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纲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

关于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以往史学界的研究多侧重于五四时期，而很少溯及清末民初的情况。实际上，自19世纪末，随着国门被进一步打开，国人就已开始接触来自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

19世纪末，中国的现代工业还处在起步阶段，无产阶级尚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传播还缺乏必要的社会历史条件。但是，当时世界已经进入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国的一些有见识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已经开始看到资本主义的许多弊病，产生了对资本主义的种种疑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各个政治派别纷纷从事对社会主义的研究和介绍，企图从中吸收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社会主义思潮正是在这个时期被介绍到中国来的。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潮由海外逐步传入中国，其渠道分别来自东(日本)、西(欧洲)、北(俄国)三方。晚清时期，主要来自前两个渠道，以西欧为最早，以日本影响最大。

以西欧为例，19世纪末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广学会及其机关报《万国公报》在其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该会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政治、哲学、历史、经济、社会学方面的书籍。1899年2月至5月《万国公报》第121—124册上，连载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文的《大同学》。该书在介绍西方各种政治学说时，多次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并指出:“近世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克思，主于资本者也。”文中所提“安民新学”说的就是社会主义学说^[1]。

中国最早接触和介绍社会主义的群体是早年的留日学生。20世纪前后他们通过研读日本学者译著的社会主义书籍和与日本社会主义者的直接交往，较之国人对社会主义有了更早更多的了解。1902年，早期留日学生在《游学译编》、《江苏》、《浙江潮》、《湖北学生界》等刊物中先后发表了许多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他们还翻译出版了一批日本学者论述社会主义的名著，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幸德秋水的《广长舌》、《社会主义神髓》，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西川光次郎的《社会党》，久松义典的《近世社会主义评论》，岛田三郎的《社会主义概评》等。其中《社会主义神髓》一书代表了明治时代日本社会主义研究的最高水平，先后出了几个中译本，对中日思想界影响极大。

进入20世纪后，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对社会主义思潮也有所涉足。1902年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完成了其构思多年的重要著作——《大同书》，该书发展了其早期思想，并吸收了西方社会主义的某些观点，描绘了一幅融合东西方意念的大同世界的理想方案，带有明显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1902—1904年，梁启超接连撰文论及社会主义。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颉德”今译“基德”)一文中，他提到:“麦喀士(即马克思)，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2]在《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中，他对社会主义作如下简单解释:“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概括其最重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3]资产阶级改良派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是在介绍新知识的旗号下进行的。社会主义只是他们向读者介绍西方各种政治学派的一种，而且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也是零碎的、片断的，甚至是歪曲的。

资产阶级革命派中最早介绍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是马君武。1903年2月，他在东京留学生主办的杂志《译书汇编》上发表了《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1905年，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陆续刊登了一系列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文章。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民报》第2、3期连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政论家朱执信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对社会主义也作过热情的评介。1912年10月，他在上海应中国社会党之请，以《社会主义派别及其批评》为题，发表三天讲演，其中称赞马克思“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条理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4]。

继资产阶级革命派之后，中国最早一批无政府主义者也宣扬了某些社会主义学说。1907年8月，刘师培、张继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了“社会主义讲习会”，这是我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组织。他们开过多次演讲会，并在《天义报》、《衡报》上陆续登载了一批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李石曾、吴稚晖在法国创办的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也介绍过第二国际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但是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团体是在所谓“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有共同的神髓”这种错误认识的基础上，来谈论社会主义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立场出发，反对科学社会主义把共产主义分为初级、高级两个阶段，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在生产资料公有的前提下，允许个人具有生活资料是“根本上已背乎社会主义之定义”^[5]，甚至荒谬地提出，从社会主义实行之时开始，凡社会之物如衣食房屋之类必须统统公有，这才算彻底的社会主义。这种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早被马克思主义批判过的克鲁泡特金无政府共产主义的陈词滥调的重弹，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获得多少“知音”，到了“五四”以后终于被抛入了历史的垃圾堆。(www.xing528.com)

由此可见，一个多世纪以前社会主义思潮的传入与兴起，在中国呈现出一派纷繁复杂的历史画面，这是由当时特定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

从国际背景上看，19世纪下半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社会上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资产阶级在革命之初描绘的美好前景在人们心目中动摇，欧美诸国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很快波及东方，特别是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蓬勃发展，影响了一批中国留日生，也影响到中国思想界，使先进的中国人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

从国内背景考察，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促使了一些有识之士增加了对民族命运与国家出路的思考。据不完全统计，辛亥革命前期，全国兴办的各类大小学堂已达四五万所，新学生百万人，已形成了一个新兴知识分子群。这个进步的知识分子群体，既保持着中国的文化传统，又接受了西学的熏陶，知识面广，视野开阔，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特别在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他们充满爱国激情，积极向西方寻找真理。由于来自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大同”社会理想有某些相近之处，中西文化的这种契合，自然会促使中国新兴知识分子对风行欧美的社会主义思潮产生兴趣。社会主义思潮最初就是经由这个群体开始在中国民众中传播开来的。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由于中国社会主义思潮传播的最初阶段处在清末民初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它与五四运动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广泛传播有很大不同。

首先，最早接触和传播社会主义的人物十分庞杂，有传教士、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他们对社会主义思潮刚刚接触，了解很有限，因此他们对社会主义所作的介绍只是零星的、片面的，有些甚至是错误的。尤其要指出的是在传播中不仅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而且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拉萨尔、蒲鲁东的主张，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等也都作为社会主义新思潮，一概介绍进来，使人们眼花缭乱，真伪良莠难辨，这难免带来某些负面的影响。

其次，当时参与社会主义思潮传播的各类人士，大都是站在本阶级的立场来介绍社会主义的，他们力图把社会主义纳入各自的理论体系，使之适合本阶级的需要。孙中山是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他对社会主义寄予深切的同情，并将其民生主义视为社会主义。但他提出的“平均地权”的主张实质上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

最后，清末民初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虽曾形成一定规模，但其影响只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尚谈不上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就客观条件而言，主要是由于当时中国无产阶级尚未成长壮大，中国尚不具备社会主义思潮广泛传播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这种情况直到五四运动后才得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