭转这种男权任意伤害女性的基本格局，只能剑走偏锋以牙还牙。”^[7]

“男体盛”事件中的媒体反映出一个男性话语权力占主导地位的媒介环境，除了《中国青年报》的那篇要求男性自省的评论，听到的都是男性的话语。在这一情境下，女性想要重构媒体及社会的性别信念系统极其困难。女性的问题，不仅需要女性自身的努力，同时也需要掌握话语权力的男性的共同努力。

“男体盛”呈现的女性，是在特殊的媒介情境中通过他者重新进行自我身份认同的女性。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参与“男体盛”的女性试图重构女性的性别认同的初衷不仅没有实现，反而处处受挫，节节败退。一是由于中国女性缺少像西方一样的女性争取权利和地位的斗争过程，女性缺乏自身是受压迫的性别的强烈的自我意识；再加上社会文化借之于媒介所释放出的规范性别刻板印象的强大的力量，“男体盛”中的女权反抗对男权思想统治最终无功而返。当然，女性主义采取像“男体盛”这样一种所谓“以牙还牙”的激进方式是否可取，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入反思的问题。

（原载《新闻界》2005年第6期，与研究生刘琛合写）

【注释】

[1]转引自孟宪范：《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妇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51页。

[2]参见Ross，L.＆ Nisbertt，R.E.，The person and situation：Perspective of social psychology，New York：McCrawHill，1991。

[3]参见Deaux，k.，＆ Major，B.“，Putting gender into context：An interactive model of gender erlated behavior”，Psychological Review，1987，p.94、369—389。

[4]Deaux，K.，＆ Lafrance，M.“，Gender”，In D.T.Gilert，S.T.Fiske，＆ G.Lindzey.（eds）TheH andbooks of Social Psychology，Boston：The McCraw—Hill Co.Inc，1998，p.788—827.

[5]转引自孟宪范：《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妇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60页。

[6]转引自端木：《“男体盛”是女权无奈的病态反抗》，《中国青年报》2005年9月29日。

[7]转引自端木：《“男体盛”是女权无奈的病态反抗》，《中国青年报》2005年9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