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老子及其学说[85]
我国古代史都是根据孔、孟的观点整理出来的。自从汉代“独尊儒术”[86]后，我国的古代史基本上成了中原史，独叙黄河中下游文化的发展。至于其周边的文化，则认为是东夷、北狄、西羌和南蛮文化，都是带虫旁的野蛮文化，与中原的文明不可同日而语，这种观点和实践实际上分裂了中华民族整体文化。在地域上局限于一地；在时间上缩短了一两千年；至19世纪，疑古派盛行，贬低《山海经》、《禹贡》的作用，尤其是对老子其人、其事、其道都在怀疑之列。
《史记·老庄列传》开宗的明义地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也，姓李，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老子隐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西王邛太傅，因家于齐焉。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耶？”
司马迁撰老子传凿凿有据，毋庸置疑。可是，19世纪疑古盛行，标新立异，泛滥成灾。一些著名国学大师多被牵入。如《老子》一书成于何时？梁其超、顾颉刚、钱穆、范文澜、冯友兰等认为是战国时的著作，而胡适、唐兰、郭沫若等则认为是春秋末成书的。尤其是钱穆《老子辨》[87]：“老子事可论者，一其人事迹之真伪，一其书著作之先后。余疑《史记》所传老子姓氏邑里事业及其子孙，颇不可信。”[88]并在同书《再论老子成书年代》中又举出上十条理由，肯定《老子》后于《庄子》。他们的怀疑都受到了时代的局限，在20世纪末由于科学考古的发掘，出土文物资料证明他们的怀疑是多余的。
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发现道德经帛书，1993年冬荆门郭店出土老子竹简，证明对老子其人、其书的怀疑逐步减少；相反，对司马迁《史记·老庄列传》增加了信任成分。预计，今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将会证明司马迁写《史记》是实事求是、有所根据的。(www.xing528.com)
另外，疑古者曾举出《史记·老庄列传》：“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或曰，儋即老子”。疑古者以司马迁之矛攻其盾，殊不知司马迁身为太史公，遵循史学家优良传统秉笔直书的原则，有闻必录。他写的是当时汉代学术界的实情。当时社会上有这样的传说，所以秉笔直书，而他本人是不相信的。他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写道：“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很明显，司马迁将老子与老莱子视为两人。在《老庄列传》中也说：“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这都说明，司马迁并没有将老子、老莱子和儋互相含糊混淆。
老子思想的产生，与其社会背景有密切的关系。老子（公元前571—前471年），比孔子约长10岁，而卒于孔子（公元前479年以后）[89]后，享年过90多岁。他出生前陈国已被楚破灭几次，国弱民疲。老子青少年时正受其害，耳闻目睹大国的强暴和小国的软弱。公元前534年（楚灵王七年、周景王十一年），“冬十一月壬午，楚师伐陈，执陈公子招，放之于越，杀陈孔奂”[90]，陈国遂被楚灭。楚师的统帅是公子弃疾（后为楚平王），血气方刚，残暴乱杀，陈国臣民，多避祸逃离。当时老子约40多岁，可能是这时期逃离家乡（今河南鹿邑县太清宫镇[91]），西入东周洛阳为“击守藏室之史”。周藏室是周王朝的国家图书馆，老子当上了管理典章图书的史官，掌握文献资料、熟知阴阳天时，参与各种祭祀，执简记事。这是古籍上所载老子唯一的官职，其余的时间都是隐士。
隐士是隐居不做官而有知识的学者，当时楚国的隐士盛行。孔子游楚时曾遇见长沮、桀溺、荷滌丈人和楚狂接舆。[92]这些隐士隐姓埋名，居于市郊山林，生活清苦，处世淡泊、恬静、超然，对问题深思熟虑。老子就是当时的隐士之一，不言自己的父母、姓名、籍贯、年龄和身世，致使后人猜疑。自汉代开始，历代的学者多提出疑问（见后），当然正常的怀疑是可以澄清的。但是，自［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求”起，将儒、道等严格分开，势不两立，正如孔子所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见前段）。
老子对我国哲学思想史的贡献是巨大的。他提倡“道”永远存在，是物质实体、规律和基础，道“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25章）。他反对一切神仙。老子思想具有一系列辩证因素，他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正与反对立统一的。在《老子》中，常见贫富、智愚、祸福、善恶、贤不肖、生死、治乱、损益、刚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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