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老船厂解决三大成本问题

国有老船厂难负三大成本^[1]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绝大多数老的国有企业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曾为国民经济发展和满足社会需要起了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国企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但传统的国企因积压问题甚多，窒息了企业的生机与活力，压抑了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适应市场能力较差，经济效益欠佳。政府和社会对国企时有不同评说，不少国企领导和职工也流露出些许不解和困惑。国企为何经济效益不好，必须弄清楚原因，它涉及的面相当广，牵涉的社会经济深层次问题又比较多，需要从实际出发，作历史的、客观的、正确的分析，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

成本是一个基本的经济学范畴，许多经济学家和企业家总是用相当多的时间在研究成本问题，它成了经济学和微观经济研究的主题，所以成本管理在企业管理中居于核心地位。

但是，传统的成本管理对于当代经济环境具有明显的不适应性。传统的成本理论是以企业的生产经营为出发点，主要研究企业的生产成本，即人们常说的会计成本。随着经济理论的发展，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和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面对国企目前所处的环境，有必要将研究的触角延伸到生产过程前后所发生的成本上来。企业作为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一个细胞，在其经济活动中，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社会之间总要不间断地发生各种各样的成本费用。本文结合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情况，就国有企业除生产成本之外的历史成本、社会成本和改革成本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历史成本成为历史包袱

江南造船（集团）公司是有136年历史的老厂，历经百年沧桑，历史包袱沉重，厂房设备陈旧。目前，1904年建造的矫正机、1918年购置的三星轧车和1930年生产的350吨油压机仍在造船事业部加工车间内负重运行。1931年国民党时期建造的飞机库至今仍在作厂房使用，现在江南造船（集团）公司的经营者和管理部门的办公场所还是1940年日本占领江南造船所时建造的综合楼。在原求新造船厂厂区内有5幢1923年建造的房屋，现仍是企业的宿舍、食堂、军代表室和事业部办公室。由于设备老化、厂房陈旧，每年都发生大量的修理费。

老企业也存在人员结构老化的问题。我公司仅离退休职工就有9160人，其中离休干部133人。许多老职工过去几十年为企业、为国家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们不仅为社会提供了好的产品，为国防提供了好的装备，还为企业增加了许多资产，给国家上交了相当大的利税。而这些职工当时并未拿到应有的报酬，现在年纪大了，生活水平普遍不高。这些为国家在计划经济下进行原始资本积累承担了成本的职工，理应由政府根据其工作年限长短作出足额的补偿，但事实上由于社会保障体系至今仍不健全，企业仍然是社会保障各类费用的主要承担者。比如：离休干部活动费、老职工困难补助费、职业病疗养费、家属医药费、退休老职工中的一老养一老补助费，还有650名已病故老职工的遗属的生活困难补助费。上述各项历史成本合计为1800余万元。

长期以来，在高度集中、统购统配的体制下，国家直接管理企业，称作国营企业。企业中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职工是“单位”的人，在单位工作，在单位拿工资，在单位分房，在单位医院看病，有了困难找单位，大事小事都由单位解决，直到人生终了最后的悼词也要由单位领导宣读。对江南造船（集团）公司而言，面对9000多名老职工，企业成立了退休职工管理委员会。为便于工作，下设20个工作站，297名组长奔波于全市各行政区、街道和居委会，为老龄职工服务。可见，老企业所承担的历史成本是巨大的。

另外，长期以来企业办社会形成的非经营性资产相当多，这也是国有企业特有的历史包袱。

社会成本五花八门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企业，是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是国民经济的细胞。企业通过不断地创造财富，为社会增加更多的积累，使社会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促进了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作为具有法人资格的纳税人，已通过照章纳税为国家作出了贡献。本应是政府管社会、企业搞经营，但由于历史原因，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政府管企业、企业办社会。一个大的国有企业差不多就是一个社会，国企至今仍然承担着相当大的社会成本。

社会成本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的。比如，每年企业须按在册职工数的1.6%安排残疾人工作，如未达到规定比例按差额人数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2000年我公司差额52人，应按其工资总额的1.6%计算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企业每年支付1960年代支农职工的生活费100多万元；公司武装部编制十多人，看护着18门大炮及部分轻武器，每年经费数十万元；企业还有一支由60多人组成的消防队，配有3部消防车，每年开销数百万元。企业每年还必须支付社会献血补助费、职工子女幼托费数十万元。如上，企业每年承担的社会成本合计为980万元。这里还不包括企业所办的职工医院、技工学校和招待所的大量开销。我认为，国企实在是承担了过多的社会职能，过多的负担使国企疲惫不堪，疲于应付。

值得注意的是，长期在计划经济模式下从事产品生产的国营工厂，存在着用人过多、吃“大锅饭”、一个人的活三个人干的现象，其后果已逐步显现。一大批在“低工资、高福利”的国营工厂干了几十年的产业工人，吃惯了“大锅饭”，高不成，低不就，年龄又偏大，其技能缺乏竞争力，这批人约占职工总人数的30%。这是一批并不勤快的简单劳动者，理应推向社会，让他们在市场上寻找适合自己的职业和岗位。大家知道，市场经济要求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但考虑到社会安定和职工的生活，政府一直强调也最易操作的就是要求企业承担稳定职工队伍的社会责任，所以目前这些冗员多数还在企业里，这些冗员的相关费用相当大，冗员成本实质是社会成本。(www.xing528.com)

改革成本越来越大

改革是必要的，但任何制度的变革都要付出代价。改革把我国传统的经济体制转向新的市场经济体制，目前我国尚处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之中。改革当然要支付相应的改革成本，而且成本总是在获得收益之前就要投入。改革成本也不例外，问题在于本应由政府承担的改革成本事实上主要由国有企业承担了。

自1979年至1993年的14年间，政府曾12次发文，因物价改革而对职工进行补贴，其费用均由企业列支，其实质是“政府请客，企业买单”。2000年本公司按月平均13000人计算，全年支付各种补贴为1200余万元。

改革是利益关系的调整，上述这些改革前由自来水公司、煤气公司、电力公司、粮食公司、公交公司承担的成本或亏损，通过政府的一份改革文件转嫁到企业身上。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提高了，上述公司得到“涨价效益”；企业职工的损失又通过物价补贴的形式给予适当补贴，使大多数职工的收支基本平衡。而物价改革的成本则由以国有企业为主的企业支付了，这是很清晰的图像。显然，国企原有的效益被转移了。

各类工资附加费也是企业一笔很大的开支。改革开放以来，企业的工资附加费直接受到政府各种改革措施与政策出台的影响。如：从1987年开始推行的社会统筹，企业即按工资总额的25.5%缴纳统筹费；1991年上海市政府推行的城镇职工住房制度改革，企业须缴纳住房公积金；1994年起缴纳待业保险费；1998年始缴纳医疗保险费等等。现将目前企业按工资总额所缴纳的部分工资附加费列表如下：

以上4项合计金额为8145万元，为工资总额的39%。综上所述，仅2000年一年，企业所承担的历史成本、社会成本和改革成本共计12125万元。今年以来医保进一步改革，失业保险费率增加，企业直接缴纳出去的工资附加费又将增加4.5%，改革成本越来越大。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在一段时间之内，总是某些利益主体承担了较多的成本，而分享了较少的利益；可能另一些利益主体承担了较少的成本，而分享了较多的利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较多的成本是由国有企业承担的。国企作为传统体制的核心组织，充当着改革铺路石的角色，使政府有了花钱改革的资金来源，促成了旧体制框架的松动，推动了新体制要素的生存和发展。国企在改革中付出了极大的成本，就像是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

应该说，企业作为纳税人，已经为政府和社会作出了贡献，许多改革成本理应由政府支付，有些成本应平均分摊才是。但事实上，因已经亏损或倒闭的企业难以分摊，改革成本只好在目前尚能承受的企业范围内分摊，其结果是目前尚可的企业承担了较多的本不该由该企业承担的改革成本。

随着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在买方市场的态势下，竞争日显激烈，有时已达到近乎残酷的程度，每拿到一份订单都不是易事，产品经营已进入微利时代。在这种情况下要企业增大产出谈何容易！在此背景下，政府若不断推出改革举措，并与有支付能力的企业工资总额挂钩，增加工资附加费，加大企业对外支付额，对于这种越来越大的改革成本，企业的消化能力是有限的，国企是难以承受的。

人们不得不正视这样的事实：从1980年代初至今，国有企业改革是“投入—产出”效益最低的，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国有企业终究是国家的脊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在企业，企业兴则经济兴、企业衰则经济衰，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推动。科技的发展不一定全在企业，但科技的运用一定得靠企业。所以，如何正确评价背着沉重历史包袱的国有企业，如何支持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角度理解，都应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切实关注，需要作深入的调查研究，真正把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列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突出的主题。

【注释】

[1]本文刊登在《中国船舶报》（2001年7月27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