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依次讲述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鸦片战争失败激起的新探索，二是辛亥革命失败引发的新思考，三是新文化运动揭示的新主题。由此说明传统价值观念被颠覆及其遭遇彻底批判，为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扫清了障碍。
1﹒鸦片战争失败激起的新探索
这个问题是对上编内容的复习和总结，又起着导入新内容的作用，教学中应首先重申上编讲授中提到的: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使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和文化危机，这种双重危机演变成“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严酷的事实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和有识之士看到中国封建社会和传统文化的腐朽和没落。为了救亡图存，寻求富国的道路，人们纷纷将目光投向西方，希望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学到富强的真理，于是激起了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新探索。毛泽东就指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1]于是，先进的中国人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向西方学习的热潮。
为解决器物不如人的问题，搞洋务运动。林则徐当时就看到:英国“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乘风破浪，是其长技”[2]。1840年10月他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最早提出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3]的建议。魏源从鸦片战争战败的奇耻大辱中看到“夷之长技三:一、战船，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4]，并指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四夷者，四夷制之。”林则徐、魏源等人直觉地认为，只要把洋人这几样“长技”学到手，就能达到“制夷”的目的。
甲午战败，中国的有识之士如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他们醒悟到:在科学技术的后面，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政治制度。于是，中国人在向西方的学习上又跨出了一大步:为解决制度不如人的问题，搞维新变法，变封建专制为君主立宪；搞革命起义，变封建专制为民主共和。但是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先进分子所选择的这些先进理论武器，“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5]，还是无法改变中国向半殖民地社会沉沦的命运，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后的北洋军阀统治，使得人民陷入了深深的绝望、苦闷和彷徨之中。吴玉章说:“辛亥革命给长期黑暗无际的中国带来了一线光明，当时人们是多么的欢欣鼓舞啊！但是，转瞬之间，袁世凯窃去国柄，把中国重新投入黑暗的深渊，人们的痛苦和失望，真是于极点，因此有的便走上了自杀的道路。”[6]由此引出本部分的新内容“北洋军阀的统治”，即辛亥革命失败引发的新思考。
2﹒辛亥革命失败引发的新思考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步步走向专制，同时在文化上采取复古措施，这是在政治、文化两个方面倒行逆施，因而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其结果是政治专而不治，文化复古倒退，政治危机和文化危机都未解决。这样就带出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启示: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没有成功，要求新的探索，寻找新的出路。(www.xing528.com)
那么，中国的新出路是什么？人们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进一步“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而且“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7]。于是，新文化运动的狂飙猛然而起，中国对西方文化的选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进行新文化启蒙。
3﹒新文化运动揭示的新主题
一是要说明什么是新文化运动？其主要内容是什么？它揭示了怎样的新主题？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可以概括为“更新文化价值观念以改造国民性的运动”，其内容是用“人权”(自由平等)观念取代纲常伦理，以科学(精神和方法)取代迷信盲从，确立民主科学的现代价值观念作为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以培养有独立自主人格的现代公民，它揭示了文化革新的启蒙主题。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敬告青年》一文中对“青年”重新定性:所谓青年，不单是指年纪轻、体魄壮的人，更指具有“脑神经”的人。这样的青年才能“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他还对青年提出了六条希望和要求，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来分析启蒙知识分子宣传的现代文化意识。他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更是指出:“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他逐渐醒悟到:“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于是引发了人们“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伦理的觉悟”亦即个性解放。[8]
二是要说明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为什么把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孔学。孔学因与皇权结合而政治化，皇权因与孔学结合而伦理化，它不仅支配着人们的认识、思维和社会行为，而且融化浸透到人们的观念意识、思维定式、风俗习惯中。由于孔学提倡的是“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提出“建设西洋式之新社会，组织西洋式之新国家”，即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目标相悖。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批判孔学，是为了反对孔学对人们的思想禁锢，从而使人们去独立思考。
三是要说明五四前新文化运动是如何推动历史和人民进行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新文化运动彻底反对封建阶级的旧文化。引鲁迅的话:“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9]在鲁迅看来，这铁屋子正是由传统的封建文化和专制制度一起构成的，新文化的启蒙就是要唤醒昏睡待死的国人。于是他写《狂人日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10]；又写《阿Q正传》，描述封建制度与文化束缚下形成的典型扭曲人格。这样就从深层揭示了传统封建礼教杀人吃人的本质，从而为推倒封建文化，引进新的文化和政治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第二，新文化运动对民主和科学的张扬，对旧文化、旧风俗、旧礼教的批判，否定了两千年来封建正统的思想权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封建主义文化以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使广大人民敢于独立思考问题，敢于吸收新思想，这就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条件。第三，新文化运动培养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恽代英等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总之，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不断向西方寻求真理。林则徐的“西学科技”主张是西学的理论先导；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方略把西学推进到可以操作的层面；洋务派是器物层面西学的第一批实践者；郑观应等提出“西学资本主义具体制度”，是将西学从器物层面引向制度层面的有识之士；康有为的“戊戌变法”开始了制度层面的第一次尝试；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为中国引进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虽在制度层面的整体内容上作了全面推动，但因把劳工农民阶级排除在革命动力之外而使制度层面的西学之路走到了尽头。不甘放弃西学的新文化运动领导者又将西学从制度层面推进到观念层面，使中国人民的思想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为新一轮西方思想传入中国打开了方便之门，同时也给中国人民提出了新的难题:面对形形色色的“主义”，历史和人民该如何和怎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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