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历史与人民的选择：中国近代史纲要教学导论

第一章　“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教学论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讲授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个主题可以有不同讲法。一种是在宏观上将问题放到整个近现代史较长的时间段中，讲授近代以来中国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阐述和解释中国人民面对反帝反封建的双诉求，在特定的国际环境的双向刺激下，马克思主义同诸多现代思想一起被引入中国作为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在进步与保守的反复较量中，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中国共产党成立并参与领导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及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使之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帮助学生从整个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得出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另一种是在中观上将问题放到“三个选择”的统一整体中，通过讲授“三个选择”之间的内在关系，帮助学生理解在近现代中国发展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必然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再一种是在微观上将问题放到统编教材“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以从马克思主义传入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史实为依据，重点在逻辑上集中阐述这个问题。下面就第三种讲法进行论述。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分三部分内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与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三部分内容基本上是按照历史顺序来安排的，其中涉及了“选择马克思主义”和“选择中国共产党”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是密切关联的: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没有对中国共产党的选择，马克思主义就不能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所以在教学中首先要讲清“历史和人民为什么和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只有把这个问题讲清了，才能讲清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

为了突出主题，围绕教材中所涉及的内容应该相应地提出三个问题。

第一，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依据是什么？这个问题涉及三个方面内容:一是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探索救国真理的路径，可称之为“鸦片战争失败激起的新探索”；二是辛亥革命失败导致新文化运动发生，可称之为“辛亥革命失败引发的新思考”；三是新文化运动与思想解放的潮流，突出文化更新的历史主题，可称之为“新文化运动揭示的新主题”。这三个“新”主要说明，传统价值观念是造成国民性软弱的根本原因，不批判传统价值观念，文化观念不更新，就不会有现代化的公民和现代化的国家，现代新思想的权威就不能树立，从而马克思主义也就不可能成为中国历史和人民的选择。(www.xing528.com)

第二，历史和人民为什么没有选择其他形形色色的“主义”？五四运动后思想领域出现“问题与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三次论战，其实质是选择马克思主义还是选择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主义，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另外，20世纪20年代国共合作发动大革命，孙中山提出“新三民主义”，在当时及其后一段时期内，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成为有较大影响的思想体系，那么历史和人民为什么没有选择改良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三民主义？这个问题也涉及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十月革命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可称之为“十月革命带来的新视角”；二是五四运动使先进分子看到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巨大力量，引出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和中国共产党诞生，重点讨论改良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为什么没有成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可称之为“五四运动唤起的新觉悟”；三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及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国共合作领导大革命，引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何未能成为历史选择的问题，可称之为“中国共产党展现的新局面”。这三个“新”从几个侧面也突出了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第三，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满足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对中国人来说，马克思主义开始时与其他近代西方文化一样，也属于“外来文化”，只是传入中国的诸多思想流派中的一家，而且是较晚的一家。但马克思主义却在与其他国外思潮的比较和选择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人民改造社会的指导思想。那么，同是外来文化，为什么独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大力发扬，并成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这个问题涉及两方面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功能，满足了中国革命产生的双重诉求，可称之为“中国革命产生的新诉求”。二是从文化形态上说，虽然马克思主义与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这两者在话语上又有某种相通之处，这在客观上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民众所认同和接纳，可称之为“中国文化危机引起的新审视”。这两个“新”从正面说明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有利于被历史和人民选择的优越性。

上述三大问题涉及八个方面的内容都以“新”字显示，既体现了历史发展进程的递进关系，同时又突出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历史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