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面对形形色色的“主义”，历史和人民该如何和怎样选择
这部分需要讲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十月革命带来的新视角，二是五四运动唤起的新觉悟，三是中国共产党展现的新局面。通过这三个“新”，说明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没有成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也就从几个侧面突出了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1﹒十月革命带来的新视角
一是审视资本主义的新视角: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方案产生了怀疑。从社会思潮方面看，十月革命以前，中国先进分子大多对西方资本主义方案充满渴望，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极端的形式进一步暴露了现实资本主义的严重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固有的矛盾。看到战后欧洲的满目疮痍和西方物质文明的堕落，科学的进步非但不能制止大战，反而加剧了战争的残酷性和危害性，许多中国人，特别是“放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转而对资本主义文明深感失望、惶惑和愤慨，“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11]。从先进分子思想个案方面看，李大钊当时就指出:“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12]梁启超对一战后欧洲的描述，也说明了这一点，他说:“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13]既然西方人对自己都怀疑了，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还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呢？由于中国的先进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方案产生了避害意识，因此就用新的视角来审视过去向往的资本主义。
二是学习方向的新视角:从“西学东渐”转向“以俄为师”。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学习的方向一直是西方，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但始终没能改变中华民族在风雨中飘摇的命运。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描述了当时的情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天变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这种痛苦的经历，对中国的先进分子来说是一件好事，旧的路走不通了就会寻找新的出路。”[14]于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把目光转向东方，这就为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现实的土壤。
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新视角:用社会主义思想指引自己走向解放之路。十月革命之前，中国人只面临着两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即不是封建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不行，因为封建文化与反封建的历史走向相悖逆；而学习资本主义，又走进了死胡同。正当中国人民在苦闷中摸索，在黑暗里苦斗的时候，十月革命爆发了，左右碰壁的中国知识分子蓦然发现，原来，这种高于资本主义文明的“第三种文明”，就是马克思主义。由于十月革命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因而对中国的先进分子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和亲和力。它证明，“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社会主义之进行”[15]，不仅发达国家，就是不发达国家，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解放之路，这确实使陷于彷徨和苦闷之中的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如毛泽东当时就兴奋地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16]彭荫柏对此也作了论证，他说:“中国国情，如社会组织，工业状况，人民性质，皆与俄国相近，故俄之过激主义可以行于中国。亦不必抄袭过激主义，惟需有同类的精神，即使用革命的社会主义也。”[17]，这样，俄国十月革命就给中国树立了一个现实的榜样，提供了一个将社会主义由理论转化为实践、由理想转化为现实的可操作的“范式”。所以，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8]
四是进行革命方法的新视角: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搞群众运动。在十月革命中，俄国工农大众在社会主义旗帜下的革命发动，给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即组织民众，采取暴力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董必武说:“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孙的路子不对头，总是靠军阀。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于是我们开始研究俄国的方式”，开始读“马克思主义”，因为我们“从俄国革命中见到了搞群众运动。”[19]。吴玉章也说，他从辛亥革命以来的实践中认识到“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而“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20]。
2﹒五四运动唤起的新觉悟
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讲:
一是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和会上的表演，使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本质有了新的认识。巴黎和会前，中国的社会各界对巴黎和会抱有幻想，以为中国真的可以在巴黎和会上挽回已经丧失的独立地位，从此获得真正的民族解放和“民族自决”了。然而，中国人民对巴黎和会的要求不仅完全被无理否决，而且巴黎和会反而把德国在山东强占的一切特权全部交给日本，德国在中国的其他权利，各个帝国主义者竞相抢夺，肆意瓜分。“公理战胜强权”的美好词句，变成了强权战胜公理的既成事实。这就彻底戳穿了帝国主义所宣扬的“自由民主”、“人道主义”、“保护弱小民族”等种种谎言和骗局。灾难深重的中国，经过这次会议，非但未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反而使自己身上的枷锁更加沉重了。李大钊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中，更是把帝国主义的本质淋漓尽致地揭露出来，他指出:“这回欧战完了，我们可曾作梦，说什么人道、平和得了胜利，以后的世界或者不是强盗世界了，或者有点人的世界的色彩了。谁知道这些名辞，都只是强盗政府的假招牌。我们且看巴黎会议所决议的事，哪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哪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个强盗国家的牺牲！”[21]对帝国主义幻想的破灭，使人们更加感到民族危机的严重，同时由于看到中国的独立和自由不可能通过向帝国主义乞求来实现，帝国主义正是中国的敌人，这就唤起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新认识。
二是五四运动唤起了什么样的新觉悟？这主要是使中国先进分子认识到人民群众起来“直接行动”对政治产生的重大影响及其“根本改造”社会的可能性。第一，五四运动从规模和形式上都堪称“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五四运动体现了近代以来历次斗争所不具有的广泛性、群众性，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第二，五四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其“彻底性”，一方面是指斗争的坚决性、不妥协性。毛泽东说:“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22]另一方面是指从感性地排外到理性地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的联合，从而在这场运动中，提出了“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和“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等口号。第三，经过五四运动以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不仅从理论上一般地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而且亲眼看到中国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他们开始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行组织工作，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三是五四运动后思想领域出现了“问题与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三次论战，引出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主义、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和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为何未能成为历史和人民选择的问题。
这三次论战，教材把它们放到“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板块中，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项工作内容，而且教材所呈现的内容比较少，讲授时可以把“问题与主义”之争作为重点来讲，并拓展教材内容，侧重从论战发生的历史环境、双方论战的焦点、主要的观点、实质、当时产生的社会影响等方面来说明，并把论战双方的主要观点进行比较。在比较的基础上，进一步追问:胡适的改良主义为什么没有成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呢？原因有二:第一，他的理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第二，他的实践不合国情，软弱无力[23]。
理论的先天不足是指胡适的改良主义理论源自杜威的实用主义，而杜威的实用主义不承认绝对真理，不讲宇宙本源，认为一切真理和科学规律都源于人的主观，真理和科学规律只不过是被验证了的人的思想，而不是客观存在的反映，这与现代理性的本质要求相悖，是浅薄的经验主义。(www.xing528.com)
理论的后天失调主要是指胡适改良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向何处走？在胡适看来，思想文化的变革决定国家变革，应该进行文化改造。他一再向民众疾呼，要在中国掀起一场思想文化运动，一场“中国的文艺复兴”，力倡民主和思想自由，以此来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避免暴力革命。
实践的不合国情主要指胡适改良主义思想与当时中国的国情相差甚远。当时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经济不发达，社会充斥压迫和不平等，文化落后，单靠改良的办法根本无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
实践的软弱无力是指胡适主张用“温和”的方法去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反对暴力行动，但在军阀割据的靠枪杆子“说话”的当时社会，对军阀讲民主改良等于与虎谋皮，其“好政府”主张的失败证明了这一点。
如同样是对待妇女问题，胡适和鲁迅的态度就明显不同。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胡适这样评述《娜拉》:当娜拉“忽然看破家庭是一座做猴子戏的戏台，她自己是台上的猴子。她有胆子，又不肯再装假面子，所以告别了掌班的，跳下了戏台，去干她自己的生活”[24]。这便是追求自由独立和个性解放，但是胡适只是赞扬了娜拉不受家庭羁绊、不愿充当男人玩偶的反抗精神，让娜拉一走了之，而没有给她指明出路，这是改良主义的胡适的局限性造成的。
而鲁迅在关于《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则指出:“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鲁迅认为，要取得妇女的解放，就要解决妇女经济上的独立问题，“这就当然要有剧烈的战斗”，然而，“中国太难改变了……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总要打到的”[25]。鲁迅对妇女解放问题所以能比胡适看得更尖锐、更深刻，是由于他欢迎“剧烈的战斗”，不怕血的斗争，而改良主义者的胡适，虽然也希望妇女得到解放，但他却不愿意出现“剧烈的战斗”，害怕血的斗争，因此也就无法真正解决妇女解放的问题。
因此，胡适的改良主义由于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不合国情之处，其改良主义办法不能解决中国的重大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因此没有成为中国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对于其他两场论战，可以结合教材内容简要讲授。在讲解的基础上，要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同非马克思主义者论战的结果:第一，使许多并不了解社会主义的人转而信仰社会主义了；第二，帮助倾向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划清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科学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推动他们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从而回答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主义，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和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都不能成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的原因。
3﹒中国共产党展现的新局面
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
一是讲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产生的重大影响。第一，中共二大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第二，组织香港海员、京汉铁路、安源路矿、开滦五矿等罢工，掀起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第三，提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主张，与国民党合作，掀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通过简单介绍大革命的内容、国共分裂及革命失败的原因，引出孙中山三民主义为何没有成为历史选择的问题。
二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何没有成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关于三民主义的产生及内容在辛亥革命的章节中已经讲到，但如果放到这里讲授，从整体上加以分析或许更适合于专题讲授方式。三民主义思想体系比较庞杂，通常将其分为新三民主义和旧三民主义两部分。放到一起讲，既要讲其由“旧”向“新”的发展，又可以考虑将其放到一个体系中理解。第一，三民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可以讲其从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的发展:民族主义从排满、五族共和到反帝、各民族平等，民权主义从建立共和国到提出国家政权为平民所有，民生主义从平均地权到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通过这一讲解，使学生对三民主义有较为全面的认识。第二，分析三民主义思想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理论上缺乏细致严密的论证，思想上新旧杂糅，含有内在矛盾。如其旧三民主义主张民族主义，但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纲领；主张民权主义，但不敢依靠广大工农群众；主张民生主义，但不敢发动广大贫苦农民通过自下而上的斗争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其新三民主义虽然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帝的内容，民权主义中强调了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提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两大原则。但新三民主义在理论上、纲领上仍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第三，三民主义的演化。由于孙中山去世较早，他的思想被泛化、儒化、专制化。泛化是指后来国民党内各派以及一些中间党派对三民主义作出多种解释，使其本来面目变得模糊不清。儒化是指戴季陶等国民党文人政客夸大三民主义中传统思想的成分，以曲解的手法将孙中山孔子化，认为“孙中山是中国几千年正统思想的继承者”[26]，进而将三民主义儒化并与官方意识形态的三民主义相结合，消解了三民主义的现代性。专制化是指蒋介石打着孙中山“行易”哲学的名义，“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儒家传统文化糅合到一起”[27]，以“力行哲学”讲三民主义，建立起他的唯心论的、鼓吹盲从的愚民主义的认识哲学，使之成为宣传一党专制、个人独裁的依据。
此外，还要向学生说明，除了上述思想外，当时竞相传入中国的，还有其他五花八门的西方思想流派和理论体系，如杜威的实用主义，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和超人哲学，欧文等人的合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伯恩斯坦、考茨基的“议会主义”，施蒂纳、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各种形式的无政府主义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等。这些理论、学说虽不尽相同，甚至迥然有别，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不能从根本上满足中国社会当时最为紧迫的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诉求，因而无一例外地遭到中国人民的摒弃，呈现出一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由此得出结论: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没有成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