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报道模式：灾难新闻演变

当代中国灾难新闻报道模式的演变

2008年5.12汶川地震发生后，对灾难新闻报道的研究日益受到新闻传播学界的重视，但有关研究大多是个案分析，理论探讨有待深入。本文拟对当代中国灾难新闻报道模式的演变作进一步的理论分析，以期更加深入而准确地阐释当代中国灾难新闻报道模式的转变与突破。

一、当代中国灾难新闻报道模式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关于当代中国灾难新闻的报道模式，已有一些文章从不同角度作过论述。其中，孙发友、王蕾的分析较有代表性。孙发友2001年把我国灾难新闻的报道模式概括为两个阶段与两种模式，即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为第一阶段，报道模式是“以‘人’为本位，即在报道中，总是站在‘人’如何与灾害作斗争的角度来充分肯定人的精神和力量”；80年代初以后为第二阶段，“与前阶段相比较，这个阶段的灾害报道最明显的变化是从‘人’的角度跳出，移向‘事’本位”。^[1]王蕾2008年以1978年、2002年两个转折点为界，把当代中国灾难新闻的报道理念划分为三个阶段：1949～1978年为第一阶段，灾难新闻的报道理念是“突出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歌颂党和毛主席的关怀，高唱人类战胜灾害的赞歌”；1978～2002年为第二阶段，灾难新闻的报道理念是“努力追求灾难新闻的时效性，注重受众的知情权”；2002年至今为第三阶段，灾难新闻的报道理念是“不断突破禁区，力求信息透明”。^[2]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探讨的理论问题主要有三个：其一，如何划分当代中国灾难新闻报道模式的演变阶段；其二，如何概括不同阶段灾难新闻的报道模式；其三，如何阐释不同灾难新闻报道模式的内涵。

由于孙发友的文章写得比较早，自然无法考虑到2003年以来我国灾难新闻报道的新变化，他的两阶段说显然已经无法反映出当代中国灾难新闻报道模式的全貌。应当说，从2003年的非典报道开始，由于政治文化生态的改善与信息发布机制的进步，灾难新闻报道已产生了巨大的突破与超越，到2008年的汶川地震报道，更是走向了灾难报道的新纪元，以其及时、透明、全面、丰富的信息发布而成为灾难新闻报道的标志性范本。因此，纵观新中国60年来的灾难新闻报道，将其演进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

至于第二、三阶段的分界时间，笔者认为还是确定为2003年比较合适，这是因为：尽管党的十六大在2002年11月举行，SARS疫情也在2002年11月出现，但SARS的流行是在2003年1月以后，公开报道则始于2003年2月10日。而真正的政策转向是胡锦涛总书记在4月2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强调：“党政主要领导要亲自抓、负总责；要准确掌握疫情，如实报告并定期对社会公布，不得缓报、瞒报。”从4月21日起，原来5天公布一次疫情改为每天公布一次，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做法接轨。可见，从灾难新闻报道本身的角度看，2003年的非典报道是当代中国灾难新闻报道的一个拐点。

对于第一、二阶段的分界时间，孙发友确定为80年代初，王蕾确定为1978年，究竟确定在哪个时间点好呢？王蕾把1978年作为一个转折点的理由，主要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应当说，就整个社会历史进程而言，1978年无疑是个转折点。但是，具体考察我国灾难新闻报道的情况，不得不承认报道模式的转变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开启之后。王蕾在举例说明时也认为，“以《人民日报》、《工人日报》1980年7月22日同时刊登的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事件为标志，揭开了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媒体公开报道灾难新闻的序幕”。^[3]因此，孙发友提出“80年代初以后，我国灾害报道情形逐渐发生了变化”的观点更加符合实际。在他看来，“如若硬要寻求标志物的话，我以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81年7月14日播发的消息《四川暴雨成灾》和《南方日报》1983年6月13日刊发的消息《今天凌晨广州市降特大暴雨》可以算上”^[4]。笔者认为，以今天的眼光看，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事件发生在1979年11月25日，媒体并未及时报道，但1980年7月22日的公开报道，被业界认为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个标志性灾难新闻，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当时，国务院在《关于处理“渤海二号”事故的决定》中指出，“一切重大事故均应及时如实报道，不得隐瞒和歪曲。”^[5]因此，把第一、二阶段的分界时间确定为1980年，应当说能更准确地反映出灾难新闻报道的演变。

那么，又应当如何概括这三个阶段的灾难新闻报道模式呢？王蕾的文章对三个阶段的灾难新闻报道理念做了具体分析，却缺乏理论上的概括。孙发友的文章将前两个阶段分别概括为“人本位”与“事本位”，在理论概括上作了重要探索。但是，他的文章未能涉及第三个阶段，而且将80年代以前的灾难新闻报道模式概括为以“人”为本位，尚有待商榷。他说：“前阶段灾害报道的主要特点是以‘人’为本位，追求的是一种教化层面的意义。”^[6]既然是“教化”，就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事实上，当作者说“站在‘人’如何与灾害作斗争的角度来充分肯定人的精神和力量”的时候，所谓的“人”已经成为抽象意义上的“人”，被赋予浓厚的官方意识形态，早已不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而只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抽象概念，与当今时代所讲的“以人为本”是以活生生的“人”为本完全是两码事。显然，真正意义的“人本位”，即“以人为本”，应当说是第三阶段的根本特征。而第一阶段的灾难新闻报道模式，与其说是“人本位”，还不如说是“党本位”，那就是：灾难发生后，受灾民众乃至全国人民都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抗灾救灾，战天斗地。

二、当代中国灾难新闻报道的三个阶段与三种模式

如果说当代中国灾难报道的第一阶段是“党本位”，第二阶段是“事本位”，第三阶段是“人本位”，那么，结合这三种灾难新闻报道模式的具体内涵，笔者将当代中国60年来的灾难新闻报道模式概括描述如下：

1.1949～1980年：“党本位”的单向度闭合报道模式

笔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到80年代以前的灾难新闻报道模式，比较准确的概括应当是“党本位”的单向度闭合报道模式。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出于维护新生政权的需要，加上“左”的思想影响和“报喜不报忧”的思维定式，灾难新闻报道长期处于自上而下的严密控制状态。1950年4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发布《关于生产救灾报道的指示》，要求“各地对救灾工作的报道，现应立即转入救灾成绩与经验方面，一般不要再着重报道灾情。”^[7]这种指示精神，1957年被王中教授概括为“灾害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8]因此，这一阶段的灾难新闻报道，总是从党的宣传教化出发，着力强调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灾难新闻报道最终化作“革命英雄主义”或“共产主义大协作”战胜灾难的赞歌。于是，灾难新闻报道形成高度政治化的报道框架——“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国家调动人力物力抗灾救灾＋灾区群众不畏艰难与灾难斗争＋英雄典型救灾成绩突出”，从根本上淡化灾情实况、灾民命运、灾难影响。这种高度政治化的报道框架，使灾难新闻报道呈现为单一闭合、低度再现的状态，不仅让人无法建构全面透彻的“灾难图景”，而且灾难本身的悲剧意义及其对社会的警示作用也难以表现。在这种框架控制下，灾难新闻报道形成了僵硬的模式化套路，具体表现为：（1）十分注重“官方”与“集体”，灾民只能得到“集体呈现”，个体则被极端边缘化；（2）采用官方视角，重英雄领袖，轻平民百姓，忽略乃至漠视灾民的生存状态；（3）英雄典型求全求美乃至加以神化，把人的革命精神拔高到无所不能的程度。1954年的长江特大洪水报道，1961年前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报道，1970年的云南海通大地震报道，1976年的唐山地震报道，就是这种报道模式的典型体现。

2.1980～2003年：“事本位”的多向度客观报道模式

进入20世纪80年代，灾难新闻报道逐渐发生变化。由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曾经作为“禁区”、“雷区”的灾难新闻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1987年7月18日，中宣部《关于改进新闻报道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规定：“重大自然灾害（如地震，水灾等）和灾难性事故，应及时作报道”。1989年1月28日中宣部《关于改进突发事件报道工作的通知》规定：“为了争取新闻报道的时效，对于不同性质确定在不同范围公开报道的突发事件，可分阶段发稿。新闻发布单位在获得中央或地方有关部门提供的或记者自行采访到的确切消息后，应尽快发出快讯，先是对最基本的事实做出客观、简明、准确的报道。然后再视情况的发展做出后续报道。”^[9]由此可见，公民的知情权逐渐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这一阶段灾难新闻的信息内容不断丰富，人员财产损失、抗灾救灾、经验教训，甚至原因剖析与警示作用，都成为报道的重要内容。1987年大兴安岭特大火灾报道中的《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不仅直面灾难，呈现灾难，而且深刻揭示了灾难背后的官僚体制、人物命运与环境毁坏；1991年的抗洪报道中的《天问》、《人证》、《地圩》，则从环境生态和人类共存的视角进行了深刻的反思。^[10]1998年的长江特大洪水新闻在全景式地报道洪灾和抗洪斗争基础上，冷静客观地揭示洪水的人为原因——过度乱采滥伐、围湖造田、破坏生态平衡，充满思辨色彩，发人深省，令人震动。1999年11月山东烟台“大舜号”海轮沉没，270多人死亡。新华社坚持每天播发稿件，对海难情况、救援过程、打捞进展、原因调查和善后处理等作了连续不断的报道，成为国内外受众了解“11.24海难”事件的权威渠道。应该说，这一阶段灾难新闻报道的最大进步在于，信息内容打破了单向度闭合而得到了多向度的呈现，比较充分地满足了公民的知情权。有论者认为，这种灾难新闻报道模式的突破具体表现在：首先，报道的客观性加强了；其次，报道的及时性增强了；最后，报道的深度和理性增强了。^[11]当然，由于传统的价值观念和守旧的新闻报道机制的制约，媒体面对灾难依然持谨慎保守的心态，满足于告知信息，对于生命的轻视和冷漠还相当明显，人文关怀还十分欠缺，导致报道模式化，报道视角、话语表达等方面的人性化操作空间还相当狭小。

3.2003年至今：“人本位”的全息开放报道模式(www.xing528.com)

与前两个阶段相比，2003年以来的灾难新闻报道模式又发展成为“人本位”的全息开放报道模式。从2003年开始，SARS疫情早期“禁报迟报”的严重后果终于使党和政府警醒，确立了及时公开报道疫情的全新机制。随后，又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条例来推进信息公开，保障民众知情。从2003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颁布，到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从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普遍确立，到官员“问责制”的逐步尝试，一步一步地促使灾难事件的信息得以有效披露，进一步释放了灾难新闻报道的空间。而媒体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和市场竞争的加剧，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崛起，客观上要求媒体必须塑造公信力，强化专业精神，更好地改进灾难新闻报道。与“事本位”的多向度客观报道模式相比，2003年以来的灾难新闻报道内容在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呈现出信息开放的局面。同时，党的十七大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也促使媒体的人本精神和报道的人文关怀不断加强。在“人本位”的全息开放报道模式中，媒体不仅重视对灾难本身的报道，重视对救灾工作的报道，而且在报道过程中充当了关怀者的角色，关注受灾者的困境及精神状态，将人性关怀贯穿在灾难新闻报道之中。与前两个阶段的两种模式相比，“人本位”的全息开放报道模式又有新的突破，那就是：（1）人性化报道突破模式化报道，“集体呈现”向“个体呈现”转变，从人性视角还原多元人物的生存状态；（2）人性化报道突破官本位报道，打破“英雄神化”与“领袖宣传”的迷思，灾难背后的人性光辉得以充分挖掘。这样的特点，在2008年的雪灾报道、“5.12”汶川地震报道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尤其是汶川地震报道，把当代中国的灾难新闻报道推向新的历史高度，从而成为当代中国灾难新闻报道史上的一座丰碑。

当代中国灾难新闻报道的发展与演变过程，不仅体现了当代中国新闻报道的历史性进步，而且体现了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的历史性进步。尽管谁都不愿意看到灾难，但中国却是一个灾难频发的国家。就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又发生了“4.14”玉树地震。衷心祝愿不断进步的灾难报道能够给世人带来更多的平安与幸福。

（原载《新闻记者》2010年第6期，与研究生蔡慧、于小雪合写）

【注释】

[1]孙发友：《从“人本位”到“事本位”——我国灾害报道观念变化分析》，《现代传播》2001年第2期。

[2]王蕾：《论我国灾难新闻报道理念的转变》，《新闻大学》2008年冬季号。

[3]王蕾：《论我国灾难新闻报道理念的转变》，《新闻大学》2008年第4期。

[4]孙发友：《从“人本位”到“事本位”——我国灾害报道观念变化分析》，《现代传播》2001年第2期。

[5]胡甫臣：《事故报道的新要求》，《新闻战线》1980年第11期。

[6]孙发友：《从“人本位”到“事本位”——我国灾害报道观念变化分析》，《现代传播》2001年第2期。

[7]田中初：《新闻实践与政治控制——以当代中国灾难新闻为视阈》，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5页。

[8]王益民：《中国当代精彩新闻评说》，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51页。

[9]田中初；《新闻实践与政治控制——以当代中国灾难新闻为视阈》，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9页。

[10]时统宇：《让历史告诉未来——新中国灾害报道反思》，《新闻知识》1999年第2期。

[11]王润泽：《探寻灾害报道的模式突破》，《中国记者》200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