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对近代中国的变化曾这样说过:“最早促使中国走向某种程度的现代化的不是别的什么力量，而是帝国主义。”[18]“没有帝国主义侵入中国，靠中国人自动发展，晚一两百年都有可能。”[19]胡绳指出，帝国主义进来了，总要带来一些新的东西，总要使旧的状态发生某种变化，以适应它自己的需要，如推销商品、办工厂等。帝国主义利用中国的旧势力，要它购买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最大宗的商品就是军火，为此，就必然要求改革旧式军队。列强还要求中国修铁路，改进交通，在中国搞点工业，搞点新式的东西，是因为这些有利于它对中国的掠夺和控制。鸦片战争后，列强在中国不满意的是那些最顽固守旧的势力，感到是自己的障碍，总想加以改变，而曾国藩特别是李鸿章正适合这种需要。曾、李洋务派要搞一点近代化，但又不肯变革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洋务派与顽固派有矛盾，帝国主义是站在洋务派一边的。后来洋务派中又分化出一部分人，不但主张办新式企业，还进一步要求改革政治，改革文化，实际上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发展下去就是康、梁思想。帝国主义开始对康、梁也抱有希望，但最后还是选择了慈禧。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列强仍要慈禧回来，说你回来，我还是承认你，列强并没要康、梁拥护的光绪当政，为什么？因为这时候已不存在洋务派同顽固派的矛盾，就是说，已经没有人包括守旧的人反对办新式工业了。所以，帝国主义这时并不支持康、梁这些知识分子，而是支持旧势力，这时候的旧势力也已变得对帝国主义很顺从了[20]。
单搞工业，虽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并不等于就是搞资本主义化，关键是同时还要进行相应的从政治到思想的一整套改革。冯友兰说过这样的意思:如果让洋务派搞工业一直搞下去，中国就会整个地改变，实现现代化，这似乎是唯物史观。其实，事情不是这样简单的。当然，不搞工业，不发展经济，以为只靠变革思想、政治，就能实现现代化，也是不行的。这是民国初年包括五四运动时的思想，很幼稚。
所以，胡绳认为，工业化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在不根本妨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范围内发展工业，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发展工业的道路。走这条路，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另一条是首先推翻掉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这个前提下发展工业，才能真正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或者资本主义化。这就是革命的道路[21]。胡绳指出，在中国近代史中，现代化也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的中国，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那时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没有提上日程。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当然就是中国国内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和斗争的问题。而且还不只是国内的问题，因为这时已经渗入了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可以这样看，“最早促使中国走向某种程度的现代化的不是别的什么力量，就是帝国主义。说只是某种程度的现代化，是因为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所到之处，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一切社会制度落后的民族和国家，但并不是要使它们真正成为和自己完全一样，而只是使那里发生以有利于自己实行殖民统治为严格范围的朝向资本主义的变化”[22]。
胡绳还认为，经过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进入中国以后，要原封不动地保持封建社会的原样，已经是不可能的。帝国主义的压力不允许中国统治势力闭关自守，也不允许它一切保持原样。帝国主义的压力也刺激了中国人民追求新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近代史中的现代化问题不可能不出现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在帝国主义允许的范围内的现代化，这就是，并不要根本改变封建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而只是在某些方面在极有限的程度内进行向资本主义制度靠拢的改变。另一种倾向是突破帝国主义所允许的范围，争取实现民族的独立自主，从而实现现代化。”[23]这两种倾向在中国近代史中虽然泾渭分明，但有时是难以分辨的。
夏东元认为，19世纪60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从一定意义上说，即是中国早期的近代化运动，也就是以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为中心并相应改革军事、教育等多方面的活动。洋务运动，是在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的历史条件下兴起的；是在变落后为先进、变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变贫弱为富强的变革思潮中发生和发展的；是在清王朝遭到太平天国革命和英法联军入侵两重压力下，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策略而起步的。显然，洋务运动的“起步”，是立足于向英法等列强妥协并取得其支持，尤其是军事技术的支持，以把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这一基点上，当然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并带有买办性。但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发展近代工商业为中心的近代化的改革，却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客观经济规律和作为客观经济规律的反映的变革思潮要求的[24]。近代军用工业虽有封建性买办性，但却是带有进步因素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www.xing528.com)
夏东元认为，没有洋务运动引进和学习先进科学技术，没有在这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装备较为先进的海陆军在战场上与武装到牙齿的列强对阵和较量，虽有被梁启超称为中国具有“第一流”“外交术”的李鸿章，也不能在谈判桌上谈斤论两、讨价还价的。由此可见，洋务运动的自强求富结果未能做到将侵略者赶出国门收回被侵占的权利，这是失败之处；但在洋务运动中增强了军事经济力量，列强未能瓜分中国使中国殖民地化，洋务运动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因而不能不认为它的成功之处，不能不承认在中国封建主义土壤里第一次生长出资本主义，这一飞跃是洋务运动所促成，是洋务运动缩短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航程。这种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对社会发展规律起的促进作用，就是洋务运动的莫大成功[25]。但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这就是民主制度。于是19世纪80年代出现新的变专制制度为君民共主的民主制度的变革思潮。这是客观经济规律发展需要的反映。然而洋务派却非但不适应这种要求而变革，反而从中法战争后的1885年起加强专制统治，并把这种反动倾向渗透到军队和企业管理等方面去。这对军队的战斗力、企业的竞争力都起了不好的作用。这种逆历史潮流的做法，导致甲午战争的失败是必然的。由此可见，“洋务运动以应该变而变，从而顺应历史潮流而开始和发展，以应该变而不变，从而违反历史潮流而结束”[26]。
在把争取民族独立视为中国发展现代化的先决条件的基础上，胡绳对近代以来为中国发展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四代人进行了新的评价。他说:“洋务派是第一代讲现代化的人，不过它讲现代化只是在帝国主义要求的范围内进行；第二代是康梁，我的书叫他维新运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是从第一代分化出来的，这部分就不同，比较地提出要独立的问题来了，提出帝国主义压迫的问题，而且还提出政治上的问题。从第二代里又分化出第三代: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这一派。第三代里又分化出来第四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所谓一代比一代前进，至少有一个标志就是民族独立问题，在独立的前提下来发展现代化。”[27]
其实，现代化是一个包罗宏富、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过程。它首先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过程，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各方面发生现代化变革的过程，也是经济落后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过程。现代化是近二三百年来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主题。它自发端于西欧起，就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全球，迄今为止，现代化在世界范围的发展出现了三次大推进的浪潮。中国现代化的启动正值第二次现代化浪潮汹涌之际，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它打破了中国长期封闭发展的格局，是中国通向现代世界的新纪元，从此，中国踏上艰难的现代化的路程。
可见，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中国也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和不平等条约的屈辱中开启了现代化之门。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中国近代史是中国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最终赢得民族解放的历史。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是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被迫走向世界的历史。近代中国历史，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变动的历史，无论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还是从国内生活到国际关系，变化的广度和深度，都是过去所有王朝无法比拟的。这段历史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虽然短暂，却是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
以鸦片战争为起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已经历了一个半世纪之久。根据倡导和推动现代化的领导力量之更迭，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1840—1911)，即清王朝在其统治的最后几十年中试图挽救其衰亡命运而从事的现代化努力，大体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即洋务运动、百日维新和清末“新政”，属封建主义现代化类型。第二个时期是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诞生(1912—1949)，1911年的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民国时期资本主义模式的现代化发展阶段。辛亥革命终结了封建君主专制，在中国第一次建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迈出了中国的政治从专制向民主转化的重要一步，开创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先河。但资本主义模式的现代化却因军阀混战与政治纷争等原因而倍遭摧残，而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又打断了国民党主持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推进。抗日战争结束后，代表中国两种不同命运的国共两党经历了四年的国内战争较量，因国民党政府本身的腐败与无能败走台湾，中国共产党创建了新中国而结束。第三个时期(1949年至今)，共产党在取得了现代化主导权之后，开始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之路，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动员全体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运动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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