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人民选择满足

三、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满足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说明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为历史和人民选择的优越性:一是“中国革命产生的新诉求”，二是“文化危机引起的新审视”。

1﹒中国革命产生的新诉求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8]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29]。

一是马克思主义满足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诉求。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不仅“遭受到向饥饿农民横征暴敛和用武力压制一切自由愿望的亚洲式政府的压迫”，还“遭受到侵入中华帝国的资本的压迫”^[30]，这使反帝反封建成为近现代中国的双重诉求。既然反帝反封建是近现代中国最为紧迫的双重诉求，那么，这一新诉求必然成为中国人民检验一切文化的试金石。业已腐朽的中国传统文化，显然已与反封建的历史走向相悖逆；原本具有反封建文化功能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在中国却因殖民主义的需要而与封建文化结成了反动同盟，并且，帝国主义用枪炮战舰强行“送”到中国来的西方文化，根本不可能具有反帝救国的功能。毛泽东说:“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31]由此引出，在进入中国的众多国外思潮中，唯有马克思主义兼有反帝反封建的双重功能。

二是马克思主义不仅有效地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历史主题，满足了中国历史和人民的需要，而且马克思主义还具有为历史和人民选择的优越性。第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承认物质生活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并以可靠的科学知识、历史材料和科学方法为依据，探索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最一般规律，因此，它的每一个原理和论断，都不是凭空设想的，而是来自他们对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发展规律的分析，来自对人类文化的优秀遗产批判地继承。这里可以引用列宁的论述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32]第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抨击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的思想特征。它对暴力革命给予充分的重视，《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33]它主张先进的无产阶级建立坚强统一的政党、军队，以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采用革命手段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以及革命完成后将出现共产主义美好世界的理想，这种革命精神，对于中国人特别有吸引力。所以，斯诺说:“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十到十二岁的童工在晚上时常被关起来，睡在他白天操作的机器之下的破布堆里；人们不必要有锐利的观察力，便可以明白为什么《共产党宣言》会被这个国家的人民奉为圣经。”^[34]第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在这一历史时期，“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已被承认是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35]。作为指导无产阶级追求自身和全人类解放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具有强烈的批判性，而这恰恰满足了当时中国高涨不衰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心理需求。马克思主义原本就指明了一条通往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合理的社会制度的道路，这时，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经过列宁和俄国革命“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了俄国革命的印证，具有异常突出的实践性。它既具备了踏实的战斗精神和严格的组织原则，又提供了具体的见效于俄国的社会改造方案。这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人民的实践需要相互契合，更容易被中国人所接受。第四，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地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36]马克思主义因其“为了人民”和“依靠人民”而产生的彻底的“人民性”，这使它具有比其他资产阶级理论更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这些优越性，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迅速传播并逐渐成为占主流地位的社会思潮。

2﹒文化危机引起的新审视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出现了危机，这种文化危机引起中国人民的新审视。

一是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相融性。这一审视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是怎样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可以归纳为:第一，在社会理想方面，传统的“大同”思想使中国人易于接受共产主义社会构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共产主义所确定的一些基本原则，如生产资料全民公有，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消灭差别、消灭阶级和国家消亡等，从形式上看，与中国自古以来就一直存有的实行财产公有、人人平等、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大同世界有外在的“形似”之处，这引起了中国先进分子的共鸣，他们用“大同”社会理想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如吴玉章就说:“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所有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交织成一幅未来社会的美丽远景。”^[37]第二，在政治观方面，传统民本思想使中国人易于接受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丰富的民本思想，如“重我民”、“施实德于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著名观点。这一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达到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民主的思想有相通之处，从而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所接受，并实现思想的转变。例如1919年7月前，毛泽东尚不能将民本思想与民权思想、平民思想区分开来，他认为平民主义就是“兑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38]，并希望通过“民众的大联合”来实现救民的目标。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后，毛泽东才深深地懂得，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无产阶级民主，使人民的各种利益得到切实保障。第三，在历史观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经世致用和敢于斗争的思想使中国人易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共产党宣言》明确宣告:“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39]，无产阶级要想彻底解放自己，“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40]。马克思主义这些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经世致用和敢于斗争的思想达到了某种共振，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了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学说的划时代意义，因此，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是首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如毛泽东就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欢迎，他在回忆青年时代接受马克思主义时说:“记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在上述书中，“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41]。由此，毛泽东得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42]的结论。第四，在价值观方面，家族本位的观念使中国人易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念。家族本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它表现为强烈的群体意识，而马克思主义又重视集体主义价值观念，这就容易使人们用中国的家族观念去表层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通过十月革命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强调集体主义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群体观念更为接近。如列宁的建党学说就十分强调要建立一个有严密组织、铁的纪律的革命家队伍——无产阶级政党，其成员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即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严格遵守组织纪律等。于是，传统文化中的群体意识便与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集体主义取得了某种程度的关联。

应该说，从文化形态上说，马克思主义与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这两者在话语上又有某种相通之处，这在客观上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民众所认同和接纳。

二是审视如何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难题。这一审视要解决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发展的需要。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政治危机的加剧，中国文化价值中的两大价值，一个是秩序，惧乱；一个是根深蒂固的文化至上感，中国乃天朝之国，中央之国^[43]都受到空前的挑战。任何一种伟大的理论与运动，要想获得中国人民的认同，必须解决这两个问题。

在进入中国的众多西方思潮中，马克思主义有助于解决中国文化自信心失落的难题。鸦片战争后，以儒教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只会使中国人备感压抑和窒息；而外来的资本主义文化侵略，却又使中国人备感屈辱和失落。中国人民一方面身受西方列强的欺凌，对之充满仇恨，另一方面还得学习西方列强的制度和文化，这实在是一种痛苦的心理折磨。如果突然有一种理论，这种理论不仅告诉人们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端，而且直截了当地呼吁人们用暴力推翻它、代替它，而后将建立一个高于它、优于它的社会制度。这必定在心理上容易被资本主义长期侵略的国家的人们所接受，因而具有很大的诱惑力。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一下子使高出西方列强的这种社会制度由理论变为活生生的现实，并且这种制度根本就是以往的任何制度所无法比拟的，它不但超越了资产阶级思想，而且是建立在对列强制度的批判且又能将社会带到远比列强更高级的社会的观念。所以，这种理论必然能重新点燃中国知识精英们重建中国文化的自信心。

马克思主义还可以解决中国文化的秩序的难题。中国文化的失序，是由于封建主义的腐朽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共同造成的。所以，“20世纪上半叶处于革命风暴中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义革命特别需要在本质上是革命的哲学”^[44]，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批判基础之上的理论，它不但能超越封建主义，也能超越资本主义，并且与资本主义不共戴天。它不仅提倡暴力打碎旧世界，而且号召贫苦群众组织起来建立新世界；它既是坦率的革命理论，又是对暴力与革命进行合理化的理论。所以，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以革命的名义，消灭所有反动力量，让被压迫、被剥削、处于社会最下层的人民当家作主，这对当时多次遭受失败的中国精英们的吸引力是可以想见的。

总之，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地阐明了社会历史变迁的物质基础及其发展规律，而且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前景；不仅阐明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实质，而且指明了克服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基本目标和革命手段；不仅确立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而且指出了实现这一理想的政治措施和社会发展道路；十月革命又将社会主义理想具体化、制度化和现实化。所有这些既维护和更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又满足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现实要求；既重铸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又提供了具体的革命道路；既加强了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决心，又满足了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诉求。所以，马克思主义具备了满足历史和人民选择的优越性。

中国人民和历史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概括起来就是如下几点:

从时代因素来看，鸦片战争的失败激起了中国人对自己道路的新探索，但新文化运动以前，先进中国人的这种探索屡遭挫折，特别是辛亥革命没有解决近代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危机，在中国社会引发了新的思考，从而为社会思想发展提供了历史条件；新文化运动对民主和科学的张扬，对旧文化、旧礼教的批判，揭示了文化变革的新主题，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使中国人对资本主义道路产生怀疑，而十月革命则带来了用劳农革命的社会主义新道路解决中国问题的新视角；五四运动唤起民众关注政治、改造社会的新觉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给中国革命展现了新的局面，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强大力量。

从历史发展的逻辑来看，近代中国面临政治、文化的双重危机和历史转折，先进的中国人选择和实验了多种解决危机的救国方案。胡适的改良主义由于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不合国情之处，其改良主义办法又不能解决中国的重大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因此没有成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虽然具有反侵略反专制要求，但同时也有局限性，在他逝世后被泛化、儒化，甚至专制化，因此最终也无法成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从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契机上来看，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满足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诉求；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还能解决中国传统文化秩序和自信心的两大难题；同时马克思主义还具有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人民性等根本特性，并与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理想、政治观、历史观、价值观等方面存在相通之处，所以马克思主义才成为中国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2]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8卷，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17～219页。

[3]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5卷，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1～12页。

[4]《魏源全集》第4册，岳麓书店2004年版，第27页。

[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4页。

[6]吴玉章:《吴玉章文集》下卷，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2页。

[7]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34页。

[8]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原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15日；唐宝林:《五四风云人物陈独秀》，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63～67页。

[9]鲁迅:《〈呐喊〉自序》，原载北京《晨报·文学旬刊》，1923年8月21日；孙红贤、阎素娥:《五四风云人物鲁迅》，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页。

[10]鲁迅:《狂人日记》，原载《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15日；孙红贤、阎素娥:《五四风云人物鲁迅》，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1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12]《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5页。(www.xing528.com)

[13]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新大陆游记》，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1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15]《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页。

[16]《毛泽东书信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6页。

[17]《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25页。

[1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19]《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1971年8月4日。

[20]《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09～110，112页。

[21]李大钊:《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原载《每周评论》第22号，1919年5月18日；朱志敏:《五四风云人物李大钊》，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页。

[2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页。

[23]朱志敏:《中国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12期。

[24]胡适:《易卜生主义》，原载《新青年》第四卷第6号，1918年6月15日；耿云志:《五四风云人物胡适》，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

[25]鲁迅:《娜拉走后怎样》，原载1924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刊》第6期；孙红贤、阎素娥:《五四风云人物鲁迅》，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150页。

[26]朱志敏:《政治思想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

[27]朱志敏:《政治思想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2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

[30]《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页。

[3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4页。

[32]《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285页。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

[34]斯诺:《斯诺文集》第4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58页。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37]《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05页。

[38]《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3页。

[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页。

[40]同上书，第307页。

[41]《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379页。

[42]《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43]虞友谦、陈刚主:《当代中国文化走向》，河海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44]胡为雄:《毛泽东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