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几乎是史学界一致公认的。我国著名史学家胡绳说“道光二十年到二十二年的鸦片战争，是封建的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的转折点”[2]，由是开始了近代中国的艰难历程。
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文化中国家制度的第二次被迫转型的开始，如顺利，经200年的过程至2040年当可完成。中国文化要过“历史的三峡”，其间必定痛苦万分，死人如麻。中国文化在春秋五霸时期，学说辈出、百家争鸣。从秦始皇至汉武帝时期，其间二三百年，为第一次转型时期，即从郡县制向封建制的转型。而这第二次转型的背景乃是中西文化激烈碰撞，英国欲使中国成为“第二个印度”的国际谋划下被迫开始的。
对于这场战争的起因，我们是耳熟能详的——英国走私鸦片→中国查禁鸦片→英国挑起战争。然而对此被我们认为定论的起因，西方却争论不休。
费正清在20世纪40年代初就指出:“十九世纪中国外交政策，只能从传统的中国背景——纳贡制度来了解”[3]，“中国世界秩序”是非常重要的，而纳贡制度便是以这种“中国为中心”，和“中国人的优越感”的观念为基础的。换言之，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反映出本国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即等级制度和不平等主义。这种纳贡制度不仅限于中国同亚洲国家的关系，而且也包括同来自远洋的欧美人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它是基于广州贸易制度和后来的条约制度之上的。鉴于传统纳贡制度的不变性，使得中国在与西方国家的接触时，毫无心理准备并采取了敌对的态度，于是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后来，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中西两种文明是冰炭不相容的”[4]。因此，当二者相遇时，冲突便不可避免，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中西文明的接触与摩擦、对抗与冲突的历史。费正清认为，中西文明是相互对立的两大体系，反映了社会发展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中华文明是一种有别于开放性海洋文明的内向型大陆文明，是一种有别于扩张性的商业—工业—军事型的、充满调和与折中精神的、停滞的农业—官僚政治文明，是一种与竞争的个人本位相异的顺从的伦理本位文明。现代的西方文明洋溢着勃勃生机，而古老的东方文明则充斥着顽固的惰性。“传统模式的迟滞与稳固、资源与文化的自给自足使近代中国对西方文明表现出顽强的抵触与排斥，更作不出相应的反应，因而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5]由于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中华文明缺乏内在动力去突破传统框架，它只能在巨大的冲击下，被迫对西方作出反应，这就是费正清著名的“冲击—反应”模式。
费正清的弟子张馨保1964年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林则徐和鸦片战争》，被誉为“有关研究鸦片战争方面最好的著作之一”，其采用的资料，包括林则徐的日记、鸦片战争文学集、怡和洋行档案和其他重要的英国和美国商业档案。张氏认为，中西方接触，冲突乃势所难免，其原因在于两者文化上的对立。因此，这场战争的原因，既不应归咎于中国，也不应归咎于英国，而是中英两国不可避免的错误和失去人性控制所造成的。张氏在叙述这场冲突时提出，一方是农业的、儒学的、停滞的和衰亡的清帝国，另一方则是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的、进取的和永无休止的西方。张氏还明确指出:“西方国际关系的观念与传统，同中国以父系为主、在天子统治下的宇宙伦理观念、政治制度两者之间，必然发生冲突。”他甚至认为广州贸易制度的中心思想就是“轻蔑外国人和厌恶商人”[6]，他认为林则徐在广州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在对外关系上的陈旧观念”，成为使他顽固和不妥协的枷锁，“他在处理案件的过分信赖儒教的仁义和道德观念”[7]。
张馨保除与费正清一样主张鸦片战争的近因是林则徐在广州销毁外国鸦片和监禁外国人外，还指出治外法权的问题(特别是在林维喜案件中)，是1839年危机的最大根源。尽管张氏远比哈佛学派的其他学者都更为强调“鸦片贸易”是战争爆发的因素，但是他仍认定英国商业扩张是一个关键性因素，而它产生于文化上的冲突并导致了这场战争。他认为，即使没有鸦片，仍然会有因为米或蜜糖而引起的战争。这种冲突虽然发生在外交、法律等领域之内，但反映了扩张与封锁之间的对立[8]。当时，林则徐和清廷为了维护现状而奋斗，而义律、英国政府和西方商人则是为了商业政策上的改变和中西关系的改善而奋斗。
美国另一位中国学家狄力普·巴素(Dilip Basu)在《鸦片战争和世界贸易制度》中主张把鸦片战争放入一个较大的世界整体观中来研究，即把它放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期中国内部问题中来探讨，指出在西方挑战开始颠覆中国的传统平衡状态、巨大的人口增加所引起的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下，19世纪早期的中国正经历着日益增长的社会动乱、猖獗的盗匪和各种犯罪活动及政治腐败、经济停滞。巴素还指出:中国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是“世界贸易制度的一部分”，鸦片战争是亚洲的第一个近代“殖民帝国战争”。巴素还认为在18—19世纪，双边关系是通往强有力的多边关系的途径。世界资本经济的范围逐渐扩大，整个世界大部分是外缘化的，而核心所在地是西方并且最近是在北美。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已经被“周边化”(Peripheralized)，且是亚洲贸易制度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亚洲贸易制度不仅包括英国和英属印度，而且包括美国和菲律宾。巴素强调鸦片战争“在世界贸易制度中居于核心地位，多边世界贸易的必要条件，已将鸦片战争变为与生命攸关的必需品，它不能被米或糖蜜所取代”[9]。鸦片最后带来了外缘的中国同核心的英国间的冲突。(www.xing528.com)
我国著名史学家胡绳则指出: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发动这次战争，除了保护鸦片走私以外，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当时英国资产阶级中热心鼓吹对中国作战的有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是鸦片走私贩子，例如被林则徐驱逐出境的查顿和玛地臣。这两个人多年在中国沿海从事鸦片走私而发了财，回国后不久，都成了国会议员，玛地臣还受封为爵士。另一部分人是与中国贸易有关的工业、商业、航运、金融等方面的资本家。他们竭力企图把英国的工业制造品推销到中国去。当时英国已经发生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的危机，英国资产阶级在全世界到处寻找新的市场。中国这样一个广大的国家自然成了他们觊觎的目标之一。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在对外贸易上的那些限制和规定是使英国工业品不能畅销于中国的主要障碍，因此“他们主张用武力冲破这种障碍，使中国成为对于英国商品自由开放的广阔市场。如果没有林则徐禁止鸦片，英国资产阶级也会找另一借口来发动战争，这是可以断言的”[10]，“英国资产阶级在1840年发动战争是以保护肮脏的鸦片走私为其直接原因，企图用武力迫使中国放弃一切自我保卫的措施，而向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自由开放——所以这次战争，在英国方面，完全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11]。
就这样，1840年，西洋人的战舰使用着中国人发明的罗盘驶入了中国的内海，用中国人的祖先发明的火药制造出了威力十足的火炮，轰塌了虎门的海关，杀死了无数善良的中国人。两年后，在南京，晚清的大员们在自己祖先发明的纸上签下了第一个屈辱条约，从此，中国江河日下。面对西方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中国人被迫作出反应。
面对西方的步步紧逼，晚清政府毫无思想准备，对西方的挑战自然也就没有系统而有效的应对能力，以至于被动挨打，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之所以如此，费正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中华文明的辉煌史给中国人带来了优越感，也带来了负担。中国习惯以天朝大国自居，蔑视“蛮夷”，妄自尊大，自以为是万邦之首，居中而统领，热衷于万国朝贺，顶礼膜拜。老大做久了，以至于变得昏庸老朽，拒绝睁眼看世界，拒绝承认世变。没有甘当学生的心理准备，这样的民族心理本身潜伏着悲剧的种子[12]。就连马克思也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13]第二，中国战略上的失策。一方面，“2000年来，帝国的重大安全问题都在亚洲内陆的边境——怎样对付长城以外干燥草原上一跃而起的部落骑兵的打击力量。向来只面对亚洲内陆的中国战略从未考虑过有什么危险来自东南沿海”[14]，因而缺乏心理上的准备和军事上的应对措施。另一方面，当西方人利用从中国传入的火药和自身的技术实现军事革命化的时候，中国人还在津津乐道自己的冷兵器如何如何优秀，中国人在理念上已比西方落后了。第三，儒家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儒学自汉朝成为历代国学以来，在近2000年时间里成功地占据了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地位，使中国社会保持了高度的稳定。尽管王朝更迭，沧海桑田，中国的社会演变始终跳不出儒家学说的模式。虽然儒家文化有其诸多优点，但也有其致命弱点。儒家思想倡导忠君守制，维护中央集权，反对个人主义，反对自由思想，扼杀创造性等，使得中国人愚忠、守旧、保守、惰性十足、不思进取、妄自尊大，对其他思想排斥，将西方文明拒之门外。这样的民族注定是悲剧性的。第四，中国人的惰性。费正清认为，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一旦确立以后，就任其自然发展，把许多人折腰断背的劳动视为当然，而一直把节省劳力的创造发明视为异端邪说。中国早期提倡现代化的人，在他们试图采用机器之时，总要与手工劳动的既得利益者发生冲突，因为从短期看来，机器似乎是在同体力劳动者进行竞争。“生死在天”是中国的一句古话。在广阔的平原上，忍耐性强的中国农民听任天气摆布，依靠天赐的阳光和雨露。这同生活在地形多样化土地上的欧洲人的命运形成鲜明对比[15]。
这场战争的结局是中国失败了。对于失败的原因，我们可以参考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茅海建不厌其烦地梳理出了大清王朝的军事实力、兵役制度、军队驻扎、调配、武器装备、战略战术、决策机制、作战心理等，并与同时期英国的情况进行详细对比，得出的结论是:清王朝的失败是必然的。
鸦片战争结束后，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认为:“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工业的破坏性影响、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所有这些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的破坏性因素，到1840年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中国从此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程。
胡绳认为，所谓“半殖民地”，就是半独立，“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统治者不完全是帝国主义走狗，他们有半独立的性格”[16]。“袁世凯自己将5月9日接受日本关于‘二十一条’最后通牒这一天定为国耻日，要大家不忘国耻。”“蒋介石也有半独立的性格。不然，共产党怎么可能和他合作抗日呢？甚至汪精卫开始也想搞点半独立，到云南策动龙云，想在云南建立自己的政权，与日本讲和，不想在日本刺刀下建立政权。结果未搞成，没奈何滑下去，跑到日本人那里去了。这些统治者，包括蒋介石，有一些对付帝国主义的办法，其中之一就是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蒋介石甚至利用美国与中共的矛盾。如果说，蒋就是美国的走狗，那么为什么他有时候敢于同美国抗一抗呢？”“甚至清末慈禧也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利用列强间矛盾的这一特点。当然，在利用矛盾上蒋介石比以往的统治者高明。”但旧中国的统治者只是保持半独立，“他们不能从根本上维护民族独立，不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他们总是要依靠某一个帝国主义势力，不是靠这个，就是靠那个。他们利用矛盾常常是靠一个去对抗另一个，兴许有人在主观上也想保住一些国家权益，或减少一些损失，但结果多半适得其反。所以统治者也只是半独立，不是从根本上站在维护民族独立的立场上”[17]。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