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教学导论：十月革命后中国知识分子选择科学社会主义

二、十月革命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

20世纪初，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思想界的兴起，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些社会主义的观点、流派，同早已传入中国的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改良主义思想以及各种唯心主义的哲学流派同时并存、相互竞逐，形成了思想界极其纷繁复杂的局面。

正当中国人民在黑暗中探索，走入“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之时，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响，在中国人民面前展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天地。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听到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犹如在茫茫雾海之中望见了灯塔，备感高兴和振奋。一批最早接受革命思想的先进中国人，从此开始重新考虑中国的出路问题。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6]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经过五四运动，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才在中国由零星介绍进入到较为系统的广泛的传播阶段。这个阶段的到来，有国内外的条件。

从外部条件看，是因为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第一次从理论变为现实，从而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也改变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它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是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是把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民族民主革命联系起来的桥梁，从而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东方和中国传播的广阔道路。

从内部条件来看，一是因为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真正认识了马克思主义是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进行革命的思想武器，中国革命迫切需要这种思想武器，经过五四运动的初步实践，迅速接受了这种革命的科学理论；二是因为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成长壮大，1919年已形成了一支200万人的产业工人队伍，并且独立地登上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中国工人阶级已经由自在的阶级转向自为的阶级，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阶级基础。三是因为“五四”前的新文化启蒙运动，对封建传统的扫除，民主意识的宣传，科学思想的提倡以及自由探讨空气的出现，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早期科学社会主义在我国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进行的。十月革命后，在李大钊、李达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推动下，各地的新文化刊物发表了大量的宣传和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从报纸上来说，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北京的《晨报》副刊都刊登了许多讨论社会主义与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和译文。当然，在上述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介绍中，也有认识模糊的。但必须看到，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介绍与以前的相比是有根本区别的。

第一，从宣传和介绍的队伍方面来看，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介绍社会主义的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们或者主张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或者赞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或者信奉无政府主义。从根本上来说，他们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宣传和介绍社会主义的队伍发生了根本变化，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宣传社会主义学说时，有时也不够确切。但是，他们倾向“俄式”的社会主义革命，抛弃“法国式”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主张根本改造中国；反对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最重要的是他们愿意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积极参加实际的革命斗争。在“五四”以前，李大钊就明确地提出来“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的号召，强调到工农民众中去宣传社会主义。在李大钊的倡导下，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走到工厂、农村调查研究了解工人疾苦、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工人团体。这是与十月革命以前介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根本不同的。(www.xing528.com)

第二，从宣传和介绍的内容来看，十月革命以后出现了一批正确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文章。如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达的《马克思还原》等。这些文章都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以唯物史观作指导的，是主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在李达《马克思还原》一文中还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原理归纳为七个方面。李达的论述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虽然还有一些不够妥切之处，但是却有力地说明了十月革命以后，中国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认识已经有了重大发展。

第三，从科学社会主义著作的出版和流传方面来看，十月革命以后也有迅速的发展。在十月革命以前，除了个别著作在杂志上刊载以外，科学社会主义著作在中国没有印刷或单行本。十月革命以后，不仅在报刊上摘登了大量的科学社会主义著作，而且开始出版科学社会主义著作的单行本。1920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同年，上海群益书社出版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后半部分原译名为《科学的社会主义》)。

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不可遏制地传播开来了，连当时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的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中国，仿佛有‘雄鸡一唱天下晓’的情景。”^[7]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逐步在社会主义的各个派别中，选择和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从而把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探索国家出路的斗争，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先后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如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李达、蔡和森、周恩来、瞿秋白为代表的留学生，在国外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建立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为代表的青年学生，在国内的现实探索中经过比较和鉴别，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以董必武、林伯渠为代表的老一代投身辛亥革命的知识分子，是在打破了对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幻想之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虽然经历不同，但建立起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共同信仰之后，便形成了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干部上的准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党的纲领肯定了中国必须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找到的中华民族走出苦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