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中国历史实践中的重要成果

三、中国共产党在从局部执政到夺取全国政权历史实践中，忠实代表中国各族人民利益，其领导地位成为中国人民必然的选择

历史的主体是人民，历史的选择最终要通过人民的选择来实现。民心向背对历史选择及其能否实现起着决定性作用。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共28年。在这28年中，党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曾遭遇过两次失败，但党重新发展起来，最终夺取了全国政权。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讲到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时强调了“三大法宝”:一是武装斗争，二是统一战线，三是党的建设。1947年周恩来在《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中谈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取得胜利，为什么能成功时讲了三个原因:“第一，人民拥护我们作战，相信我们是为他们做事的。”“第二，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的，是人民的子弟兵。”“第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得好。”^[7]从毛泽东等人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胜利，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因为其提出来的口号、政策与实践能够顺应民意，赢得民心，从而争取到了最广泛的民众的支持，使最广泛的人民群众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努力争取到广大农民的支持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如何对待和解决农民问题，显得尤其重要。可以说，谁能得到农民的支持，谁就有力量，谁就能胜利，就能得天下。对于农民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曾作过精辟的阐述，说:“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8]

要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就要切实解决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在旧中国，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占了农民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最迫切的要求，就是解决土地问题。谁能满足他们的这个要求，谁就能得到农民。因此，各党派的有志之士，都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案和主张，就连国民党也在1930年颁布了一个《土地法》。但由于国民党在农村依靠的是地主阶级，因此不敢在大陆进行土地改革，从而失去了广大农民的支持。与国民党相比，中国共产党坚决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和减租减息，使贫苦农民得到他们梦寐以求的土地，从而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还力图减轻农民负担，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在各根据地和解放区，普遍废除了原有的苛捐杂税；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使他们在政治上得到翻身。广大农民无不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了保卫他们的胜利果实，广大农民积极参军参战，使人民政权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人民军队有了源源不断的兵源和支前的民工，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真正形成了古今中外历史上少有的广泛的人民战争。仅山东一个省，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向部队输送了95万兵员，先后组建了9个纵队和1个军，动员1106万多民工、民兵帮助部队运送物资。民工们千里跋涉，随军转战17个省市，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参加了几十个战役。仅淮海战役期间，山东解放区就组织民工218.3万人，运送粮食2.3亿多斤，为淮海战役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

2﹒努力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等广大中间势力的支持

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及代表它们的共产党和国民党，是社会的两极，力量虽然比较强大，但是人数很少。处于这两极中间的，是广大的中间势力。谁能争取到这广大的中间势力，谁就能取得胜利。在中间势力中，除了农民群众以外，影响最大的是民族资产阶级。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具有较强的革命性。但是，由于其自身力量不够强大，政治上表现出软弱性和动摇性，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教训，对民族资产阶级作了正确的分析，指出它虽然具有软弱性、动摇性，但本质上是一个爱国的阶级，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属于人民大众的一部分。因此，在各个革命时期，无产阶级都要团结他们、联合他们，与他们结成统一战线，并在特殊时期，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统一战线内，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不仅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而且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集团结成了统一战线，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就要正确对待民族资本主义，保护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本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目的之一。但是，由于受苏联消灭资本主义做法的影响，我们党在一个长时期中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而是实行消灭资本主义的政策，因而把民族资产阶级赶到了敌人一边。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党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很快改变了这种“左”的做法，转而实行保护民族资本主义的政策，鼓励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只有“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9]。到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提出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交流，内外兼顾”涉及四面八方的十六字方针。正是在这些正确的方针政策感召下，民族资产阶级的很多代表人物与国民党越来越疏远，越来越倾向中国共产党，一部分本来准备撤走的资本家留在解放区和大陆，为解放战争的进行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做出了贡献。

3﹒努力争取和实行民主制度，建立民主政权和“帮忙政府”

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提问时明确指出: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10]。《新华日报》1945年2月12日在答读者问时也说:“现在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实行民主:有了民主，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这不是一句空话，是敌后解放区的事实证明了的。军队能否打仗，顶重要的是看它是否能得到老百姓帮助。……要老百姓和军队合作，当然得使老百姓享有民主自由。所以，实行民主是最重要的关键。没有民主，便一切都是粉饰的花样而已。”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呼吁实行民主制度，并率先在各个根据地和解放区实施。主要表现在:一是尊重和保障人权。不仅保障劳动人民的人权，还明确保障地主、富农的人权。二是实行“三三制”，建立一个包容性更强、代表性更广泛的政权。为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建立了“三三制”政权，当时为什么要实行这样的制度？就是为了以实际行动反对国民党实行的一党专政，让广大人民及爱国党派、民主人士都来管理政权，“建设一个包容性更强，代表性更加广泛的政府形象”^[11]。这项制度从1940年3月开始试行，次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颁布后全面推行，到1942年基本实现。1944年以后，“三三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由政权机关扩展到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机关。“三三制”的实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其中最突出的，是使边区各级政权有了广泛的代表性，有力地调动了社会各界团结抗战的积极性。边区还实行了普选制度和竞选制。

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建设“帮忙政府”。要想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必须保护群众的利益。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非常注意的。例如毛泽东一上井冈山，就规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后又发展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了严格的纪律。群众认识到这支军队和以往的所有军队都是不同的，因此人民群众把党所领导的军队亲切地称为人民子弟兵。但仅仅不侵犯群众的利益还不够，要得到群众的拥护，还要为群众谋利益。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中，就明确提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问题，即要解决群众的穿衣、吃饭、住房、柴米油盐、疾病卫生、婚姻等问题。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等人对这个问题讲得就更明确了。1940年1月16日，毛泽东在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工展览会开幕典礼时，还提出要建设“帮忙政府”。他说:“有两种政府，一种只知道刮刮刮，另一种则帮老百姓的忙——边区政府就是这种帮忙政府。”^[12]中国共产党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把各级政府建成了“帮忙政府”，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所以才有了广泛的执政基础。

严惩贪污腐败，保持良好作风，建设廉洁政权。一个政权是不是廉洁，直接关系到民心的向背。因此，切实加强廉政建设，是任何政权都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为了建设一个廉洁的政权，中国共产党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就采取了—系列有力的措施，防止贪污腐化现象的发生。早在1926年，中共中央就发出通告，号召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更与军队建设、政权建设结合起来，《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号训令，明确规定大力加强作风建设，反对贪污腐化现象。1933年12月15日，由毛泽东等署名发出了《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办法》。各根据地和解放区，也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惩治贪污腐败的法令。由于严厉打击贪污腐化行为，在各个根据地、解放区普遍形成了一种清正廉明的作风。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谈到陕甘宁边区和国民党地区的区别时就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13]这形象地道出了抗日根据地与国统区的重要区别。

4﹒善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提出符合民意的口号和政策

一个政党能否为广大人民群众所企盼与期望，还在于这个政党是否能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提出合众意的口号和方针政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特别是自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是做得比较好的。如在1935年底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适时地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转变了党在各方面的政策，使党从极端的被动转为主动；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做出必要的妥协，与国民党实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成为合法的政党，使中国革命重新复兴，党的力量重新得到迅速发展；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妥协空气和反共声浪甚嚣尘上，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突出问题的关键时刻，1940年适时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适时地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广大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有力地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尤其是自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经过8年抗战，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迫切希望和平，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这是民心所向，谁能给人民以和平，谁就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正是顺应这种民心，中国共产党适时地提出了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口号。为了争取和平，毛泽东甚至不顾危险，前往重庆进行谈判，从而赢得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古语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能顺应民意与历史潮流，从而得到了民心；而国民党为什么在大陆的统治“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短短22年即由兴而亡，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是人民选择的真正体现。1949年4月3日傅作义在起义通电中，对这个问题说得很明白，他说:“我们在实行所谓戡乱的时候，每天说的虽是为人民，而事实上一切问题，却是处处摧残和压迫人民。我们的部队，在乡村是给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权、豪门、贪官污吏保镖。我们不仅保护了这些乡村和城市的恶势力，而且还不断地在制造和助长这些恶势力。种种错误的恶因，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腐烂；反映在经济上，就是崩溃；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控制和镇压青年学生的反抗；反映在社会上，就是劳苦大众的生活，一天一天的贫困，上层剥削阶级奢侈淫糜的享受，一天一天的增高；反映在外交上，就是依附美国；反映在军事上，就是由优势变成劣势。所有这些都是因为违反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后为人民所抛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呢？这是因为共产党以工农大众和全国人民的利益为基础，在乡村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对城市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铲除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共产党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已经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的拥护。”^[14]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是不是顺应民意，得到民心，这是两党胜利和失败的关键所在。(www.xing528.com)

当然，我们在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的同时，还必须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党的领导与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历史和人民对党的领导与执政地位的选择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需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使党永远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得到人民群众的充分信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越走越宽广的政党。

【注释】

[1]迟克举等:《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从解放战争的胜利看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辽宁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2期。

[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3]《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7页。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09页。

[5]同上书，第114页。

[6]同上书，第115页。

[7]《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6～277页。

[8]《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107页。

[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1页。

[10]同上书，第168～170页。

[11]张鸣:《“三三制”政权的政治象征》，《当代中国研究》1999年第2期。

[12]《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页。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8页。

[14]转引自启跃编:《国民党怎样丢掉了中国大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