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纲要教学导论：误区辨析

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价值导向的误区辨析

长久以来，思想政治课教学存在的问题是教育要求脱离时代特征和学生实际，其价值目标与学生实际之间的代沟难以愈合，目标过于高远，过于政治化、理论化，远离人的主体性发展，目标过于理想化，只注重方向性，缺乏时代性、生动性，存在一定程度的“假、大、空”的现象。叙述的教条化和缺乏个性对学生难以产生必要的吸引力，从而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导向难以实现。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界也对上述问题作了大量反思，在教学中也有反映。就“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教学而言，在课程的性质定位上存在求真与求信仰的矛盾，对近现代史的叙述存在“革命化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矛盾，在教学方式上存在着生活化与庸俗化的矛盾。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以历史课形式出现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但历史课的特征在于“求真”，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目的则是“求信”。因而有学者说:“每一个国家要想促进国家的骄傲，而且意识到如果采用没有偏见的历史，就不能达到这样的愿望。”^[9]如何处理两者的矛盾呢？在实际教学中往往难以兼顾，从而走向两个极端:或是打着“求真”的旗号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就当作一般的历史课讲，在教学中只有历史叙述，没有明确评判，只有历史知识的传授，而无主流价值引导，不能凸显其思想政治教育的特征；另一极端是教师承担了辩护律师的角色，机械理解“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三个选择”的教学目的，虽然不会有政治上不正确的顾虑，但因此去剪裁历史，甚至罔顾历史真实，也有违“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设置的初衷。“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设置目的就是要说明历史经验与历史逻辑的契合，以史实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合理性。

近现代史叙述中的“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间的范式之争也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的价值引导。众所周知，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了中国近现代史的两套话语系统，即所谓“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革命史范式”将中国近代史视为西方不断殖民入侵，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及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过程。“革命史范式”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必然性，在革命年代，由于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合法性，毛泽东在范文澜等历史学家的帮助下用马列主义系统分析了中国近代史，形成了一系列著名论断，奠定了“革命史范式”的基础^[10]。现在，主流的观点是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理解为“革命史范式”，如有论者指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包括中国革命史、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发展史，指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不是一般的历史，没有经济史、文化史。它讲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讲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11]。(www.xing528.com)

也有论者认为应该以“现代化范式”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主线。其依据有二:一是改革或革命是中国近现代史中实现现代化的手段；二是中国近现代史是“多点一线”，生产发展、技术救国、阶级斗争、政治革命、制度变革、思想冲突、文化变迁等“多点”都汇聚成了“现代化”这条主线。这种观点认为，“在教学中还原中国近现代史的‘现代化范式’，是体现教学内容真实性的客观需要”。如果以现代化为主线构建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更容易让学生体会到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12]。但以“现代化范式”关照“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淡化了中国革命在近现代史中的关键地位，很容易走向“告别革命”说的陷阱，从而使“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的价值导向发生偏差。“告别革命”说否认了阶级斗争客观存在的现实，否认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而且能否正确认识近现代史上的晚清政府、北洋军阀、国民党政权，关系到中国民主革命的正义性、正当性和进步性^[13]。

此外，还存在将教学方式“生活化”、庸俗化理解的倾向。随着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对意识形态生活化理解的加深，为了使思想政治教育能够修正它貌似威严、冷峻的面孔，贴近人情、人性、人心，意识形态生活化理念业已成为广大思想政治课教师的共识。但在实际操作中，一些教师为迎合学生的趣味，在教学语言上运用大量不规范的网络语言，教学内容上从“生活化”走向“私生活化”，讲丑闻，讲八卦，热衷名人的私生活，将严肃的思想政治教学变成故事会。在这样的教学中不关注历史的宏大叙事，刻意消解历史的沧桑与凝重，只看见历史的枝枝节节，而不见历史的主线。这样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可能会情趣盎然，吸引学生，甚至得到学生的较高评价，却背离了课程设置的初衷；在价值导向上，自然主流价值退场，历史虚无主义及历史偶然性的观点占了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