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教育的发展及对孔子修五经的影响

66.楚教育

楚教育的发轫与学校的设立，文献上都没有直接说明，但间接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如君王的师、保，可能就是楚教育的发轫。公元前15世纪，鬻熊为周文王师，周武王、周成王问焉，从问答的内容来看，语气是君臣对话，可以看出是师生关系。而到公元前688年保申谏楚文王并笞之，“束荆五十，跪而加之于背”^[2]，可以明显看出师生关系和教育方式。

再从公元前582年《左传·鲁成公九年》：晋侯视察军械仓库，看见楚囚钟仪，两人有一番对话，从中可以看出，（1）楚共王太子的时候也有师保；（2）钟仪的父祖是乐官，钟仪世袭乐官，都是受的家庭教育。师生关系是年长的臣教君，或年长的父教子，即年长教年幼的。这样的关系，以后发展到长者为师、幼者为生的师生关系，对传授技巧来说就是师徒关系。

公元前595年，楚庄王使士宜傅太子箴（后为楚共王），士宜辞曰：“臣不才，无能益焉。”王曰：“赖子之善善之也。”对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将至，若不欲善，善则不用。”王卒使傅之。从这一段对话可以看出：（1）楚共王七岁发蒙；（2）师傅是士宜（楚申公史老，当时约30岁，学识丰富）。士宜勉强答应傅太子，庄王不放心再去问楚贤大夫甲公叔时，叔时详细说明了教育的课本和方法。现将《国语·楚上》十七卷《庄王使士宜傅太子》全文录下。

庄王使士宜傅太子箴，辞曰：“臣不才，无能益焉。”王曰：“赖子之善善之也。”对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将至，若不欲善，善则不用。故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启有五观，汤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有元德也，而有奸子。夫岂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烦，可教训。蛮、夷、戎、狄，其不宾也久矣，中国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

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明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

“若是而不从，动而不悛，则文咏物以行之，求贤良以翼之。悛而不摄，则身勤之，多训典刑以纳之，务慎惇笃以固之。摄而不彻，则明施舍以导之忠，明长久以导之信，明度量以导之义，明等级以导之礼，明恭俭以导之孝，明敬戒以导之事，明慈爱以导之仁，明昭利以导之文，明除害以导之武，明精意以导之罚，明正德以导之赏，明齐肃以耀之临。若是而不济，不可为也。”

“且夫诵诗以辅相之，威仪以先后之，体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节义以动行之，恭敬以临监之，勤勉以劝之，孝顺以纳之，忠信以发之，德音以扬之，教备而不从者，非人也。其可兴乎！夫子践位则退，自退则敬，否而赧。”

《国语·楚语上》一次说出老师教学生的9门功课：

（1）教之春秋，崇善抑恶，以戒其心。当时的春秋是以天时记人事，谓之春秋。

（2）教之世，昭明德、废昏乱，以静制动。

（3）教之诗，导广显德，耀明其志。

（4）教之礼，使知上下尊卑的法则。

（5）教之乐，以疏秽镇浮，所以移风易俗。

（6）教之令，使访物官，令谓先王之官法、时令。(www.xing528.com)

（7）教之语，治国的善语，如鬻熊所答上世之政。

（8）教之故志，使知兴废、慎言行，故志是前世成败之书。

（9）教之训典，训典是五帝之书，惇序九族。

这九种书不是孔子所修的五经（易、诗、书、礼、春秋），因为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而申叔时谏议读这九门功课在公元前595年，早孔子出生半个多世纪，孔子当时不可能修五经，这些书可能是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一类的书。^[3]

申叔时这一段谏议中，还说到教了9门功课还不能从善，则求贤良辅之，以身作则，耐心教育，甚至采用体罚，还用诵诗相辅，使太子做到忠、信、义、礼、孝、敬、仁、文、武、罚、赏、肃12字，明确指出教太子的目的，达到善的境界。

最后一段说：假若读9门功课，采取各式各样的方法还达不到12字的目的，这就不是人力所能教育的，等到太子接王位时，老师自动退出。

申叔时所叙述教太子的课程、方式、方法、目的和效果，一直绵延五六百年到西汉的贾谊，他写的《傅职》^[4]与申叔时所云大同小异，也列八九门功课，说明这些功课至汉代还在使用。很明显，孔子修五经厘定礼、乐、射、御、书、数六种课系，是据楚教育文化总结而发展的。

楚国最早的教师是鬻熊，他是周文王之师，也是楚国之师。楚庄王聘士宜为太子之师时所说的“以子之善、善之”，也就是鬻熊对成王所说的：“兴国之道，君思善则行之，君闻善则行之”；“有义然后有教，有教然后有道”，先有教化才能实现治国之道。

鬻熊是楚近祖，庄王是他的第19代孙，说“赖子之善，善之”，如数家珍。《鬻子》一书为楚教育留下了确切的资料。鬻熊以后，执行楚教育制度的老师，一为官方的师傅，一为私方的隐士。

官方的师傅，除士宜外，著名的还有左史倚相、左徒屈原，都是楚王族商官。而隐士却是有学问的老百姓。这些有学问的隐士，如老莱子、接舆、狐丘丈人、长沮、桀溺、南公、曷冠子、东宅公等，他们退居乡野陋巷，不愿做官，隐姓埋名，“隐居以求其志”^[5]，塾教几个学生，身耕劳动，维持贫寒生活，而形成私塾教育，个别教授，不分班次，主要作为启蒙，教学生识字，会写、会算即成，由此而发展为私塾教育。高层次的就是讲学，传播学术观点，以后就形成了书院。楚地的书院，在全国最著名。唐贞元中（公元785-805年），李渤隐居于庐山，至宋遗址改为白鹿洞书院，为藏书和讲学之所。自此，书院之名遍及全国，以长沙岳麓书院最盛，湖北省汉阳凤栖山书院也相继建成。书院都是私人或官府培养学子的场所，一般都设立在山林名胜之地。由名学者讲学，收纳不同年龄的学子，采取个别读讲或钻研，课程以经籍为主，同时也议论时政，对我国各派的学术思想都有很大影响。

武汉的书院绵延了一千多年，宋时凤栖书院由朱熹的女婿黄干创办，位于今汉阳莲花湖南面的凤凰山上。现存有古银杏树一侏，树围4.3米，高25米，树龄超过700年。黄干（公元1152—1221年），字直卿，福建人，受业朱熹。当他任汉阳军郡守时，在郡治后凤栖山建有“四先生祠”，四先生是理学家周敦颐、两程（颢、颐）、游酢和朱熹。祠内设立书院，招揽四方学士，传授理学精义（引自朱衣《嘉靖汉阳府志》）。古银杏树与书院同时同地存在，现书院早毁，古树仍开花结果，是书院的历史见证。

其次是江汉书院，约成于1369年，原设于江夏县治西，1644年移于粮道街东头。清末山长为黄云鹄（国学大师黄季刚之父）。江汉书院绵延500多年，其间，武汉还同时存在濂溪书院、东山书院、勺庭书院、晴川书院等。最兴盛时期，是张之洞任湖广学政和总督时期。先于1863年在武昌三道街横街头口创立经心书院，再于1889年创立两湖书院，由张之洞同年学长梁鼎芬（公元1859—1919年，广东番禺人）具体负责，聘任著名学者分科授课。学生定额为240人（湖南、湖北各100人，茶商子弟40人）。学生免费食宿，还发给制服和每月零用费。学生整队外出，路遇张之洞或梁鼎芬时，张、梁落桥让路，学生受到社会人士的高度重视。1902年，派学生黄兴（克强）、张继煦（春霆）、李书城（筱垣）、周维城（千臣）、万声扬（武定）、卢弼（慎之）等31人，赴日本留学。这些学生业余创办《湖北学生界》刊物，议论时政，宣传“教育救国”，结业回国后，领导辛亥革命，大力兴办湖北教育。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废除1 000多年的科举制度，将书院改为学堂，再分为文普、师范、武普、专科、大学等。书院的创立、发展，以及改名为学院、大学，只是时代的需要，而书院的一长制、教授的聘任、社会的尊重、专题的钻研、民主的讨论、自由的风尚、洋为中用，开废止科举制度之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