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问题

五、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问题

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指出，《新青年》的作者们认为:个人主义是他们的新道德、新思想、新信仰的核心。这虽然表现了他们还只能从资产阶级的思想库藏中寻找武器，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个思想武器是发挥了战斗作用的。从个人有独立自主权利的观点出发，他们提倡独立思考，反对依附古人，反对盲从封建权威，反对做习惯势力的奴隶，要求从封建传统束缚下解放人的个性与才能，使其能够得到自由的发展。他们提倡的文学革命也贯彻了这种精神，主张写文章不应模仿古人，写“八股文”，而应该用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章。这些呼声反映了在实际生活和精神生活上深受封建桎梏之苦的青年的要求，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并激起他们斗争的热情^[37]。

《新青年》的作者们以为思想革命能够为新国家打下可靠的基础，这种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他们同封建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学开火，实际上就是向封建的旧政治开火。作为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来说，以《新青年》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比孙中山的国民党所进行的护法运动强大得多的生命力^[38]。

胡绳认为，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和为这个运动振奋起来的人，有些始终在政治和思想上停留在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民主主义水平上，有些则由此开始了新的探索。世界的形势和中国的现实使他们感到资产阶级思想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运动的发展中突破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樊篱，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开始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打开了道路，由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这更是远远超越了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这两个时期的思想运动^[39]。

如何看待五四运动中的反传统，历来是有关五四运动的评议中的焦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文化保守思潮的兴起，反传统问题再次引起激烈的争论。烘峻峰认为，“反传统是五四思想启蒙的手段”，并且提出了反传统的三个层面:道统的否定(否定孔子之道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学统解构(改变传统学术——儒家学说为中心，以史学、子学、文学为附庸的框架)、文统革命(结束文言分离的局面)。该文认为，反传统并非抛弃传统，它只是启蒙的手段。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李良玉，他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正确地解释“五四”反传统的观点进行了反驳^[40]。对近年来指责新文化运动应对20世纪的激进主义泛滥负责，认为“五四”的“全盘反传统”造成中国的文化“断裂”的论调，袁伟时通过大量事实给予了回答，指出:造成激进主义思想在中国泛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制度上的原因。他提出，“继承五四首要的是继承和回归当时已经初具规模的现代思想文化和教育制度，完成告别中世纪的变革”。毕春丽也对“五四”是“全盘反传统”、“过激主义”的诘难进行了反驳，指出“五四”是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的启蒙运动，五四运动并没有全盘反传统，也非过激运动^[41]。

美国汉学家舒衡哲在《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一书中，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之为一种“不完善的启蒙运动”，并考察了这种不完善的启蒙运动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产生的巨大影响:第一，救亡与启蒙之间长期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第二，启蒙运动在现代中国的命运同知识分子的命运密不可分；第三，启蒙运动未能根除旧文化和旧思想的根基。(www.xing528.com)

美国著名汉学家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这样界定五四运动:“它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以及新知识分子的其他社会和政治活动。这一切都是由以下两方面因素促发的:一方面是由二十一条和巴黎和会的山东决议所激起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是有一种学习西方、试图从科学和民主的角度重新评价中国的传统以建设一个新中国的愿望。它不是一个统一的严密组织的运动，而是许多通常具有不同思想的活动的结合，尽管这个运动并非没有其主流。”^[42]尽管五四运动的背景十分复杂，但在这一运动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清末以来逐渐产生、壮大的新式知识分子、新的工商阶层和工人阶级。实际上，传统的社会格局已无法容纳这些新的阶层，最明显的是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表明旧的士大夫势力的衰落。但是新的铨叙制度又未建立，此后新式教育的迅速扩大却产生了大量受现代文明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他们与现代西方文明的各种形式的接触，与传统的思想体系和统治阶级的不断疏远，使得他们能够领导其他不安定分子开展一场‘救国’的伟业。五四运动正反映了所有这些社会势力的重新改组”^[43]。

周策纵认为，为这一运动赋以思想内容的青年知识分子，主要是来自在美国、日本和法国学习的留学生，“这些学生回国之后，通过他们所提倡的不同的、有时是相互矛盾的对中国问题的解决办法，显示了三个国家的文化差异。五四运动也反映了这些不同的影响”^[44]，“总起说来，中国留日知识分子比在任何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受到更多的军事、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响”^[45]。当然，法国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自20世纪初以来，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思想在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独步一时，在20年代时更为流行；法国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别具魅力，在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的经历更是其他在他国学习的学生所没有的，他们对欧洲的劳工运动和华工状况的深入了解使之容易走向社会主义，对后来的群众运动有着深刻的影响。总之，“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质常常带有法国浪漫主义的痕迹”^[46]。

但是最后，五四运动却是转向了俄国，周策纵认为:“西方在华租界当局对新思想运动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态度以及列强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与西方思想家、政治家如杜威、罗素、威尔逊等人所鼓吹的思想相去太远。俄国对中国的诱惑，是针对当时正在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潮以及中国企图摆脱列强政治和经济控制而展开的独立运动的”；“这样，西方对中国的追求商业利益的自私态度和俄国社会主义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诱惑力，便深刻地影响了五四运动潮流的趋向”^[47]。

周策纵认为，五四运动的变化对后来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有着关键性的影响，在其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经历了比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为深刻的变革。但那个时期兴起的潮流依然左右着今天；那个时期提出的深刻问题依然有待重新思考和解决”^[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