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问题意识，深化学理内涵-新闻传播学术创新

引　论　强化问题意识，深化学理内涵——论新闻传播学术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术不仅迅速摆脱极左意识形态的桎梏，正本清源，重新起步，而且发展迅猛，一派繁忙：高校新闻传播专业遍地开花，年轻学子趋之若鹜，办学规模不断扩大，教育层次不断提升，由本科而硕士、博士，只要条件具备，无不积极申办研究生教育。继1997年新闻学升格为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之后，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媒介经济学、媒介法律法规研究、网络与新媒体研究、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研究、媒介批评与媒介文化研究，不一而足。其中，一些比较成熟的研究领域逐渐成长为二级学科。2011年6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召开会议，建议在原有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的基础上增设广播电视与数字媒体、广告与传媒经济两个二级学科。2011年5月，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修订一稿，新闻传播学类拟在原有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四个本科专业的基础上增设传播学、网络与新媒体两个本科专业。尽管学科与专业目录的修订尚未最终完成，但新的格局已经相当清晰。

正是在学科与专业急速扩张的过程中，新闻传播学术取得长足进步，俨然成为时代的显学。然而，超常规发展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凸显。近年来，新闻传播教育的问题与对策^[1]、危机与出路^[2]，新闻传播学术的问题与失范^[3]，已引起学界关注甚至焦虑。从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格局来看，新闻传播学术已进入一个历史性的节点：专业教育扩张迅猛，而办学条件难如人意；学科领域不断拓展，而知识增长比较有限；学术队伍日益壮大，而名家大师尚不多见；研究成果日益丰硕，而学术泡沫相当严重；学科地位不断提升，而学术贡献难副其实。因此，如何突破新闻传播学术的发展困境，开创新闻传播学术的崭新局面，已成为重要的时代课题。笔者不揣简陋，根据这些年来的治学体会与学术观察，结合有关学科的理论认识，谈谈新闻传播学术的创新问题。

一、研究套路分析

探讨新闻传播学术的创新，首先要反思现有学术研究。如何反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以有不同的切入角度与分析路径。从科学哲学角度看，最好是运用库恩的范式理论来加以分析。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迄今为止的新闻传播研究，除了确有学术价值的成果和“少数杰出的研究”^[4]，相当数量的研究还很难说遵循了什么研究范式，往往是即兴式的个人感悟，或者是对某种新闻传播政策的理解阐释，或者是从业者实务工作的心得体会与工作总结。面对这样的学术现实，比较可取的分析路径是探讨其“研究套路”。

从学术上讲，“研究套路”的措辞似乎不够专业，之所以要用它来分析现有新闻传播学术的研究路径、价值取向与知识类型，是为了强调其“习惯成自然”的特点，颇有鲁迅所谓“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的意味。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的一些反思已涉及“研究套路”。黄旦认为，新闻理论研究有两个现象比较突出：一是论题十分集中，犹如新闻记者抢热点新闻，总是醉心于抢热门话题，文章虽多，见解却少。二是只述不作，有“理”无“论”，多数文章就事论事，即兴发挥，充其量是某一文件、政策的诠释、注解和说明^[5]。童兵指出，“新闻理论从总体上看还停留在较低层次上：要么简单地描述新闻业务经验，要么对某些新闻政策作图解式的阐释”^[6]。因此，诚如潘忠党等所说，新闻传播学界面临“非常尴尬的处境：一方面大量专著或论文涌现，但多在喃喃自语，既没有系统描述现象，也没有系统分析现实问题，只是造就了很多博士学位、教授头衔和‘专家’的光环；另一方面沉浸于为业界答疑解难，以为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为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服务。”^[7]结果，不少论著“是拾人牙慧的老生常谈，脱离学术规范，缺乏学术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只是跟着政策和业界的屁股走，属于低水平的生产。”^[8]

应当承认，上述批评敢于直面现实，击中要害。不过，这些批评主要着眼于新闻传播理论，并未针对整个新闻传播学术，且往往未对所批评的现象加以概念化，批评深度受到局限。当然，也有学者曾做过一些归纳。20世纪90年代中期，宋梅认为“新闻研究学术工作尚停留在‘述而不作’、‘说说而已”水平，评说指点前人或自己个人实践经验，对文献进行分析解释”，且“弥漫着经学式研究和封闭式研究气氛”。经学式研究表现为以革命导师或伟人著述为对象，进行引伸发挥或考证；而封闭式研究，既表现为学科方法封闭，也表现为研究范围的地域封闭。^[9]2008年，陈韬文批评“不少研究是以政策的诠释为关注焦点，这种研究往往因形势或需要的改变而转向，三数年前盛极一时的热门题目，忽而无人问津，正是绝佳的写照。与此等注脚式研究相辉映的是论文评论化的倾向。所谓评论化是指就一现象提出个人的意见，从形式到内容更像感言或杂文，亦即是国内学者所指的‘拍脑袋’式的文章。与政策研究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为业界营运和管理问题出谋献策的实用性行政研究。这些报告在西方是咨询公司为顾客所作的报告，不被列入学术的范畴。”^[10]

以国内新闻传播学术的实际情形而论，研究套路大致可概括为七种：一是政策阐释式研究，主要是阐述党和国家以及领导人关于如何开展新闻传播工作的方针政策或讲话精神，用来指导当前的新闻传播工作；二是经验总结式研究，主要是实务工作者对业界自身一段时间的阶段性工作、主题性工作或整体性工作进行工作总结，借以交流经验，切磋业务；三是体系建构式研究，主要是理论工作者试图建构新闻学、传播学等各门学科的理论体系，总结新闻传播的规律；四是历史描述式研究，主要是新闻传播史研究者通过历史的描述与分析来呈现新闻传播的历史进程与发展规律；五是问题探讨式研究，主要是以发现和解决新闻传播理论、业务与历史以及学科自身的学理性问题为中心的一种研究，力求提供新见解、新知识、新思想；六是对策建议式研究，这就是“为业界营运和管理问题出谋献策的实用性行政研究”，提供实用性的对策研究报告；七是媒介批评式研究，“对媒介产品、媒介行为、媒介现象乃至媒介体制、媒介文化的是非、善恶、美丑、得失作出分析评判与价值判断”^[11]，主要体现为批评媒介的评论性文章。

1968年，哈贝马斯在《认识与兴趣》一书中把社会科学知识分为三种类型，即经验分析科学、历史—阐释科学、以批判为导向的科学，并以隐含于这三种知识中的不同旨趣作为区分知识形态的标准。在哈贝马斯看来，“经验分析科学的进路包含了一种技术的认知旨趣，历史—阐释科学的进路包含了一种实践的认知旨趣，而以批判为导向的科学的进路则包含了一种解放的认知旨趣——如我们所见，此种解放的旨趣乃渊源于诸传统的诸种理论中”^[12]。在哈贝马斯“知识三型”说的基础上，国内学者提出了新的划分与论述。黄卓越认为，科学研究的类型可划分为三种，即对象性研究、理论性研究、策略性研究。

以目的而论，如果研究是为了准确揭示既有、既存的对象事实及其秩序，就是“对象性研究”，这主要体现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研究，无论何种方法的采用，都不能由此而导致对象的“失实”、“失真”。社会科学中的对象性研究，主要依据对象“联结”与“构成”的固有事实结构来组织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等）的框架，无论其构造形态还是构造方法，均属广义历史学的范围。理论性研究给自己确定的目标，不是以历史事实或历史真性为旨趣，只是提供“推理的技术”，并不需要历史事实的“验证”，而“只能对其（逻辑）一致性进行验证”，它是研究者以不同的构造形式所建立的不同论说模式。至于策略性研究，目的不是为了单纯寻求事实及其规律，而是将自己的工作指向一种主体性“重建”的意图，属于态度学范围。人文学科中典型的对象学研究如历史学研究，是非实践的，主要有赖于“发现”的思维；而典型的策略性研究则要付诸实践，贯穿着一种“前瞻”与“设计”的思维，是走出历史的“既有”、“既定”之后的一种再度选择，是力图带动历史进一步前趋的可行性规划设计。^[13]

如果以对象性研究、理论性研究、策略性研究三种类型来审视现有的新闻传播学术，那么，上述七种研究套路皆可纳入这三种研究类型之中。不用说，历史描述式研究属于对象性研究，体系建构式研究、问题探讨式研究属于理论性研究，政策阐释式研究、经验总结式研究、对策建议式研究属于策略性研究，媒介批评式研究则介于理论性研究与策略性研究之间而可能有所偏向。显然，不同研究套路的新闻传播学术，都有其现实的合理性，都有深入展开的必要。

换个角度看，按博耶（Ernest L.Boyer）的学术观，也可确认上述七种套路的研究都属于广义的学术范畴。20世纪90年代前期，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主席博耶在研究报告《学术反思：教授工作的重点领域》和讲演《学术评价》中指出，学术本是“在各种不同的场所进行各种不同的创造性工作，衡量其完整性的标准是思维、交流和研究的能力”，但现实的学术概念的外延却被大大缩小，学术变成了研究。研究意味着发现知识，发表论著，而传播知识、应用知识则被排斥在外。^[14]他认为，“超越‘教学与科研’这一老式的令人厌倦的争论的时刻已经到来，应赋予‘学术’这一熟知和崇高的提法以更广阔的、内涵更丰富的解释，以确立学术工作各个方面的合理性。”^[15]博耶提出了四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学术形式，即“发现的学术”，创造或发现新知识；“综合的学术”，促成学科内和学科间建立新的联系；“应用的学术”，运用学科专业知识解决重要的个体、组织和社会问题；“教学的学术”，传播知识和改进教学实践。^[16]1992年，赖斯在《更宽泛的学术概念：美国背景》中从知识认知的角度再现了博耶的学术分类，提出四种学术形式：一是知识的进步，原创性的研究发现新知识；二是知识的综合，通过知识的发散思维和跨学科综合来获得新的知识；三是知识的应用，当系统的科学知识作为实践的基础和依据时，就会形成专业；最后一种是知识的表述，集中体现在教学的学术中。^[17]依照博耶所界定的广义学术概念，问题探讨式研究无疑是“发现的学术”，而政策阐释式研究、经验总结式研究、对策建议式研究，则是“应用的学术”，体系建构式研究、历史描述式研究可能是“发现的学术”，也可能是“综合的学术”，媒介批评式研究可能是“发现的学术”，也可能是“应用的学术”。其具体情况，下文还将作适当分析。

无论着眼于对象性研究、理论性研究、策略性研究三种类型，还是着眼于发现、综合、应用和教学四种学术形式，不同的研究套路具有不同的意义与价值，显然是不容置疑的。历史描述式研究可以发现新闻传播历史事实，呈现新闻传播发展进程全貌，为进一步解释新闻传播史奠定基础，为后人吸取历史的经验与智慧提供认识对象，在整个新闻传播学术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地位。

政策阐释式研究、经验总结式研究、对策建议式研究这些策略性研究，其实是关于新闻传播业发展的决策、对策和政策研究，对于新闻传播业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深受业界欢迎，其意义不容忽视。陈力丹说得好：“新闻学与多数其他社会学科的不同之处，在于社会上还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新闻传播行业。行业的发展不断地提出各种新问题，需要学界从理论上予以阐释，并为新的行动决策提供理论依据”^[18]。不过，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这些研究对知识增长的贡献相当有限，甚至没有多少价值。所谓策略，无论宏观层面的社会管理策略，还是微观层面的传媒运作策略，都是达成某种现实目标的行动方案、方式方法，本质上是一种权衡取舍之术，因时因地因事因人而异，常变常新，难以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更难以理论化。至于传媒运作的经验总结，既经常出新，丰富多彩，又不断重复，大同小异，其意义与价值主要在于为理论与实践架设起沟通的桥梁，让从业者相互交流与借鉴。正如陈韬文所说，这类研究在西方往往“不被列入学术的范畴”。

体系建构式研究与问题探讨式研究同属于理论性研究，但其学术价值与意义却有所不同。体系建构式研究的宗旨是建构学科的理论体系，这种努力在实际操作中主要体现为概论式教材的编撰，其实是对学科知识的归纳整理。譬如，有位教授先后推出几种不同版本的《新闻学概论》，坦陈自己多年来讲授“《新闻学概论》课的基本框架未变，但每年总有一些新的观点、新的思考充实进去。这是从不断进步着的新闻实践中总结出来，也是从不断深化着的新闻学研究中借鉴过来的”^[19]。按博耶的学术观，这种概论式教材的编撰属于“综合的学术”，是对已有认识成果的归纳整理，旨在建立或完善学科的理论架构或知识框架，作为教科书而发挥知识传承的作用。而理论创新或知识增长，主要依靠“发现的学术”，依靠问题探讨式研究。

至于媒介批评式研究，在国内还是一个新兴领域，目前正处在成长过程之中。笔者说过，媒介批评是深化新闻传播学术的切入点。这是因为，媒介批评是一种往返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学术活动。一方面，媒介批评是对鲜活的媒介现实进行学理性审视，剖析、判断、评价其利弊得失，为业界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帮助业界弘扬优势，正视问题，修正错误，从而促进传媒业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媒介批评所发现的问题，所进行的分析，所阐明的学理，所提出的对策，又能为新闻传播的理论研究添砖加瓦，或储备素材，或增添新说，或完善旧说，或更新观念，从而推进新闻传播学的不断深化乃至重构。^[20]可见，媒介批评若偏向策略性研究，其价值主要体现为对传媒实践的理性反思；若偏向于理论性研究，则成为理论创新或理论重构的前奏。无论如何，媒介批评都蕴涵了哈贝马斯所谓“一种解放的认知旨趣”，对于新闻传播学术的创新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二、强化问题意识

如果暂且不论新闻传播学术的几种策略性研究，着重讨论对理论创新与知识增长贡献较大的历史描述式研究、体系建构式研究、问题探讨式研究、媒介批评式研究，那么，这四种不同的研究套路又可归结为两种不同的学术取向：一种是学科体系取向，一种是问题研究取向。

拉里·劳丹指出，应将科学“理解为由精神和自然之间的辩证交换而引起的解题活动。”^[21]解题就是解答问题，或解决问题。托马斯·尼克勒斯指出，“问题的明确提出和解决，是科学研究的核心。”^[22]卡尔·波普尔强调：“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大量新问题的问题。”^[23]这些论断表明，“善于提出和解决问题是科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不能提出和解决问题，科学的生命也就停止了。”^[24]

学术研究应当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即以问题研究为导向，才符合科学进步或知识增长的内在规律，这是科学哲学所达成的基本共识。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播学界曾先后就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展开论争。譬如，关于新闻定义、新闻商品性、新闻与宣传的关系、“本质真实”、新闻价值等问题的讨论，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中国新闻学重大论争”^[25]，这显然是典型的问题研究取向。又如，关于新闻策划的讨论^[26]、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的讨论^[27]，尽管尚未构成“重大论争”，却也是典型的问题研究取向。其实，大凡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无论著作还是论文，都具有明确的问题导向性。学界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学术研究应当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28]

然而，新闻传播学界长期以来大力倡导和践行的，却是学科体系取向。在新闻传播史研究中，学科体系取向体现为新闻传播史研究把描述新闻传播历史发展的全貌作为根本宗旨。这在被誉为集中国新闻史学研究之大成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得到充分体现。论者认为，自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标志着中国新闻史走上整体的、系统的研究轨道”以来，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以“其篇幅之巨大、内容之丰富、材料之厚实、建构之完整”，成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中国新闻通史著作”^[29]，“从宏观的层面，客观、全面地反映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总体轮廓，也奠定和标志了中国新闻史研究宏大叙事模式的确立和成熟。”^[30]在新闻传播的理论研究与业务研究中，学科体系取向一方面体现为以“△△学概论/导论/通论/教程”方式命名的基础理论著作、教材得以大量编撰，一方面体现为把新闻传播业务活动分门别类地建构为以“△△学/教程”方式命名的应用理论著作、教材得以不断出版。结果，不管基础理论还是应用理论，绝大多数研究成果都体现为不同版本的教材。除了“始作俑者”和少数“后来居上”的论著具有某种程度的创新，对有关学科知识做了具有某种新意的系统论述，大多数后来“翻版”的教材，不过是把有关学科知识重新排列组合，替换一些案例材料，更新一下叙述语言，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理论创新与知识增长。

从学科发展历程来看，在新闻传播学科从无到有的过程中，“把构建学科知识地图摆在首要位置也是必然的、必要的”^[31]。这是因为，“学科知识地图”即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对于学科地位的合法化、专业教育的开展、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学科创建初期，研究者建构学科知识体系的努力，本身就是难能可贵的学术创新，其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永远值得后学敬畏。然而，一旦学科知识体系基本建立，学术研究又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研究者就急忙“翻新”学科知识体系，无疑会导致低水平的重复生产，不利于学术研究的真正进步。有论者说得好，“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学科建设，往往是在已有的学科体系内转圈子，或者重述前人已经做过的工作。”^[32]因此，在学科格局基本确立的情况下，新闻传播研究应当毫不犹豫地从学科体系取向转变为问题研究取向，让研究问题成为学术的基本取向。用黄旦等人的话说，就是要“从教材转向专著，从学科转向领域，从一般的知识性介绍转向问题研究”^[33]。质言之，强化问题意识，已成为当今新闻传播学术创新的内在要求。

一般地说，“问题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34]在科学哲学中，“问题”是认识过程中的“疑难”，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知识性疑难”，认识主体对科学背景知识无知而产生的疑难，反映出认识个体当前认识能力与对问题的求解理想之间的差距，教学过程中学生的“疑难”就是典型的例子；另一类是“科学探索性疑难”，产生于对科学背景知识的分析，反映出当前科学技术能力与对问题的求解理想的差距，科学探索性疑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问题”。^[35]所谓科学问题，就是认识主体基于一定的科学知识或理论背景，为解决科学认识和科学实践中需要解决而未解决的疑难、冲突或矛盾而提出的求解目标或解答任务。^[36]

面对科学问题，研究者对认识对象不轻信，不盲从，自觉抱持一种分析、质疑、批判而弄清问题、探索真知、创新理论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就形成了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就是对一些尚待解决的有科学价值的命题或矛盾的承认以及积极解决这些问题的自觉。”^[37]大体上，问题意识包括“寻找问题，追朔问题，展示问题，阐释问题，解决问题”^[38]等具体内涵，或者说包括“发现问题、界定问题、综合问题、解决问题、验证问题”^[39]等具体环节。在这些环节中，关键是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诚如胡适所说：“一切有用的思想，都起于一个疑问符号。一切科学的发明，都起于实际上或思想界里的疑惑困难。”^[40]波普尔说得好，“一种科学理论，一种解释性理论，只不过是解决一个科学问题的一种尝试，也就是解决一个与发现一种解释有关或有联系的问题”^[41]

在现代学术体制中，提出问题本来是研究者在大学阶段特别是研究生阶段应当完成的学术训练。遗憾的是，一些已经或即将进入学术圈的新闻传播研究者，对提出问题这个基本功夫却不求胜解，不甚了然，以致分辨不清研究对象与学术问题、学术领域与学术问题、社会现象与学术问题；也有不少人为多年的习惯套路所左右，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2003年，潘忠党为“传播·文化·社会译丛”作《总序》，明确指出国内不少人“将‘治学’等同于建构学科体系，于是，力图以各种方式阐述‘大众传播学’‘体系’的教科书层出不穷，相比之下，提出并解答具有理论意义的问题的研究却乏善可陈。针对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应当大声疾呼：到现实中去，发掘具有理论意义的可作实证考察的问题！没有提出问题的‘学’是空泛的，当然是‘脱离实践’的；它是既无‘学’也无‘问’，而且是因无‘问’而无‘学’。所谓‘学问’者，学习提问也！”

那么，“学术研究应提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什么是真问题？”潘忠党举例说：当时学界和业界都关心的一个现象是传媒产业的整合（集团化），不同的问题由此产生：

○中国传媒集团如何做强、做大？（产业发展政策指导型问题）

○中国传媒产业集团正在如何组合？（现象描述型问题）

○在中国这一特特殊的转型社会，党—国力量在传媒集团过程中的行使方式及其原因是什么？（理论建构型问题）

潘忠党认为，尽管针对传媒产业整合的问题绝不限于上述三个，但这三个问题显示了提问者的立足点与问题的类型。第一个问题的提出与解答是改革现象之一部分，也是提出第二个，尤其是第三个问题的人应该研究的对象之一部分。从第二个到第三个问题有逻辑递进和发展的关系，即从描述现象的过程中寻求理论的视角并提炼出理论问题。当然，真正有可能显示大众传播研究之学术价值的是第三个问题所代表的类型，即以理论学说为指导、以理论建构为目标的问题。^[42]

在学术研究中，研究者既可针对媒介现实提出问题，也可针对理论研究提出问题。譬如，对于新闻的真实性，国内几乎所有的新闻学论著或教材都要论述，但往往是在不同的理论范畴内讨论。首先，绝大多数的新闻学论著在讲新闻的基本特征时要讲真实性；其次，不少新闻学论著在讲新闻价值的要素时要讲真实性；再次，绝大多数的新闻学论著在讲新闻工作准则（或原则、要求）时要讲真实性。在同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中，一个概念既属于A，又属于B，还属于C。于是，笔者曾提出这样的问题：

真实性在新闻理论体系中究竟归属于什么理论范畴？也就是说，我们在建构新闻理论体系时必须追问：（1）真实性是不是新闻的基本特征？（2）真实性是不是新闻价值的要素？（3）真实性是不是新闻工作准则？^[43]

自然，新闻传播史研究也要有问题意识。李金铨指出：“一个好的问题往往可以让我们洞悉历史材料的内在逻辑，以及隐而不彰的意义。对史料有了初步的掌握之后，我们就慢慢提出一系列的问题。”譬如，“中国的新闻教育是从美国——尤其是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模式横向移植过来的。如何放回当时中国和美国的历史情境，进行绵密的分析？”李金铨与张咏合写《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在现代中国的移植——兼论帝国使命：美国实用主义与中国现代化》^[44]一文，主要提出四个问题来探讨：

第一个问题，美国新闻教育集中在中西部的农业州州立大学，东部的精英大学是看不起新闻学的。1908年密苏里成立新闻学院，执中国之牛耳的北京大学竟在十年之内即拥抱密苏里模式的新闻教育，而且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例如蔡元培、胡适和李大钊，都积极提倡新闻教育，何故？

第二个问题，美国新闻教育背后的精神是什么，以致中国知识领袖认为新闻是现代化的一部分？

第三个问题，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在中国所向无敌，几乎没有遇到抗拒便迅速征服了全中国，这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罕例，该如何解释？

第四个问题，在密苏里成立新闻学院之后四年，哥伦比亚大学旋踵间也成立了如今举世闻名的新闻学院。哥大乃学界翘楚，密苏里能够提供给中国的，哥大都能，为何偏是密苏里在中国呼风唤雨？

正是在对上述问题的解答中，论文对“中国的新闻教育是从美国——尤其是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模式横向移植过来的”这一大家熟知的事实，作了富有新意和理论内涵的解读。李金铨说得好，“问题意识能够提纲掣领，把林林总总的史料串起来，否则材料必将如羽毛散飞一地。流水账，平铺直叙，为结论服务，一样可以扭曲历史，对于理解历史背后的意义更助益无多。经过问题意识的驾驭和统摄，材料不再是死的，而立刻鲜活生动起来，既看到内在逻辑，又彰显背后一层层的意义。”^[45]

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中的问题多种多样，可以是现实问题，可以是理论问题，也可以是历史问题。问题从哪里来？或者说，问题如何产生？归根结底，“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主客观矛盾在主体思维中的反映^[46]。因此，问题并非存在于客观事物和研究对象之中的现成之物，只有当研究者对认识对象所存在的矛盾加以思考、分析、把握、判断，才能发现和提出问题。恩格斯说得好，问题产生于“怀疑地批判的头脑”^[47]。大体上，问题的产生主要有以下途径：一是通过不同经验事实的相互联系而发现问题；二是发现原有理论与新的经验事实之间的矛盾而提出问题；三是揭示理论内部的逻辑矛盾或悖论而提出问题；四是在若干理论假说之间的差别和对立中洞察问题^[48]。

值得注意的是，问题有真假，只有发现和提出真问题，才能使研究具有学术价值，才能促进学术进步。在学术研究中，问题是研究者理论积累和经验发现碰撞的产物。“真问题”是研究者基于一定的科学知识或理论背景且立足于现实经验而发现的有待解决的具有学术价值或现实意义的难题；而“假问题”，一方面可能是没有充分的现实经验作为依据的问题，另一方面可能是在一定的科学知识或理论背景中难以成立或者是已经解决的问题。

当然，“假问题”不一定完全虚假，很可能是某种程度上的不准确。譬如，对“新闻无学论”这一问题的判断是否准确，就值得商榷。近年，有论者认为：“‘新闻无学论’不是一个无中生有或出于敏感而夸大的‘假想敌’，而是客观存在于新闻学的发展过程中，并已然对新闻学的学科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的现实威胁者。”因此，“有必要对流传近百年的形形色色的‘新闻无学论’进行一次理直气壮的系统梳理、深入辨析和辩证厘清，对新闻‘有学’还是‘无学’这段几乎可称得上是学界‘公案’的论争，进行一次正本清源、平息纷争、彻底了结。”然而，作者检索文献后却发现：“在专业期刊上，很少见到‘新闻无学论’白纸黑字的明确论述，在正式场合也很少有坦言直陈‘新闻无学’的明确持论者”^[49]；直接宣称或阐释“新闻无学”的著述仅四处，而且出现在3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期^[50]。这就是说，“新闻无学论”尽管存在，但要说它是“流传近百年的形形色色的‘新闻无学论’”，“已然对新闻学的学科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的现实威胁”，却没有多少客观证据。裘正义曾说，“传播学引入以后，许多人认为是有理论的，大众传播学甚至成了时髦名词，后来就再也没有人提‘新闻无学’，‘新闻无学’自然而然地破除了。”^[51]因此，“新闻无学论”在80年代中期以后事实上只是一些学者“出于敏感而夸大的‘假想敌’”。难怪有书评认为，反驳“新闻无学”，杀“小鸡”焉用“宰牛刀”？用一部洋洋洒洒近40万字篇幅的专著来批判“新闻无学”论，实乃小题大作，价值有限。^[52]

新闻传播学术要创新，不仅要提出真问题，而且要关注大问题。从理论上说，学术研究中的问题只要是真问题，就可以提出，就值得研究。但是，问题有大小，价值不一样，也是客观现实。科学社会学家朱克曼说过，“在著名的科学家当中，科学修养的主要标准是能否抓住‘重要问题’和是否能想出新的解决办法。对他们来说，艰深的问题和巧妙的解决方法使杰出的科学区别于仅仅是能干的或普通的科学。”^[53]身处当前媒介化社会、全球化社会、转型期社会三重基本社会语境相互交织的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之中，新闻传播研究固然要研究一切值得研究的真问题，但也不能满足于战术层面、技术性问题的浅尝辄止，而要敢于研究那些直接影响到现实传媒发展格局与根本走向的重要问题、战略问题、根本问题，不断向纵深推进，才可能带来新闻传播研究的根本突破。

三、深化学理内涵

如果说问题是科学思考的焦点，那么理论就是其终极结果。^[54]换言之，发现和确立问题之后，科学研究要做的工作就是解答问题、建构理论。麻烦的是，恰如罗伯特·默顿所说，理论“所指的对象是如此多种多样——包括从小的工作假设，到综合的但含糊不清和未经整理的思索，直至思想的公理体系——使这个词的运用常常不是导致而阻碍理解。”因此，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界定“理论”。

罗伯特·默顿力倡“中层理论”，指出“中层理论既非日常研究中广泛涉及的微观但必要的工作假设，也不是尽一切系统化努力而发展出来的用以解释所能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的统一理论，而是指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理论。”^[55]理查德·罗蒂提出，不应把“理论”看成是隶属于某一学科、对该学科性质和方法加以说明的一种系统表述，而应把它看成是一种超然于具体学科之外，融智力史、伦理原则、社会预言和评价标准为一体的一种特殊话语^[56]。乔纳森·卡勒发展了这一观点，从不同维度对“理论”作了界定：（1）理论是跨学科的话语，具有超出某一原始学科的作用；（2）理论是分析和推测，阐明对研究对象的某种认识；（3）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是对被认定为“理所当然”的批评；（4）理论具有自反性，是关于思想的思想，是对话语实践中创造意义的范畴提出质疑。^[57]乔纳森·卡勒强调理论的“跨学科”性质，力求达到“统一理论”（“总体理论”/“理论体系”）的层面，是对理论超越（具体学科）性与普遍性的追求，理想化的色彩相当浓厚。

可见，从“小的工作假设”到“中层理论”，再到“统一理论”（“总体理论”/“理论体系”），都可称为“理论”。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与最高境界，便是形成或建构理论。在学术策略上，新闻传播研究要建构那种“统一理论”（“总体理论”/“理论体系”）是不太现实的。可行的路径应当是建构罗伯特·默顿所倡导的“中层理论”。事实上，除了像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党报理论等宏大理论外，西方传播研究的进步主要体现在中层理论的不断建构。譬如传播效果理论，就先后产生了“魔弹论”、“有限效果论”、“创新扩散论”、“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培养分析”、“信息鸿沟”、“第三人效果”等学说，从而使传播效果研究不断深化，不断发展。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一个致命弱点，便是几乎没有提出诸如此类的原创性理论。追求原创性理论建构，已成为摆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面前庄严的学术使命。

必须承认，能够达到建构“理论”或创建“理论体系”境界的学术研究，总是极少数。通常情况下，学术研究的结果多种多样：“或者在一个崭新的领域有新的发现、建立新的理论；或者推翻原有的理论框架或部分结论，得出新的结论；或者证明前人的某些受到质疑的说法不谬，但这必须是在一种更高层次上的验证，并在部分论据论点上有所充实、有所发展”^[58]；或者对人们熟悉的研究对象在新的理论视阈中重新加以探讨，得出新的认识成果；或者运用前人正确的理论来解决现实中的新问题，从而拓展或延伸原有的理论命题；或者对某一领域的文献资料进行深入的发掘整理，形成比较全面的资料汇集或文献分析；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不过，无论结果如何，学术研究的灵魂和精髓却始终不曾改变，这就是学术创新。论者说得好，“学术创新是学术研究的本质和根本价值之所在。不断创新，是学术研究的本质特点；不断创新，也是学术研究存在的理由和必要性之所在，即是其生命力之所在。”^[59]

吊诡的是，如何界定学术创新，言人人殊，莫衷一是。或认为“学术创新意指学术研究要创造出新的东西：或发明出新范式和新方法，或孕育出新思想和新见解，或发掘出新材料和新证据，一言以蔽之曰——创造新知。”^[60]或认为学术创新就是“发现了新问题，挖掘了新材料，采集了新数据，提出了新观点，采用了新方法，构建了新理论。”^[61]或认为“学术创新应具有下面5种条件之一：（1）因实践发展需要而发明一种新概念或提出一个新观点；（2）获得了一种新的可作为实证根据的资料来源；（3）采用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4）开辟了一个新的有价值的研究领域；（5）创立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62]诸如此类的说法颇有差异，却有共同特点，即试图对学术创新的内在要素进行全面的归纳。由于论者的学科背景不同和认识深浅有别，这种列举式的概括自然难以周全。要之，发现新问题，发掘新材料，运用新方法，提出新观点，建构新理论，开辟新领域，建立新学科，创立新范式，都属于学术创新的要素范畴。

一项研究成果只要具备某些创新要素，就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学术创新。当然，它具备的创新要素越多，其创新程度就越强。因此，学术创新具有层次性。从语义学角度看，创新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创造，即从无到有的原创性活动；二是更新，是对旧事物的改造，采取“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推陈出新。^[63]因此，学术创新本质上“是对新知识的发现及对前人知识的超越”^[64]。在这里，“创造”与“对新知识的发现”是一个层次，“更新”与“对前人知识的超越”是另一个层次。此外还有一个层次，即借用前人或别人的理论来研究自己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因此，学术创新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原创性创新，即研究的是前人没有研究过的问题，提出了前人没有提出过的新观点或新理论；第二层次为持续性创新，即研究是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对已有理论的补充与深化；第三个层次是应用性创新，即借用别人的理论来研究现实中的新问题。”^[65]

20世纪50年代末，冯友兰提出大学哲学系要培养三种人：哲学家、哲学教授和哲学工作者。“哲学家”的特点是自己有一个思想体系，遇到什么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解决办法。“哲学教授”的特点是自己没有什么理论体系，没有什么解决办法，但是能够把哲学家的思想融会贯通，用自己的话把它准确地讲出来。“哲学工作者”的特点是专门研究哲学家的著作，对这些著作做一些文字上的解释或者翻译，让大家明白其中道理。^[66]冯友兰的说法或许有些片面，却比较形象地说明了学术研究的不同层次。换言之，学术创新可以在不同层次上进行：“哲学家”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是原创性创新；“哲学教授”梳理哲学家的思想，阐述有关的哲学理论，是在前人思想基础上的持续性创新；至于“哲学工作者”，倘若理论联系实际，做好哲学诠释工作，其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由此可见，学术创新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不断攀登的过程。在这个攀登过程中，由于自身的禀赋殊异、理想有别，加上时代或社会的际遇不同，每个学人所能达到的学术创新层次各不相同。然而，即便做阐释性的学术研究，也应努力追求研究成果的创新性，这才不违学术研究的本义。

值得注意的是，学术创新的层次性已涉及学术与思想的关系问题。1994年，李泽厚发出“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67]的感慨，王元化随即提出“思想可以提高学术，学术也可以充实思想”^[68]的主张。由此，学术与思想的关系引起学界关注。一般认为，孤立地谈论学术或思想是不合适的，因为“真正的思想不可能是完全无学术的；真正的学术也不可能是完全无思想的”^[69]。从历史上看，人类一切曾经有过的思想在学者眼里都已成为“学术”；就当下来说，没有一种学术不是同时也在表达着一种思想。^[70]因此，思想与学术互为前提，互相补充，互相渗透，互相促进。当然，思想与学术也确有区别：“学术是一种有关外在对象的知识，思想乃出于主体个人所形成的识见”^[71]；如果说思想着重“原创”，那么“学术”就主要体现为知识、学问的积累，是对思想材料的梳理、继承、总结和积累。^[72]从学术创新角度看，研究成果越接近原创，思想在成果中的分量就越重。有论者认为，按照知识的逻辑结构，只有那些独自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加以展开的思想创新，才是真正的原创。^[73]如此界定原创，表明思想创新已成为学术创新的核心，也可以说是学术创新的最高境界。

因此，新闻传播研究在追求学术创新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增加研究成果的思想含量，乃学术创新的应有之义。现有新闻传播研究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研究成果的思想含量非常有限。如前所述，那些停留在对研究对象进行现象描述或工作总结层面的所谓论文，最多有一些心得体会，自然谈不上有什么思想。即便是以“△△学概论/导论/通论/教程”方式命名的理论著作与教材，注重的是学科知识的归纳、描述与分析，思想内涵也十分有限。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策略性研究（包括政策阐释式研究、经验总结式研究、对策建议式研究）与学科体系取向式研究大行其道；另一方面，这些年来新闻传播学界大力倡导实证研究，思辨研究尤其是批判性的思辨研究由于现实的原因又难以真正展开。其结果，思想自然也就淡出学术，或者说还没有在学术中得到充分体现。当然，富有学术含量特别是有思想含量的研究论文与著作不是没有，只是太少，犹如凤毛麟角，相当难求。

那么，新闻传播研究怎样才能实现学术创新呢？科学哲学告诉我们：学术研究要创新，就必须融入学术传统。卡尔·波普尔曾明确指出，“所有知识的增长都在于修改以前的知识——或者是改造它，或者是大规模地抛弃它。知识绝不能始于虚无，它总是起源于某些背景知识——即在当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知识——和某些困难以及某些问题。”^[74]

拉里·劳丹认为，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传统。所谓“研究传统”，不是个别的理论，而是一种理论的系列，或者说知识的谱系，它是在长期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历史地形成的。一方面，“每一个研究传统都显示出某些形而上学的方法论的信条，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出这个研究传统的个性并从而与其他研究传统相区别。”另一方面，“每一个研究传统都与一系列具体理论相联系，具体理论被构作出来以使研究传统的本体论具体化，并说明或满足该研究传统的方法论。”^[75]劳丹强调：科学问题只有在某种理论探讨的脉络中才能产生，甚至只有在某种理论约束的影响下才能成形。^[76]同时，也正是研究传统“通过其组成理论，导致越来越多的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获得合适的解答。”^[77]

因此，“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植根于一定的知识传统和概念体系之中，任何研究者必须从本学科的知识体系中获取资源，掌握已有的学科范式，才能进入学术的门径。”^[78]新闻传播研究存在的一个严重弊端，恰恰是相当多的研究在进入学术的门径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有论者指出：“目前我国新闻学核心期刊中，除了少数几家是高校及研究院主办的外，绝大多数是媒体主办的，其中有些期刊90%的文章是媒体从业者撰写的。这些文章，既没有相关的背景知识介绍如文献综述、有关该研究问题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研究者对该研究问题的个人经历、了解及看法等，也没有提出可供研究的标准化样本、没有介绍研究者收集材料的方法等。……缺少了这些因素，所谓的研究文章难免落入有感而发的体会文章的窠臼。在这种办刊观念的引导下，新闻学者们也迎合了这种快餐式体会文章的潮流，经常在学术刊物上撰写有感而发的短文。”^[79]这段论述的数字比例或许不够精确，却充分揭示了新闻传播学术的根本缺陷：不仅缺乏问题意识，而且缺乏学术传统，缺乏学术根基，缺乏学术底蕴。

学界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学术活动是一项在前人积累的基础上进行的事业，不充分了解某一专门领域中先前的思想发展路径和研究成果就发表意见，哪怕是认真而诚恳地发表意见，也是不行的。”^[80]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首先必须做的是就是为学术研究建立一个相关的学术史背景。”建立学术史背景，就是把要研究的问题纳入特定的学术传统或知识谱系。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彰显研究成果的学理性：第一，可以为自己的学术研究限定一个边界相对明晰的论域；第二，可以使问题的解决从属于自己所学且在学术从业者社群内部人人都能看到、都能检验的事实；第三，从而证明自己的研究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81]如果一项研究不能建立相关的学术史背景，也就无法立足于学术传统或知识谱系，无法与其他人的研究展开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讨论，无法成为其他人展开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沦为没有学术意义的“自说自话”^[82]。

当然，把自己的研究纳入一定的学术传统或知识谱系，并不是要研究者匍匐不前，而是要通过对学术传统或知识谱系的考察，更好地研究自己的问题，从而实现学术创新。借用冯友兰的话来说，并不是要“照着讲”，而是要“接着讲”，因为“自己怎么想，总要以前人怎么说为思想资料，但也总要有所不同”^[83]。而且，这“接着讲”，既可以是“承接”讲，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挥；也可以是“反着”讲，批判否定，另辟新说；甚至可以“重新”讲，提出新问题，发表新见解，建构新理论。总之，在学术传统或知识谱系的烛照之下，有利于自己的研究“豁然开朗”，获得新的感悟与体认。譬如，新世纪以来蓬勃兴起的“民生新闻”从一出现就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但究竟应当如何把握“民生新闻”的本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引入库恩的范式理论，明确提出民生新闻是一种新的新闻传播范式，本质上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新闻学或发展传播学的新范式^[84]。此说超越了此前的各种理论界说，可能是一种比较科学的阐释。

如何把研究的问题纳入特定的学术传统或知识谱系？陈韬文曾以自己的博士论文为例作了具体说明：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以香港的媒介发展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导师是倡导“知沟”（knowledge gap）研究的Phillip Tichenor。如何让一个从未到过亚洲的美国学者接受其选题？可以说，将选题纳入有关的学术传统与知识谱系，是问题的关键。尽管香港政治过渡期的媒介变化本身具有“内在”的重要性，但无论如何也只是理论研究的个案。如果仅仅描述这一个案的变化，论文便停留在新闻专题分析的层次。如果从理论的高度来分析，论文所提出和解决的问题就具有理论价值：“当社会的权力结构更替时，权力结构跟媒介如何互动？”大凡权力结构有过改变的地方或时期，不管是法国大革命、辛亥革命、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至20世纪末东欧解体、菲律宾人民革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民主化，这个问题都会适用。香港作为其中的一个案例，“代表”的是权力渐变模式，有别于革命剧变模式。这样一来，就把研究的问题纳入了权力结构的变革模式之中，使该研究超越地方知识的限制，在理论上与国际上找到对应的学术位置。^[85]

由于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学术传统或知识谱系尚处在形成过程之中，学术传统或知识谱系方面的资源还相对有限。因此，把新闻传播研究的问题纳入特定的学术传统或知识谱系，就不能局限于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学术传统或知识谱系，而应当着眼于包括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在内的整个学术传统或知识谱系。陈韬文研究香港的媒介发展，着眼于权力结构的变革模式来研究权力结构跟媒介的互动，动用了社会学、政治学的理论资源；李金铨等研究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在现代中国的移植，亦并非就事论事，而是将其置于中国现代化的论域来展开探讨。由此可见，新闻传播研究者只有拓宽学术视野，吸纳整个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相关成果，从问题本身的性质与论域出发，寻找有效的研究框架与理论资源，确立可行的研究路径，在恰当的学术范式中展开研究，才能使自己的研究与人类社会已经取得的认识成果相衔接、相生发、相激荡，取得富有学理内涵和创新意义的成果，切实推进新闻传播学术的不断进步。

四、余论

新闻传播学术创新，是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到现今所面临的时代课题。本文从反思迄今为止的新闻传播研究套路入手，着重探讨了强化问题意识与深化学理内涵。在笔者看来，强化问题意识与深化学理内涵是新闻传播学术创新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只有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了，新闻传播学术创新才不是一句口号，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然而，解决这两个问题，只是解决了新闻传播学术创新的内在规范与学术理想。从学术生产场域来看，这种内在规范与学术理想要变成现实，还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制约。换言之，新闻传播学术创新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譬如，学术问题与理论建构的主体性，学术研究者的独立性，学术共同体的建构，学术生产的编辑出版生态，学术生产的评价标准与评价机制，学术生产的社会环境与学术风气，都是必须加以正视并逐渐解决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要做专门研究，不是本文所能一一论列的。

【注释】

[1]郑宏：《我国新闻传播教育超常规发展的问题与对策》，《高等教育研究》2006年第9期；王芳：《我国大陆新闻学研究生教育回顾与问题思考》，《东南传播》2009年第6期。

[2]曹鹏：《正视新闻教育的繁荣与危机》，《新闻记者》2007年第11期；郊克宏：《试论当前新闻教育的危机及出路》，《西南科技大学高教研究》2007年第4期；党苗苗：《当代新闻学研究生教育的困惑与出路》，《东南传播2008年第11期。

[3]任亚肃、段京肃：《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CSSCI中几组数据的分析》，《新闻界》2007年第6期；孙旭培：《试析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失范问题》，《中国传媒报告》2008年第4期。

[4]陈韬文：《中国传播研究的发展困局：为什么与怎么办》，《新闻大学》2008年春季号。

[5]黄旦：《突破“记者式”研究的框式——对新闻理论研究现状的思考》，《杭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6]童兵、林涵：《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12页。

[7]潘忠党：《反思、思维的独立和研究真问题》，《新闻大学》2008年夏季号。

[8]陈韬文、黄煜、马杰伟、萧小穗、冯应谦：《与国际传播学大师对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总序：卓越传播研究的追寻》第1页。

[9]宋梅：《新闻学的研究现状与问题》，《新闻大学》1996年秋季号。

[10]陈韬文：《中国传播研究的发展困局：为什么与怎么办》，《新闻大学》2008年春季号。

[11]董天策、唐金凤：《加强媒介批评，促进传媒发展，深化新闻学术》，《今传媒》2011年第3期。

[12]邓正来：《社会科学与知识类型——兼评荷曼斯的〈社会科学的本质〉》《，中国书评》1994年11月号总第2期。(www.xing528.com)

[13]黄卓越：《规范的界说与思想的限度》，邓正来主编：《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文选》，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91、96—97页。

[14]顾建民、董小燕：《美国高校的学术反思与学术评价》，《高等教育研究》2002年第2期。

[15]Boyer，E.L.，Scholarship Reconsidered：Priorities of the Professoriate.Princeton，N.J.：Carneg 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1990，p.16.

[16]许彬奇：《论博耶的学术观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理工高教研究》2008年第6期。

[17]R.Eugene Rice，“Toward a Broader Conception of Scholarship：The American Context”，Thomas G. Whiston and Roger L. Geiger（ed.），Research and Higher Education.Srhe 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1992，p.121.

[18]陈力丹：《大力加强新闻学科的理论和体系的建设》，《新闻界》2002年第5期。

[19]李良荣：《新闻学概论》（第三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后记》。

[20]董天策、唐金凤：《加强媒介批评，促进传媒发展，深化新闻学术》，《今传媒》2011年第3期。

[21]〔美〕拉里·劳丹：《进步及其问题》，刘新民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序》第i页。

[22]T.Nickles（ed.），Scientific Discovery，Logic，and Rationality，Dordrecht，Holland：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80，p.33.

[23]〔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纪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318页。

[24]刘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与理论创新》，《技术与创新管理》2005年第1期。

[25]赵凯、丁法章、黄芝晓：《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新闻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8—268页。

[26]参见董天策：《“新闻策划”研究的学理审视》，《暨南学报》2002年第5期。

[27]参见董天策：《理性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暨南学报》2008年第2期。

[28]陈虎：《知识增量与学术传统——以刑事诉讼法学为例》，《司法的知识社会学》，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

[29]尹韵公：《新闻史研究之盛事——读〈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有感》，《中国图书评论》2001年第5期；丁淦林：《20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复旦学报》2000年第6期。

[30]赵俊峰：《〈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与中国新闻史研究》，紫金网，2005—06—27，http://www.zijin.net/news/book/2008—1—24/n0812418EG9IGCECIE899I7.shtml

[31]黄旦、丁未：《传播学科“知识地图”的绘制和建构》，《现代传播》2005年第2期。

[32]刘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与理论创新》，《技术与创新管理》2005年第1期。

[33]黄旦、丁未：《传播学科“知识地图”的绘制和建构》，《现代传播》2005年第2期。

[34]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39页。

[35]林定夷：《科学问题的提出与价值评价》，《求索》1988年第4期。

[36]参见〔英〕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舒炜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75页；〔日〕岩崎允胤、宫原将平：《科学认识论》，于书亭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12页。

[37]王永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光明日报》2005年4月5日。

[38]李思民：《问题意识的理论阐释》，《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39]劳凯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学理意识和方法意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40]胡适：《杜威论思想》，胡明主编：《问题与主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307页。

[41]〔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317页。

[42]潘忠党：《“传播·文化·社会译丛”总序》，〔美〕彼德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何道宽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总序》，第7—8页。

[43]董天策：《新闻的真实性是什么？——兼论新闻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第5期。

[44]见李金铨：《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81—309页。

[45]李金铨：《新闻史研究：“问题”与“理论”》，《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4期。

[46]董中保、石阔：《“科学问题”概念及其本质特征和属性》，《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47]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9页。

[48]参见马来平：《科学问题的几种基本类型》，《山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周春水：《问题与创造——创造认识中的问题方法研究》，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第87—89页。

[49]唐远清：《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兼论新闻学学科体系建构和学科发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第8—12页。

[50]唐远清：《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兼论新闻学学科体系建构和学科发展》第12页列出如下四项直接宣称或阐释“新闻无学”的著述：顾执中1937年发表的《经验便是新闻学》；中美日报读讯会1941年编的《新闻学的基础知识》认为“新闻学还是内容贫乏而混乱，似乎尚不够称之为科学的资格”；“文革”前，康生、陈伯达认为新闻无科学可言，主张取消大学的新闻系；1984年初全国新闻职称评定委员会的一位副主任认为“新闻无学”，不必给新闻工作者评定职称。

[51]袁军、龙耘、韩运荣：《传播学在中国——传播学者访谈》，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292页。

[52]孔大为：《“新闻无学论”何以死而不僵——读〈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一书的困惑》，《青年记者》2011年3月下。

[53]〔美〕哈里特·朱克曼：《科学界的精英》，周叶谦、冯世刚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76页。

[54]黄光国：《社会科学的理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0—171页。

[55]〔美〕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齐心等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59页。

[56]刘亚猛：《什么是“理论”？》，《外国语言文学》2006年第4期。

[57]〔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16页。

[58]翁飞：《关于学术创新的几点认识》，《学术界》2002年第5期。

[59]余三定：《学术创新的本与末》，《人民政协报》2011年11月28日。

[60]李醒民：《学术创新是学术的生命》，《光明日报》2005年11月1日。

[61]陈光中：《只有创新才能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光明日报》2006年1月16日。

[62]王子舟：《学术创新必先从学术史研究入手》，《图书情报工作》2007年第3期。

[63]翁飞：《关于学术创新的几点认识》，《学术界》2002年第5期。

[64]葛剑雄、曹树基：《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

[65]董泽芳：《博士学位论文创新的十个切入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8年第7期。

[66]童世骏：《什么是“学术创新”》，《长江日报》2007年2月1日。

[67]见《二十一世纪》（香港）1994年6月号总第23期“三边互动”栏目。

[68]王元化：《关于近年的反思答问》，《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

[69]倪梁康：《学术与思想：是否对立以及如何对立》，《学术月刊》2001年第10期。

[70]邓晓芒：《思想中的学术与学术性的思想》，《学术月刊》2001年第10期。

[71]邵建：《学术非思想及思想泛学术》，《学术月刊》2001年第10期。

[72]谢维营：《思想与学术的关系辨析》，《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9期。

[73]崔平：《也谈原创——对学术研究中语境依附教条的逻辑批判》，《光明日报》2006年4月11日。

[74]〔英〕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舒炜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75页。

[75]〔美〕拉里·劳丹：《进步及其问题》，刘新民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76、78页。

[76]黄光国：《社会科学的理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页。

[77]〔美〕拉里·劳丹：《进步及其问题》，刘新民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79页。

[78]李剑鸣：《世界史研究的规范化问题刍》，邓正来主编：《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文选》，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64—165页。

[79]何志武、孙旭培：《有感而发不是定性研究——对于新闻学定性研究的思考》，《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2期。

[80]徐友渔：《为提倡学术规范一辩》，邓正来主编：《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文选》，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83—84页。

[81]周祥森：《新旧中西的冲突：大变革时期学术规范讨论的思考》，《史学月刊》2003年第10期。

[82]邓正来：《法学研究中的学术传统、学术批判、问题意识与学术研究的层面》，《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十三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4页。

[83]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4页。

[84]董天策：《民生新闻：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范式》，《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85]陈韬文：《理论化是华人社会传播研究的出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处理》，《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文集》，复旦大学出版，2002年，第146—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