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问题

四、关于辛亥革命与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问题

20世纪50年代，胡绳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毛泽东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说明，提出了“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准”的论断。他还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要求不是在于给各个事变、各个人物一一简单地标上这个阶级或那个阶级进步或革命的符号。胡绳认为，近代(指1840—1919年)中国有三次革命高潮:“第一次革命高潮时期是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时期；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是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几年，在这几年中发生了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第三次革命高潮时期是由1905年同盟会成立到1911—1912年的辛亥革命的时期。”^[33]三次革命高潮中，辛亥革命又是近代中国革命的最高峰。这种划分在今天看来或许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胡绳对辛亥革命的评价是中肯的，他在《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说:“如果脱离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全过程来看，也许会把辛亥革命看做不过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但是它并不是不结果实的。”

在民国前几年，知识分子们和革命的参与者尚为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满清而兴奋不已，对辛亥革命的成就有较高的评价。但随着民国政治的混乱，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辛亥革命成就的评价开始受到质疑，如鲁迅在小说《阿Q正传》中点出了革命并未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带来改变和进步。孙中山在1921年给俄罗斯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中提到“现在我的朋友们都承认: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孙中山在遗嘱内也嘱咐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政治革命不足以救中国，因此要进一步发动文化上的改革。

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国共两党，对于辛亥革命则有了较高的评价。国民党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的国父，视辛亥革命为其所领导的成功的革命，赋予辛亥革命极高的评价，认为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史的起点，是中国能发展成民主及现代的国家的关键。

而共产党虽然认为辛亥革命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只是推翻了清朝的专制统治，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主张，没有建立共和体制，更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和深刻的社会革命，来达到平均地权的主张，而是在列强的压力下，与代表旧势力的袁世凯妥协，把胜利果实拱手相让；但同时又认可辛亥革命是具有阶段性成就的革命，为后来进一步革命奠定了基础。例如刘少奇认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周恩来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何香凝认为:“辛亥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它摧毁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广大人民中传播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种子，促进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新发展。”其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家，多把辛亥革命视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亦即社会主义革命之前所需要的前一阶段的革命。这种高度评价辛亥革命的做法，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海峡两岸，都是主流的观点。(www.xing528.com)

一直要到了20世纪80年代晚期到90年代，才开始有人对这种评价甚至是“革命崇拜”的想法作出反省。章士钊晚年说:“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太不知何许。”李泽厚、刘再复等人甚至认为，在20世纪初的中国，保留君主的渐进改革比暴力的革命更能使中国在稳定中发展，康梁的主张比孙中山更适合于当时的中国^[34]。台湾的历史学者也开始对国民党加诸“辛亥革命”的一些“神话”作消解，重新评估辛亥革命的价值和作用。

西方许多汉学家和历史学家对辛亥革命也有很多研究。著名的美国中国学家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中以相当的篇幅写到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他认为“孙中山作为一个先驱者，表现出为完成他的使命所需要的一切灵活性，总是跟任何肯听他的话的人合作。他太真诚，所以不做一个简单的机会主义者；他又太实际，所以不执著于一种意识形态”^[35]。对于辛亥革命，费正清认为，它“基本上是一场失败，不是一个创造”，仅是“政体的变革”。高慕柯(Michael Gasster)则认为，“第一，辛亥革命不仅完成了从王朝到共和国政治变革，它也完成了种种社会变革，例如出现了新的社会集团和改变了旧的社会集团。因此，最好是把辛亥革命理解为二十世纪社会革命中的1900—1913年阶段，不应仅仅看做是整个政治变化的1911—1913年阶段。其次，根据这种广义的概念，革命者的重要性远远不是像旧说法所认为的那样”，“这是一场大于它所有的领袖的革命，是‘一次没有真正领导者的革命’”^[36]。他还指出，从这一时期还可以看到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的根源。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纳散尼尔·佩弗(Nathaniel Petter)对辛亥革命以及辛亥革命试图建立起的共和政体给予了较低的评价:“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地。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结束了，即悲惨地失败了。然而，失败的并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