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中国学家入江昭认为，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双重现象——日本的外交孤立和西方对中国重新产生兴趣——在1937年7月战争爆发后变得更加清楚。其时正值日本的军政首脑打算把日本的亚洲政策通过与英美在一定程度上的合作，转向帮助恢复某些稳定意识的时刻，这场战争爆发了。当时日本能想出的最明显的理由就是建设新秩序的漂亮措辞。对“新”的强调表明了他们不回到过去的意识。相反，他们认为，这场战争将是改变日本、亚洲乃至世界的手段，日本正在实现“改变当前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历史使命。社会学家高田保马声称，日本人必须学会俭朴地生活，使个人的安康与全民族的福利一致，他们必须让个人利益服从社会监督。对国外，新秩序的概念使这场战争合理化，“中国和日本不是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更为崇高的目的(通常指亚细亚主义或亚洲新秩序)，以加强亚洲对西方的集体自卫。日本人相信中国不可能从其他国家得到很多援助。这是日本最大的失算。他们将会发现，远不只是这两个国家在进行这场战争，它越来越成为全球冲突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把其他国家卷进来[50]。
由于德国同中国和日本双方的关系都很好，所以在战争初期，中国人希望德国能施加压力，以节制日本的军事行动，没有想到去依靠美、英，因为这两国仍深受消极主义和孤立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到1937年底至1938年初，美、英、苏三国合作采取重大步骤以遏制日本，而最能援助中国的德国却转而更靠拢日本，中日战争使世界主要强国重新组合。苏联于1937年11月出席了布鲁塞尔会议，这是苏联首次参加涉及远东的国际会议。尽管布鲁塞尔会议并未产生苏联所期望的国际决议和承诺，但它清楚地标志着，苏联开始同美、英一道寻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日本和支持中国，以“加强国际安全”。该会议清楚地将中日战争国际化，因此是与罗斯福总统1937年10月的检疫讲话一致的。在那次讲活中，罗斯福号召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孤立世界上的侵略势力。到1937年底，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的国际地位正在下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在成反比地被提高[51]。
1938年初，中国人能感到不那么孤立了。布鲁塞尔会议至少已表明关心远东局势的多数国家一致同情中国。苏联正向中国提供数百架飞机和数百门大炮。苏联飞行员正到达重庆。更为重要的是，美、英尽管很谨慎，但也有迹象表明要在亚洲事务上共同行动——正如美国海军的罗亚尔·E·英格索尔舰长于1938年1月去伦敦就对日联合战略同英国交换信息时所显示的那样。重庆现已得到美、英、苏无可怀疑的支持。中日战争比以往在更大程度上与它们的全球政策相适应。在正在形成的组织反对德、日的全球同盟的新概念中，中国将扮演主要角色。这个正在出现的同盟包含两个组成部分:一是由苏联倡导的较早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延续，另一部分是闲置数年后复苏的英美合作计划。二者均计划遏制法西斯国家，特别是日本。而中国恰好能与这两者很好地协调起来。中国是一个合格的反法西斯主义国家，同时，它能被英美民主联盟接受为一名光荣的成员。至少在亚洲的环境中，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的中国表现出战时所能期望的民主。整个1938年，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赢得了美国和英国的敬佩[52]。
然而，1938年在欧洲出现的对德绥靖政策签订慕尼黑协定，1939年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确实令中国感到沮丧。到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美、苏、中很有希望的合作前景已被更加变幻莫测的形势所代替。不过，欧洲战争一爆发，很快就把英国和美国拴在一起了。英国和美国再度结为伙伴，不包括苏联的参与，也不对法西斯国家让步。当1940年德国突然进攻法国，使欧洲战争和东亚战争融为一体时，英美联盟的全球化完成了，使它不仅运用于欧洲，也运用于亚洲。
德国在欧洲的胜利为日本攫取中国以南地区、切断重庆外援并获得这一地区的丰富资源，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时机。对柏林来说，与日本结盟会把美国困在亚洲，使它不能插手欧洲。这样的逻辑不可避免地产生了1940年9月的轴心同盟。面对危机，英美专注于保护英国可能意味着亚洲处于次要地位，但既已放弃对德妥协，而日本和德国又紧密联合，它们绝不会牺牲中国以取悦日本。所有这一切再一次提高了中国的重要性。同时，日益增长的美国和英国对中国的支持正被东印度的荷兰人加强。尽管荷兰已沦陷于纳粹，荷兰的殖民地政府仍维持其半独立存在并顽强地抵制日本想取得石油的努力。荷兰官员们与他们的美、英同行密切磋商，三方制定了对日本的共同纲领。这产生了所谓ABCD集团——美国、英国、中国和荷属东印度——这尽管不是一个明确的实体，但它至少准备联合行动，并对日本人施加巨大的心理压力。(www.xing528.com)
于是中国再次成为防止轴心国主宰世界的全球化英美联盟的一部分，中国的地位更安全了，它的命运与美、英联结在一起。美国把中国纳入其全球战略，特别提供航空专家、“志愿”飞行员和飞机组成飞虎队，同在中国的日本空军作战。当国会通过租借法案时，华盛顿立即把援助计划既运用于英国，也运用于中国。由于美、英领导人承诺要维护世界的民主，中国也成为他们为民主而战的一部分。当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的军队攻击斯大林的军队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纳粹的侵略使苏联加入英、美、中联盟。
太平洋战争将中日冲突和日美战斗融为一体，使中国成为反轴心国大同盟中的一名老资格成员。自1931年以来，中国人第一次能感到他们真正是全球性联盟的一部分。
不过中国当时并不能算一个强国。1943年11月开罗会议前，蒋介石个人从未被邀与美国或英国领导人会晤。丘吉尔从不掩饰对把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观点的轻蔑。1943年3月罗斯福会见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时坚持“在解决世界问题时，需要把中国和其他世界强国联合在一起”，丘吉尔立即反驳，“说中国是一个与英、美或苏联平等的世界强国是非常错误的”。他否决了外交部的下列声明:“在解决我们将面临的广泛的世界重建问题时……我们把中国视为将作出最大贡献的四个领导强国之一。”
尽管英国当局持这种否定的观点，但它还是和美国一道于1943年初同国民政府签署了新条约，正式地废除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这是针对日本有关英美帝国主义宣传的一个象征性姿态，但同时也是支持中国主权的一个重要步骤。更为重要的是，丘吉尔同意了美国关于10月份在莫斯科召开四国外长会议的提议。在美国看来，这次会议是保证四强联合行动的开端，“为缔造并维持和平与安全，确保战争彻底进行的联合行动，将继续下去”。这一思想是战时美国观念的产物，上面引用的罗斯福的话最恰当地阐明了这种思想，因为美国官员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迟早会发展成一个现代的工业化的军事强国，与19世纪中叶以后日本的成长相匹敌。在莫斯科会议上，美、英、苏、中四国外长签署了一份保证战后继续合作的宣言。此后两个月内，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在开罗会晤，这确实是三位领导人战时合作的高潮。尽管第四位领导人斯大林未到开罗，因为他对参加对日交战国的首脑会议犹豫不决，但开罗会议刚结束，斯大林就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德黑兰会晤(1943年12月2—7日)，因此实际上正式形成了四强合作的框架。就这样，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重大改善，尽管在四强里面是最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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