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纲要教学导论：维新时代主要遗产问题

三、关于维新时代主要遗产的问题

著名美国中国学家张灏认为，维新运动的失败说明了一个事实，即它不仅仅暴露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对于全面改革的惊人无能，而且也反映出政治领导是多么没有能力使制度恢复生气和经受中国危机时代所必需的自我改造。但是维新运动绝不能算作是完全的失败。从一开始，它的下面便是一阵思想的巨浪。当1895年以后政治的活动展开时，它所唤起的感情和注意力反过来又加深和扩大了这阵巨浪。结果，尽管维新运动没有能达到它的政治目标，但它所引起的思想变化却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有着长期的和全国规模的影响。

在张灏看来，首先，这一思想变化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阶段，即新的思想意识时代。“维新的时代出现了由于西方思想大规模涌进中国士大夫世界而造成的思想激荡。这便引起了原有的世界观和制度化了的价值观两者的崩溃，从而揭开了二十世纪文化危机的帷幕。从一开始，文化危机便伴随着狂热的探索，使得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深刻地观察过去，并且超越他们的文化局限去重新寻求思想的新方向。其结果是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起充斥于中国的各种思想泛滥成灾。”^[28]

这些新思想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史无前例的思想变化，张灏认为，主要应归因于1895年以后雨后春笋般产生的新的变革工具。其中的一种工具的产生方式是改造传统的书院以创立新的学堂。这种教育改革之风，在1896年到1898年的两年中席卷全国，最后体现在百日维新期间修改考试制度和建立全国的学校体系的全面努力中。由于西太后的政变，教育改革停止了，但是对已经进行的改革并不想加以纠正。就这方面而言，1900年以后教育的根本改革和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都是从1895年以后开始的。教育改革的核心在于修改课程。它的主要目标当然是接纳西学，而修改过程中突出的趋势是在“实学”名义下接受西方知识。西方知识在实学的名义下得以在新课程中占有突出地位，这件事表明西方思想在传统的思想价值领域中已被承认占有一席之地。许多有名望的古老书院所进行的课程改革，便导致了19世纪90年代后期西学的重大发展。

张灏指出，这一时期还涌现出了像学会这样的自愿组合并不是完全新鲜的工具。当强学会在1895年突然兴办学会活动时，对宋明时期儒生中间自愿结社的追忆肯定是鼓舞力量的一个源泉。广学会在文人官员中间的积极活动，必然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们认识到这样一种团体具有作为革新工具的潜力。同时由于有了西方的知识，他们知道自愿联合的团体对于西方的进步是作过重要贡献的。

张灏认为，作为改革的工具，在维新运动年头里出现的报纸和杂志比新式学堂和学会更为重要。在19世纪90年代，现代化的报刊在中国已不是新颖之物。19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主要的口岸城市大约已出版了12份报纸，多数在香港和上海。而从1895年起，在中国公开发行的报刊有了惊人的增加和新的发展。在1895年至1898年期间，出现了约60种报纸。这样一种发展是前所未有的，预示着在国家的发展中出现一个新的转变。有五种报纸——《时务报》、《知新报》、《湘报》、《湘学报》和《国闻报》——是由与维新运动密切有关的人士办的，它们号称能在大地区之内或在全国范围之内大量发行。规模最大的是《时务报》，最盛时销量有万余份。(www.xing528.com)

维新运动时期出现的报纸是一种新型报刊——社会精英的报刊的开端。这些社会精英的报纸倾向于关心国家大事的报道，关心与其他国家的对比以寻求立国之道。这种类型的报纸表现了一种明显的民族主义的倾向，“这些报纸的兴起标志着可以称之为中国社会精英的民族主义的开始”^[29]。单就民族主义而言，它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当然可以上溯数十年。像王韬、郭嵩焘和马建忠等人，都有民族主义的思想形态，但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运动和广泛的意识，很清楚只是在1895年以后才出现的；因为有了学堂、学会，尤其是有了社会精英的报刊，才使它的出现成为可能。作为传播民族主义思想感情的工具，社会精英的报刊充满着一种需要参政和有责任参政的新认识。结论是通过参政，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能够朝新方向发展和变得富强起来。所以，社会精英的新式报纸和新学堂及学会一起，变成了传播新政治意识的有力工具。

上述三者之间互相支持，“一方面，主要的维新派报纸报道关于创立像报纸、新式学堂和学会这些新工具和机构的消息，另一方面，在新式学堂和学会中，报纸被阅读和讨论”^[30]。三者之间的这种相互促进大大增强了它们的总的影响，创造了一种引起思想激动的气氛，这在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中间广泛地起着作用。这就是现代的公共舆论在中国的开端。尽管儒家一向提倡社会责任感，但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并不是总能引起人们对国事的实际兴趣的，何况当时清政府已经禁止公开议政。这样一种政治意识只是偶然存在于士大夫之间，而相互交流却不容易。因此，这些新的渠道体系一经沟通，能够很快地把分散的个人观点集中起来并加以鼓吹，创造了类似现代的社会舆论的事物——这是1895年以后的重要的新发展。

张灏还指出，维新时代的另一重要遗产，是中国知识分子这一新社会集团的诞生。进入维新时代后，新式知识分子阶层大都是自由流动的知识分子，他们趋向于集中在都市中心，很少和他们自己的家乡或祖籍有联系。如康梁和他们的许多同事都是广东人，但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场所都在北京、上海和长沙等地。此外，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组织活动大部分发生在官场或地方社会的范围之外。在城市中，他们的活动集中在学堂、报纸和自愿结合的团体内，从而为后代树立了榜样。中国的知识阶层人数很少，分布在大城市中，并且和他们家乡的社会断绝了往来，因此当他们最初产生于维新变法的时代时，当然是中国社会中的无足轻重的人物，但这类人物往往对变革特别敏感，而且经常成为变革的代理人。一般来说，中国的社会精英往往未必是政府的批评者，反而是它的支持者。可是现在，在中国的知识阶层“对政府提出的政治要求要比士大夫多，而他们的政治支持则远不如士大夫可靠”^[31]。因此，他们与国家的关系常常是一种紧张的而不是同命运的关系。在这里，中国第一代知识阶层又证明了它的典型性。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知识分子并不一定都是政府的革命派政敌，然而他们的基本政治态度是与政府离心离德和对它抱有批判的意识。在以往时代，中国士大夫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感到十分自豪自满，对从过去延续下来的思想源流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意识，认为这种传统是天地间知识的唯一源泉，它能提供指导人类心灵和社会活动的智慧和准则。然而，当维新时代开始时，和西方文化的五十年接触已经大大开拓了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的文化视野，同时使他们与自己的传统产生了疏远感。由于各种各样的文化信仰从外部纷纷涌进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现代世界中迷失了他们的精神方向。因此，在产生中国知识阶层的同时，其成员不但有了开拓的文化视野，而且还经受着怎样与自己文化打成一片这一深深令人苦恼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过去士大夫几乎闻所未闻的。

从所有这些与社会、国家以及文化传统发生的关系中，可以看到维新时代产生了新的社会类型的人，这些人和旧式士大夫截然不同。他们的出现，与新颖的思想风气、新的变革的组织工具以及正在成长的社会舆论一起，构成了维新时代的主要遗产^[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