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关于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
对中国人民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胡绳认为要从我们国家的社会历史的具体发展来说明这个问题。近代中国的社会历史特点，决定了在中国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能够独立发展的道路。如果说历史没有容许中国经过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是“吃亏”的话，就只能承认这个“吃亏”。因为若中国果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则是几倍、几十倍的艰难曲折的、看不见头的漫长道路。胡绳进一步认为，人民在历史发展中能够发挥主动作用，但不能任意选择前进道路，而只能在历史准备的现实条件的范围内进行选择。在是否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问题上，胡绳认为，可以逾越资本主义峡谷，但不可能径直建设社会主义，中间必须经过一些过渡阶段。这一阶段，是为了充分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使现代生产力得到高度发展。我们国家现在实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路线和政策，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过渡问题[63]。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和继承问题上，胡绳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有两重关系:一是对立关系，社会主义的发展最终要取代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二是继承关系。他强调，社会主义只能在人类过去世代积累的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筑起来，简单地抛弃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绝对无助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社会化的大生产之上，最便捷的途径是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学习，不善于学习几乎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64]。
胡绳指出，“绝不能因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就等着而不去夺取政权。无产阶级革命家要抓住机遇夺取革命的胜利，然后再在无产阶级政权下补生产力和其他文化条件的课。这就是中国革命必须要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的道理，这就是新民主主义论主张在革命胜利、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资本主义成分应允许其存在和发展的根据”[65]。新民主主义论“包含着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如何利用资本主义以发展社会主义的内容，指出了一条不经过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避免‘那种可怕的挫折’，但又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的路子”[66]。
对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改造，胡绳认为:第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不是迟早问题，而是根据中国的现实，是应当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发展，还是应当尽快消灭资本主义的问题。第二，毛泽东批评继续搞新民主主义，就是发展资本主义，是抓住了实质，即新民主主义意味着还要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问题是毛泽东这时认为已有可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直接搞完全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这是脱离中国实际的，其结果是事与愿违。第三，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意义的估计，在用词上将“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这样深刻的社会变革，改为“历史上空前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深刻的社会变革。这就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明这场变革，而不突出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67]。(www.xing528.com)
费正清认为，为了顺利推进农业集体化，中共知道怎样采用渐进的方法以达到最后的目的。它在第一阶段是使农民组成互助组，第二步是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这时农民把土地和农具都合拢起来，并按比例取得报酬。这一步骤使富农不致反击，因为他们的身份没有被消灭，开始时还有些改进。土改到这个地步只是牵动了占农村人口2.6%的地主户的土地，但是局面并不稳定。由于地主的土地分配给了以前的佃农和无地的农民，私有制并没有取消，而是加强了。土地仍可以在私人间买卖，因而富裕农民反倒得势了。第三阶段的合作化，是把农业生产合作社从低级向高级推进。这是真正的集体化了，所有农民劳动都只赚工资，原来投入的财产、设备或土地一概不算收入。在1954—1956年合作化的进度比原计划快多了，到1955年全国都实行起来。农村的街道房屋等外表形象没有什么改变，但个人的身份地位则因他们参加会议和各种新的活动而有所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创造了国民政府从来没有设想过的农村机构。党员大部分是从农民中吸收进来，从而和农民舆论一直很接近，而农业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生活的基础。”[68]在费正清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政权既已深入到农村家庭农庄，也就是后来叫的生产队，这个农村组织实在比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组织都远为完备”[69]。
对于当时就已进行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费正清认为，国家对工业的垄断本来在中国就有一定的基础，过去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就掌握了全国工业投资的2/3，可是中共还是拉开了几年间距，才实行资本家和国家合营，中共领导是参照农业集体化的经验来这样做的。运动一开始是只在名义上改为合营，实际上资本家那部分仍照旧经营不变。此外，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投资纪录和苏联的工业化期间差不多一样，虽然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只占到苏联1928年人均收入的1/2到1/4。中国将大约全部工业投资的半数都投在苏联帮助建设的156个项目中，这些项目都是大规模的，以资本为主的。156个苏联帮助建设的厂矿几乎全部都是重工业，并且设在内地，如武汉和包头，远离海岸和上海、天津等地。但是依靠苏联的援助是付了很高代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投资为25亿元，苏联的帮助是以借款的形式，每年拨给6000万元左右，全部都要偿还的。苏联派到中国约10万名专家，中国派往苏联受训练的是28000人。这些苏联贷款总数约为中国工业总投资的4%左右。当然苏联在技术上比中国先进一步，但是整个说来，苏联的援助，价值上是有问题的[70]。
对于这次社会主义改造和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费正清的看法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总归要按照中国的特色进行。中共沿着一条同过去相连接的路线完成了重大的变革。总之它没有使中国变得更像苏联，或更像日本、或美国，中国只不过参与了现代世界的技术变革进程罢了。”[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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